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60年代起，中、日两国相继开展了以学习西方、富国强兵为主旨的革新运动，即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但两国改革的内容和结果却不同。日本挑起的中日甲午战争，客观上是对两国30年改革成效的一次检验。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三月二十三日，直隶总督李鸿章代表战败的清廷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中国丧权失土，国际地位一落千丈，日本则一跃成为世界强国。这种胜败消长的强烈反差，对当时的国人刺激极大，也促使一批有识之士主动向自己的对手学习。在近代史上影响巨大的中国学生留日潮流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轫的。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所存的几件外务省档案，披露了中日关于派遣留日学生早期交涉的若干细节。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闰三月二十三日，
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人联名给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的复函。
日本公使主动倡议 原来其中另有隐情
中国官派留日学生始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二月，清廷共派出唐宝锷、朱忠光、胡宗瀛、戢翼翚、冯阅模、吕烈辉、吕烈煌等13人，并委托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帮助培养。嘉纳治五郎为此创办了“亦乐书院”，开设日语及其他普通学科。次年冬，清廷又从筹建中的杭州蚕学馆选派嵇侃、汪有龄二人赴日修习蚕学。这一时期，虽然浙江、湖北等省积极推动学生赴日留学，但中、日两国政府尚未对官派留日学生事宜进行正式交涉。
光绪二十四年（1898）闰三月十八日，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主动致函直隶总督李鸿章、主持总理衙门日常事务的恭亲王奕及总理衙门其他各大臣，向清廷示好，表示愿意接受中国留学生。原函内容如下：
兹因赔款完清，威海撤兵在即，我国政府拟向贵国倍敦友谊，而昭同洲之谊。闻贵国政府前设专科，又将武备参酌情形，变通旧制，藉悉需才孔亟。但造就之端，自训迪始，贵国倘拟选派学生，我国自应支其经费、教其多士。此意本大臣奉政府命转达贵王大臣矣，即希见复为望。耑此顺颂
时祉
名另具（矢野文雄）
五月初八日
矢野文雄此举，并非像函中所声称的那样纯粹为向中国“敦友谊，而昭同洲之谊”，日本愿出资为中国培养人才也不是善心大发，其背后大有隐情。
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二十日，德国以山东巨野教案为由，出兵强占胶州湾，列强纷纷效法，提出租借港湾、划分势力范围、筑路、开矿等无理要求，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羽翼初丰的日本也加入到瓜分中国的行列，并将当时对华关系的重心放在只与台湾有一海相隔的福建省。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矢野文雄致电外务大臣西德二郎，提议要求清廷不得割让福建给他国，西德二郎同意了他的这一提案，并允许他对翁同龢、李鸿章、张荫桓等重臣进行私下游说。矢野文雄的游说很快有了满意的结果，清廷向日方做出不割让福建给他国的承诺。但就在这时，西德二郎又向矢野文雄下达了新的指示，要求他为日本争取在福建铺设铁路的利权。这一得寸进尺的要求让矢野文雄很犯难，因为清廷的妥协是有条件的，即“日本政府的要求仅限于福建省及矿山等事”。为了减少清廷对日在福建筑路新要求的反感，矢野文雄认为有必要采取以退为进的办法，对清廷略施恩惠，进行一笔交易。
当时，清廷的有识之士力主师法日本，改革教育制度，培养文武各类新式人才。矢野文雄有鉴于此，产生了接纳中国留学生的想法。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闰三月九日给西德二郎的电信中，矢野文雄建议“为了不使新要求损害清国对日感情，为显示日本尊重清国繁荣与独立的这种真实的情谊，本公使将特向清国提议——若清国有意派遣，日本将准备接受相当数量的留学生，对其进行军事或实用目的的教育。……万望认可此提案与追加要求同时提出”。西德二郎旋即复电，表示同意矢野文雄口头向清廷提出该提案。
