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军人战死沙场，本可谓死得其所。但张自忠的死，何以壮烈异常，读罢张自忠将军以身殉国前的两封“遗书”，或许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张自忠将军亲笔诀别信

　　誓死报国

　　“仰之吾弟如晤：因为战区全面战争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三十八师、一七九师取得联络，即率两部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若与一七九师、三十八师取不上联络，即带马师之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永离，不得而知，专此布达。”这是1940年5月6日时任第五战区右翼集团军兼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渡襄河截击日寇出发前，致副总司令冯治安的亲笔诀别信的内容。该信原件现珍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简短数语，足以窥见张自忠将军赶赴沙场以死报国的“忠义之志”和“壮烈之气”。

　　其实，张自忠早已抱有必死之决心。据副官朱增元追述：“每次出去打仗，张自忠就留下遗书，回来就烧掉。”他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讲过“我生则国死，我死则国生”的言论。1940年5月1日，他在告将士书中写道：“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要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

　　这两封遗存现世的珍贵遗书，仿佛带我们重回曾经那个波澜壮阔的岁月，让我们再次追寻张自忠将军慷慨赴死的人生脚步，领略中国军人在国家危亡、民族苦难之时所表现出的隐忍和刚毅。

　　弃笔从戎

　　张自忠，字荩臣，后改荩忱。生于清朝光绪十七年(1891年)，家有良田百亩，房屋百间，颇为殷实，为山东省临清县望族。其父张树桂(字冬荣)曾任江苏省赣榆县知县，亦称得上书香门第。张自忠6岁入私塾，后随父至江苏，14岁因父去世，随母归乡。1908年，入临清中学读书。张自忠自小接受孔孟之道及忠、孝、仁、义旧道德的熏陶，经常阅读《三国演义》《精忠说岳传》等古典小说，尤其钦佩关云长和岳飞战死沙场、精忠报国的豪迈。这也铺垫了后来张自忠于乱世之中所选择的人生道路。

　　1911年冬，张自忠考入天津北洋法政学堂,时值中华民族饱受列强蹂躏之苦难，更值辛亥革命浪潮席卷全国之际。张自忠自此接触到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思想受到进步学说的涤荡，秘密加入同盟会，初涉革命。

　　辛亥革命不久，原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凭借其所掌控的北洋军事力量，倚赖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窃取了革命果实，于1912年3月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倒行逆施，妄图复辟。革命形势的风云变化，引发了当时革命党人的反思，他们认为，要想挽救革命成果，推行资产阶级施政纲领，务必要有可靠的武装力量作为坚实后盾，因此，纷纷弃笔从戎。这其中当然也包括秉性豪爽且有侠义之心的张自忠。

　　1914年暑假结束，张自忠投奔奉天省(今辽宁省)新民县陆军第二十师三十九旅八十七团车震麾下受训。1916年，车震将其介绍给当时驻军廊坊的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并在冯的建议下，把字“荩臣”改为“荩忱”，表示“忠诚、信赖”之意，开始真正的军旅生涯。

　　1920年秋，冯玉祥旅成立直属旅部的学兵队，下属2个连，冯治安任队长兼第一连连长，张自忠任第二连连长。冯治安诙谐幽默，张自忠则刚毅寡言，两人刚柔并济，私交甚厚。张自忠壮烈殉国前，张、冯分别是第三十三集团军的正、副总司令。1922年春，冯玉祥部为培养初级军官，在河南省成立学兵团，冯玉祥亲自兼任团长，张自忠任第一营营长，实际负责全团工作，并于1924年春升任学兵团团长。1927年，冯玉祥率部参加北伐，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升任第二十八师师长。他善于练兵，治军颇有心得，主张“严中有恩”“恩威并施”，深得军心，第二十八师更被冯玉祥赞誉为“荣誉师”。后冯玉祥备战倒蒋，被晋系阎锡山所困，宋哲元代任总司令，任命张自忠为第十一军副军长。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西北军受到重挫。1931年1月，西北军正式改编为第二十九军。张自忠力荐宋哲元出任军长，自己则出任第三十八师师长，揭启戎马征程新篇章。

　　平津忍辱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加紧对华侵略，1933年，逼近华北长城沿线，第二十九军奉命赶赴长城喜峰口，策应友军，先后斩获喜峰口、罗文峪大捷，担任前线总指挥的张自忠功不可没。

