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的第二次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大会上，3月8日被定为国际妇女节。新中国成立后，“三八”妇女节成为一个法定的假日。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中国人庆祝妇女节并不是从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的。1924年3月8日，时任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部长的何香凝在广州发起了“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争取妇女解放”等口号，成为中国纪念妇女节的开端。一年后的1925年3月，妇女节纪念活动扩展到了中国的其他几个大城市，天津就是其中之一。

　　天津的前两次妇女节纪念活动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1925年3月7日，天津的《大公报》上登载了一篇《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之传单》的文章，文中说，三月八日为“国际妇女节”，这一天是用来“表示世界妇女在妇女国际运动中之能力”的日子。这是天津人第一次知道还有“妇女节”这么个节日。传单中指出，“中国国权为帝国主义、军阀官僚所掌握，处于附属地位的中国妇女所受的压迫更加一倍”，号召中国各阶级妇女团结起来，亲身参与建设社会秩序的工作，以达到完全解放的目的。发布这张传单的“天津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于1924年12月21日，其发起人就是时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委员的邓颖超。3月8日下午，由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组织的天津第一次“三八”国际妇女节纪念大会在南开女中举行。主席江韵清致开会词后，由达仁女学的学生合唱了《国际歌》，那雄壮的旋律回荡在天津的上空。当时天津共产党负责人之一的于方舟也参加了这次纪念会，并且发表了名为《今后的妇女运动》的演讲，号召要“引导无产阶级妇女到国民革命的路上”。邓颖超也发表了演讲，号召妇女们“认清吾们的敌人”“给他们一个总攻击”。最后，大家共同高呼口号：“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打倒一切军阀！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职业上与男子同等的权利！”参加这次纪念活动的虽然只有50余人，但却使天津的妇女运动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1926年，天津妇女节纪念活动是在位于北马路的天津商务总会召开的，组织者为“天津各界妇女联合会”。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天津组织的又一个妇女团体，成立于1925年6月7日，邓颖超仍为负责人之一。1926年的纪念会与上一届相比，参加人数更多，增至两三百人，内容也更为丰富了，其中最为激动人心的是“女工演说”的环节。这些女工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都长期受到各种压迫，心中积聚已久的痛苦终于得到了发泄的机会。她们向现场的人们倾诉着自己的遭遇，声泪俱下，现场的听众无不深受感染。

　　到了1927年3月，已经是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前夕。在天津，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妇女团体开始遭到严重破坏，因此没有再组织妇女节纪念活动。此后的几年内，随着中国革命陷入低潮，天津没有再举办大规模的妇女节纪念活动。直到1931年3月，中国燃起了抗日的烽火，在爱国热情的激发下，“天津市妇女文化促进会”发表了《“三八”国际妇女节纪念宣言》，高高竖起了抗日的大旗：“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火掀起太平洋的战云，中华民族的碧血染赤了黄海的波涛”“我们要横卧于走入一切战争的轧道上，阻止不人道的惨剧发生！”这样豪壮的话语，即使男子看了也会热血沸腾。3月8日，“天津市妇女文化促进会”又发起了妇女节纪念大会。但在国民党当局的限制下，这次纪念会并没有涉及抗日的内容。纪念会在国民党天津市党部举行，包括国民党党部、社会局、公安局等在内的天津市政府机关都有代表参加。在纪念会上，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委员刘不同发表了一通无关痛痒的议论；中山中学校长蒋逸霄发表的演说中虽然提出了男女教育平等、权利平等、婚姻平等、禁止纳妾、禁止公娼等具体要求，但在当时，这些要求已经是各地妇女节纪念活动的老生常谈，实际效果微乎其微。

　　此后，天津的妇女运动又沉寂下去。正如1934年3月8日的《大公报》所言：“本市因妇女运动组织团体多已无形消灭，故无纪念会。”这与天津市反动势力格外强大和顽固不无关系。比如1936年3月7日，在其他城市的妇女节纪念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天津当局却发布了这样一条命令：“通令津市公安局暨函天津保安司令部，严禁集会游行。两保安机关于奉令后，决于今日施行严密戒严一日。”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上海妇女在何香凝、王燦芝（秋瑾之女）的领导下举行了有千余人参加的盛大集会，并举行了游行示威。

　　虽然如此，天津的妇女运动并没有完全消失。已有的妇女节纪念活动让妇女解放的观念深入人心，社会对于妇女命运的关注明显增强。比如1933年3月8日，《大公报》就推出了一个特别报道《一般女工的挣扎——劳动妇女的职业调查》，该文以调查的方式记录了天津下层劳动妇女的各种苦难，这未尝不是对“三八”妇女节的一种纪念。另外，小范围的妇女节纪念活动并没有停止，其中三八女中是一个亮点。这所学校全称为“三八女子职业中学校”，位于英租界内，由妇女救济院院长张人瑞创办于1931年3月8日。从其创办日期和名称的选择可以看出，这是一所极具女权意味的学校，是谋求女子经济独立的一次实践。此后，每年的3月8日，该校都要举办隆重的周年纪念活动，同时纪念“三八”妇女节。比如1932年3月8日，该校举行学生成绩展览会，刊印了《三八小年报》及《三八纪念特号》。1935年，在天津市女界一片沉寂中，三八女中举办了一场有声有色的纪念活动，特别是该校还创作了一首妇女节纪念歌，歌中唱道：“说三八，道三八，三八纪念人人夸。自从此节成立后，各个争先来参加。读书还要勤劳作，不在闺中作娇娃。人格地位与事业，岂让男儿独手拿。”歌词中宣扬的妇女独立自主思想，极具启蒙意义。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对妇女节开始重视起来。在1946年“三八”妇女节来临的时候，南京政府以中央宣传部、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社会部的名义郑重其事地发布了纪念妇女节的办法，对各地妇女节纪念活动的主旨和内容进行了非常具体的限定。其所规定的八项内容中，所谓“妇孺卫生”就占了四项，除“扫除女文盲”一项有点实际意义外，其余全都是空话。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天津政府的妇女节纪念活动举行了三次，为1946年、1947年和1948年，内容包括纪念大会、发放赈品、庆祝晚会等。这些活动，名义上是由各妇女团体所主办，但实际的操办者是天津市政府社会局，而且经费也来自于市财政，天津市长、议长、社会局长、公安局长等各机关的首长都要参加纪念大会并发表讲话。这一时期，天津市的妇女节纪念活动完全为国民党当局所控制，成为国民党粉饰太平的政治工具，再也找不到抗战前那种革命性和理想色彩了。到了1948年，崩溃前夕的国民党当局主办的妇女节纪念活动政治色彩就更浓了，在新的《妇女节纪念办法》中，明文规定妇女必须要拥护所谓“戡乱”，还要“劝募捐献款物慰劳戡乱将士”“办理为戡乱将士及入伍新兵及其家属服务事宜”。妇女节至此已经完全失去了其原有的意义。

　　（省档案馆编研部 摘编）　　

　　（来源：中国档案资讯网）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4年3月10日　总第2580期　第四版）

1924年12月，邓颖超（前排左一）发起成立天津妇女国民会议促进会。图为该会会员合影（此照片档案现存于天津市档案馆）

1925年3月7日，天津《大公报》登载的《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之传单》的文章（此档案资料现存于天津市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