清咸丰十年（1860），中国与英、法两国签订了《北京条约》，不久，英、法、美、俄等国公使进驻北京。同年十二月初三日，恭亲王奕等奏请在京师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初十日，咸丰帝批准，并谕令由奕、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管理。咸丰十一年（1861）三月初九日，奕奏请，将东堂子胡同内一处民宅改建为总理衙门办公之地，其东半部为京师同文馆（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前身），西半部则是与各国使节进行外交活动的场所。
清政府第一个出国考察团出访欧洲前的合影
赫德提出派团赴欧考察
总理衙门设立后，其成为总揽洋务、外交的中枢机构，而奕却感到力不从心。关于《北京条约》中互派使节一条，奕除考虑费用与人才问题外，最为担心的还是礼仪问题。如果中国使节到西方行西方礼，外国使节就可能要求见中国皇帝时也行西方礼，这是清廷绝不允许的，所以奕一直不敢向皇帝提派使节的请求。就在这时，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出现让奕不再踌躇。
赫德，英国人，曾在宁波英国领事馆担任翻译，同治二年（1863）十月，正式担任海关总税务司，第二年加按察使衔，成为清政府的正三品大员。作为清政府的雇员，他让中国海关迅速完善。赫德认为“如果政策改变了，中国可以成为各国的领袖；如果政策不改变，它将变成各国的奴仆”。同时，他还一直主张中国应派遣使节出国，为此经常劝说奕和文祥。
同治四年（1865）七月十八日，赫德来到总理衙门，向奕请假6个月，准备回英国结婚并看望父母。他提出，总理衙门可以派一两名同文馆学生，随他前往欧洲考察，费用则由海关先行垫付。
经过一番酝酿后，同治五年（1866）正月初六日，奕给同治帝递上了关于为拟酌派官生随同赫德赴外国游历采风的奏折。他在奏折中指出：自换约以来，洋人往来中国，对于中国越来越熟悉，而中国对外国了解很少。双方交涉时，总有隔膜。请皇帝派人到各国了解情况，以便提供外交参考。在同文馆内，有几名学生对外语能粗识大概，如果派他们出国游历一番，也可增长见闻。但他们职级很低，此次与以往派使节去各国不同。所以“必须有老成可靠之人率同前去……不致因少不更事，贻笑外邦”。前任山西襄陵县知县斌椿，现协助赫德办理文案，办事都还妥洽，可以派他与其子广英带同文馆学生随赫德前往，“即令其沿途留心，将该国一切山川形势风土人情，随时记载，带回中国，以资印证”。为了“以壮观瞻”清政府赏斌椿三品衔，为总理衙门副总办；广英与英文馆学生凤仪、德明（张德彝），均赏六品顶戴；赏法文馆学生彦慧赏七品顶戴。
奕选定斌椿带队，一是认为他办事老成；二是因为他是内务府正白旗汉军。而且赫德向奕请假前，早已与一些总理衙门的官员谈过此事，大部分官员将此次出使欧洲视作“苦差”，只有斌椿乐于前往。
出访欧洲数国大开眼界
同治五年（1866）正月初十日，奕在总理衙门接见斌椿、广英等人组成的考察团。恰巧各国公使也纷纷来拜年，当他们听说清政府要派人到欧洲考察都很赞同。随后，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徐继畬送给斌椿一本《瀛环志略》供其参考。正月十九日，考察团前往天津。二十一日，他们离开大沽口前往上海。二月初七日，考察团在上海登上了开往法国的轮船，该船先行前往香港。这是斌椿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船，他惊叹“器具精洁，肴馔丰美”，“烛光照耀，入其中者，目迷五色”，“无不精妙”。考察团在香港短暂停留后，南下经越南等国，在二月十八日到达此次考察的第一站法国马赛。
马赛“楼宇皆六七层，雕栏画槛，高列云霄”，“街巷相联（连），市肆灯火，密如繁星”。而且考察团在下榻的酒店内还见到了升降机。二十二日晚，他们乘坐火车前往巴黎。在巴黎，人们已经开始使用两轮车（自行车），考察团的成员们在参观完巴黎的博物馆、花园、街道后感慨不已。驻法国的各国使臣闻讯后，都纷纷拜会这位从大清国来的大臣。斌椿则保持着东方人的矜持，在他与各国使臣见面时，总是正襟危坐，还不停地摇着手中的折扇。在考察团参观造币厂、造船厂等地时，斌椿却缺乏兴趣，有时会称病，让儿子广英代他应酬。
四月初四日，斌椿一行人来到英国伦敦。这里“人烟稠密，楼宇整齐”，但他看到“西人好洁”，却用纸“拭秽”，实则浪费。在伦敦，考察团参观了剧院、医院等地，但斌椿对英国的兵营、军器局、工厂仍不感兴趣。他保持了中国士大夫不屑于“武夫”“兵事”的传统。二十三日晚，斌椿应邀参加了维多利亚女王专门为中国考察团举办的宫廷舞会。在翻译官的引导下，斌椿来到白金汉宫，成为进入此地的第一位中国官员。在众官员簇拥之下，斌椿走进宴会厅，有“公侯大臣四百余人，命妇八百余人”参加晚宴，宴会厅之大，令他瞠目结舌。第二天，维多利亚女王亲自接见了斌椿等人。斌椿十分感激，他对女王说：“蒙君主优待，得以浏览胜景，实为感幸。”女王表示：“此次游历，惟（唯）愿回至中华，两国愈加和好。”
著《乘槎笔记》促中西交往
考察团在英国逗留了五个星期后，先赴荷兰、丹麦两国，又赴北欧。在瑞典，考察团成员游览了北极圈内的小城，并看到极昼奇观。随后，考察团又前往芬兰、俄罗斯、德国，四月十九日启程归国。
斌椿回国后，他将沿途见闻及观感著成一部《乘槎笔记》，并呈报总理衙门。奕感觉斌椿对西方“虽不能毕悉底蕴，其于所历之国山川形胜风土人情，尚能笔诸日记，略举端倪”。《乘槎笔记》记述了各国对考察团的盛情款待。当时，中西交往开始未久，西方各国都希望能与中国交好，多开展贸易，所以对中国客人皆尽地主之谊。《乘槎笔记》对西方的街道、宫殿以及歌剧、照相技术等描述详尽，而对军事、工商业、政治制度等则是一带而过，甚至绝口不提。以斌椿的地位和见识，他对这些深层次的东西既无兴趣，也无法理解。
1853年，在美国军舰的威逼下，日本也被迫开国。1860年2月，为互换《日美友好通商条约》的批准书，日本第一个正式外交使团乘美国军舰横跨太平洋，他们看到了西方的繁荣和大清的衰落，回国后便开始推动倒幕运动。相比而言，中国的革新总是步履蹒跚。英国参赞密福特认为，斌椿“父子完全不能够对他们将看到的一切作出公平的评价”，但他也承认，斌椿考察团迈出“朝向在欧洲设立常驻使馆和改善这里关系的第一步”。这可能就是清政府派出的第一个出国考察团的意义所在。
清同治五年（1866）十一月十九日，奕奏斌椿考察团游历欧洲各国采访情形的折。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提供档案
来源：中国档案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