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加强各民主党派间的联系，1950年3月，经章伯钧、史良等人提议，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工作会议决定组织召开双周座谈会。在随后的10多年间，双周座谈会制度逐步完善，成了全国政协的传统，其影响延续至今。

　　最早的双周座谈会规定的参加人员包括中共、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的代表，还有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全国政协等党政军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临时在京的地方政府和政协的领导。参会人员范围广、数量多，最多时曾达200多人，这也使得原先设计的座谈会逐渐变成简单的报告会。为此，双周座谈会组织运行模式几经改进。1955年4月，双周座谈会改为不定期座谈会。

　　从1950年4月至1966年7月，双周座谈会共举行过114次。其间有过几次中断，时间跨度比较长的是1954年6月至1957年12月、1958年4月至1960年2月。1960年2月，双周座谈会再次恢复时，曾专门讨论过是否有必要恢复。这次会议由李维汉主持，黄炎培、张治中、史良等各民主党派代表参加。座谈中，大家都认为，召开双周座谈会有好处，会议时间可以不限定为两周一次，会议主题与时政结合，总的方向是围绕统战工作来谈。李维汉在总结发言时特别提出：“（双周座谈会）百无禁忌，很自由，比人大、政协开会可以谈得深一点。”在中共及各民主党派共同努力下，双周座谈会一直延续到“文革”开始，后随着政协机关停止工作而终止。

　　双周座谈会在中共和各民主党派间架起协商的桥梁，发挥了沟通交流、增进共识、协调关系、凝心聚力的积极作用。这从座谈会主题的选择到形式的组织，以及取得的成效都得到了充分体现。

　　座谈会主题的选择，紧扣时政热点。朝鲜战争、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这些重大时政问题都被列入双周座谈会的议事日程。召开这类座谈会时，一般由党和政府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先介绍政策、形势的背景以及总体情况等，再由参会人员提问、讨论。在讨论中，负责同志会解答问题，参会人员也可以建言献策，发表个人观点。有时一次座谈会谈不完，就下次开会时继续谈。通过座谈，参会的民主人士可以更直接、准确、深入了解重大时政问题，同时也可以将社会各阶层对这些时政问题的动态反应直接报告给中央。例如，关于朝鲜战争的问题，双周座谈会曾讨论过八九次。从1950年7月开始，邀请外交部的乔冠华、宦乡作《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介绍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座谈中，各民主党派人士不仅表达了对朝鲜局势的观点，也反映了各地群众对朝鲜战争的认识。1950年11月，两次双周座谈会都以朝鲜战争为主题，其中一次还专门由许广平等人介绍了上海等地群众抗美援朝的情况。

　　座谈会报告形式多样，话题讨论自由。报告会和讨论会是双周座谈会规定的两种主要形式。在具体运行中，报告会的形式却不是单一的，除介绍国家方针政策、建设成就的报告会外，还有各民主党派交流各自发展经验的通报会，民主人士走访基层、亲身参加建设后，交流心得的汇报会。例如，1951年1月第十六次双周座谈会，各民主党派分别报告了各自召开中央会议的情形；2月和3月的双周座谈会，几位民主党派的工作人员介绍了他们在基层参加土地改革的见闻。这样的互动，有利于民主人士更积极地参加新中国的建设。讨论会中，与会者畅所欲言，自由发表观点。在规定主题下，发言者常即兴转变话题。例如，1950年的几次关于统战关系的讨论中，大家都提到了地方基层干部执行统战政策中的问题。一次，柳亚子还转述了群众自编的顺口溜。讨论的话题从执行土改政策到工商界的公私合营，再到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等；形式上的宽松自由，为双周座谈会达到充分交流、和谐沟通的目的营造了良好氛围。

　　座谈会增进共识、凝心聚力的成效明显。1950年11月4日，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反对美国侵略朝鲜。这份宣言正是通过1950年11月2日第十一次双周座谈会促成发表的，并且宣言还推动了全国性抗美援朝运动的开展。当时，张闻天介绍朝鲜半岛的局势，并向参会者征求意见，如何向人民群众宣传解释，帮助大家对援助朝鲜问题达成共识。会上，罗隆基提出，各民主党派应发表联合宣言，目的是一方面表明各民主党派共同的立场，都同意支援朝鲜；另一方面拿出具体的意见提供给全国人民，让大家明确知道该如何援助朝鲜。罗隆基的发言，得到了陈劭先、蓝公武等人的支持。会上，各民主党派达成共识，促成了《联合宣言》的尽快发表。1952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期间，各民主党派通过协商，组织了一系列活动，取得了良好的国际影响。双周座谈会密切了各民主党派间的关系，保持了共同政治活动中的统一。

　　历史上的双周座谈会开创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协商的一片新气象，为新时期继承发扬这一传统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中央档案馆提供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