矢野文雄擅自发函 外相西德反应冷淡
但是，如前函所示，矢野文雄并没有完全遵循西德二郎让他口头表示的要求，而是直接用信函的方式将提案书面化了。光绪二十四年（1898）闰三月二十三日，李鸿章、荣禄、翁同龢、敬信、崇礼、许应骙、廖寿恒、张荫桓联名复函矢野文雄说：“来函所称，洵属推诚相待，厚爱邻交，情谊拳拳，殊深感荷。现在本衙门甫开东文馆，规模粗立，一切尚待讲求，统俟酌妥办法，再行函告。”虽然，关于日本接纳留日学生的提案受到清廷内部开明人士的欢迎，但此时清廷尚不具备将该事立即付诸实施的条件，所以只能给出含糊的答复。
与此同时，矢野文雄也不得不为其违背外务大臣指示将提案书面化，并口头表示可以接受200名留日学生一事，向西德二郎做出合理解释，以寻求他的谅解和支持。为此，在闰三月二十四日矢野文雄写给西德二郎的密信中，其用大段文字阐述接受中国留学生对日本的益处。他说：“设若向彼提出要求，为表示超于口头友谊之实际友谊，提出我接受留学生教育之要求，据观察所得，势必为清政府所欢迎。此举不仅有助于此次要求之成功，而受我感化之人才播布于其古老帝国之中，实为将来在东亚大陆树立我之势力之良策。……如斯，则彼之从于武事者，不仅限于模仿日本之兵制，军用器械等亦必仰给于我，聘用军官等人员也将求于日本毋庸置疑，清军事之大部行将日本化。理科学生亦必求其器械、工人等于日本。清之商工业自身，则将与日本发生密切关系，而为我商工业向清扩展打开门路。另，法律、文学等科学生，为谋清之进展，必将遵袭日本之制度。若能至此，我势力将及于大陆，正不可量也。斯时清之官民对我信赖之情，亦必胜于今日十倍。由于此辈学生与日本之关系，将来清政府必陆续不断自派学生来我国，如是则我国之势将悄然骏骏于东亚大陆。
“以清朝之土地广袤，五十或百人之数，不足以使彼感恩怀德。复从为培植我国将来之势力而言，亦属多多益善。……希我政府同意供给前述二百名之费用。若以每一名一年不超过三百元左右计，则二百名一年间终不超过六万元上下之数。以此微少之费用得为前陈大业之一部分，其得失甚为明显……”
简言之，其益处主要有三：其一，有助于达成目前获取在福建利权的目的；其二，有助于日本政治、经济、文化在中国的渗透；其三，有助于改善中国人对日本的观感，培植亲日势力。在矢野文雄的设想中，这无疑是一笔获利丰厚、广泛而持久的投资，对于实现日本称霸东亚的“大业”有莫大的助力，而为此付出的代价却微乎其微。但矢野文雄所描绘的美好蓝图并没有得到西德二郎的积极回应，西德二郎认为此举“究竟能否取得良好结果，甚可存疑”；他对矢野的“轻举妄动”仍耿耿于怀，只表示“望此后此事不由我方鼓动”，这无疑给热心推动其事的矢野文雄泼了一瓢冷水。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底，日本内阁改组，矢野文雄暂时回国，改由林权助代理。
开放潮流势不可挡 方案实施历经波折
这时正值“百日维新”时期，维新人士对派遣留日学生的方案表现出极大兴趣。光绪二十四年（1898）六月七日，清廷将湖广总督张之洞所撰的《劝学篇》颁发各省督抚、学政，令广为刊布。关于“游学”一节，张之洞力赞赴日游学，谓“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三年……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洋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
光绪二十四年（1898）六月十五日，光绪帝正式下旨：“出国游学，西洋不如东洋。东洋路近省费，文字相近，易于通晓，且一切西书均经日本择要翻译。着即拟定（订）章程，咨催各省迅即选定学生陆续咨送；各部院如有讲求实务愿往游学人员，亦一并咨送，均毋延缓。”至此，清廷正式确立官派留日政策，总理衙门旋即拟订官派留日的具体方案。李鸿章也就派遣留日学生的具体事宜，继续与代理日本公使林权助进行交涉。新任日本外务大臣大隈重信在给林权助的电文中说：“清国大皇帝降旨选派俊乂子弟到日本游学一节均悉。日本政府可将政府所统辖之大学堂或中学堂章程酌行变通，藉俾清国学生易于附学。除该学生等自备衣食笔墨之费一年约需三百圆（元）外，所有特为该学生等派定教习，并开除束脩，以及督责课业，从优相待之处，日本政府无不极力担承，以期造就。请将此意达清国政府转行奏闻。”日方的反应可谓积极，两国交涉完结，清政府派遣学生留日指日可待。
不料，光绪二十四年（1898）七月二十二日，李鸿章被罢免；八月六日，“戊戌政变”发生，中、日两国政府关于派遣留日学生的交涉也随之中断。不过，在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督抚的努力下，各省仍陆续派出留日学生，随后形成官费、私费留日的热潮。
来源：《中国档案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