　　长城抗战后，第二十九军驻防察哈尔省。其时，日军妄图肢解华北，试图拉拢宋哲元；而南京政府感到华北局势吃紧，则需要宋哲元居中与日军斡旋。宋为求自保，左右逢源，企图利用日蒋矛盾实行华北有限自治，以保存和发展二十九军实力。在如此复杂的局势下，1935年年底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宋哲元亲任委员长，张自忠任委员,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1936年5月，张自忠调任天津市长。1937年3月，被派赴日本考察，匝月而返，这也成为后来国人诟病张自忠亲日叛国的佐证。直至抗战爆发前，张自忠始终谨慎执行宋哲元“舍小利而保大权”的方针，在经济方面对日本做出了一定的让步。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恰逢宋哲元不在北平，他电示张自忠“必须镇定处之，相机应付，以挽危局”。张自忠一度代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平市市长，他秉承宋的意愿，与日方谈判，争取和平解决。同时，向部队发布“只许抵抗，不许出击”的命令。孰料日军大举攻城，二十九军虽竭力抵抗，折损大将数员，但危局已定。宋哲元决定率军撤离北平，要求张自忠留守，并继续与日军周旋，制造谈判假象，以缓和局势，争取撤退时间。张自忠不得已临危受命，但却由此成为众矢之的，一些报刊甚至撰文公然讽刺张自忠是“自以为忠”，更直呼其为“汉奸”“卖国贼”。

　　张自忠

　　其实，自喜峰口战捷以来，张自忠个人是主张抗战的。他曾说：“抗战如果是自己的事，早与鬼子拼命。”他在七七事变爆发后所采取的行为，一方面出于军人服从命令的天职和忠诚，一方面也是对当时局势的误判。1931—1937年，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南京政府对待日本的多次挑衅，均采取妥协退让的方式，以局部事件做了结。但作为“不抵抗”政策的实际执行者，张自忠在后来民众口诛笔伐时，首当其冲，几乎是独自一人在对当时政府的政策负责。“他和包括他所在的第二十九军，已习惯于被当作中国与日本之间的缓冲。”

　　从北京乔装出逃时，张自忠辗转经过家中，简短交代了家事，算作了诀别。此时,他已然抱定必死的决心。深究于此，南京政府对日政策的模糊不明、军阀割据势力的纷繁复杂、民众和舆论的压力、张自忠所受传统旧道德的约束，都促成了其慷慨赴死的决心。

　　荩忱不死

　　1938年1月，张自忠出任第五战区第五十九军(由原第三十八师改编)军长，“戴罪图功”。对此，张自忠感到“恩同再造”。他回到部队，训诫部下：“无论什么部队都可以打败仗，唯有我们不能打败仗，我们只有下定死战的决心，与敌人一拼到底，才能求得国人的谅解，也才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在此后的几次战役中，张自忠都亲率部队与日寇顽强奋战。1938年2月，第五十九军奉命南下，增援淮河前线，重创日军，此为淝水之战。同年3月，张自忠率部疾驰临沂，主动请战，击溃日军号称“铁军”的板垣师团。在掩护第五战区主力从徐州成功撤退以后，张自忠又率部参加武汉会战，重创日寇于河南潢川。张自忠连战告捷，战功显赫，名声大震，晋升为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并获宝鼎勋章嘉奖。尽管如此，张自忠内心的苦闷仍然不能得以抒发。徐州会战告捷，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赴前线采访，她问：“将军，中国的傀儡汉奸那么多，主要原因是什么?你的看法是什么?”张自忠回答：“不知道。”说完板着脸，拂袖而去。后来，史沫特莱将这一细节写入她的书中。此事深刻说明“汉奸”二字之痛仍存张自忠心中。

　　1940年5月，日军大举进犯随枣、宜昌地区，张自忠的右翼集团军担任襄河河防守备，战局危急，张自忠决定东渡襄河，亲临前线督战，并在出发前写下前述的两封“遗书”，可以说，是对平津忍辱的彻底宣泄。

　　张自忠，一战于淝水，再战于临沂，三战于徐州，四战于随枣宜昌。驰骋沙场，亦战死沙场。他在殉国时说道：“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可告无愧，良心可安。”他对这个曾经误会他的民族，未曾有过一丝怨言。他给予国家这份最深沉的爱，只求心安。殉国后，张自忠被追授二级上将，成为二战时期盟国阵亡将领中级别最高者。

来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