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主持大会。

中共十大是在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全国各方面工作有了好转，但极“左”思潮仍然严重的形势下召开的。此时的毛泽东并未认识到“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长时间的严重错误，坚持认为中共九大的路线是正确的，致使党的十大未能完成它所担负的给党的工作带来转机的历史使命。

着力调整 批判极“左”思潮遇阻

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负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因势利导，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力主批判极“左”思潮，并以此为基础，着力调整干部政策、经济政策，努力恢复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正常运转，取得了初步成效。

1973年3月9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提出恢复邓小平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问题，毛泽东批示同意。第二天，党中央发出通知，正式恢复邓小平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当天，周恩来再次致信毛泽东，建议抓紧解放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并具体提出了一个先易后难的方案。毛泽东表示：“我并不知道这么多老同志受罪，我的目的是想烧一烧官僚主义，但不要烧煳了。”随后，毛泽东指示由周恩来负责落实干部政策。这之后，中央组织部提出一个300多人的名单，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逐一研究、通过。党的十大前后，他又先后指示解除对一批省级干部的“监护”，并多次安排董必武、朱德、陈云、邓小平、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等一批老同志在公开场合露面。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大批老干部复出任职，对于在中央领导层抑制江青集团的胡作非为，具有重要意义。

批判极“左”思潮和落实干部政策等举措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拥护，人心思治，渴望安定，随着周恩来、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整顿，1972年至1973年间，全国工农业生产逐步回升，国民计划经济主要指标都完成或超额完成，外交方面也打开了新局面，各方面工作一度好转。

但是，早已对周恩来一系列整顿举措不满的江青集团却到处煽风点火，把批判极“左”思潮污蔑为“右倾翻案”，百般阻挠，全力进行反扑，以致极“左”思潮再次抬头。此时，毛泽东虽然从林彪事件中吸取了某些教训，但随着批判的深入，越来越多地触及“文化大革命”本身，这就超出了毛泽东所能允许的限度和范围，批判极“左”思潮因之中断。

在周恩来的积极推动下，经毛泽东批示同意，邓小平于1973年3月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2月进入中央政治局。图为周恩来于1973年12月22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任职的通知（草案）。中央档案馆藏

“脱颖而出” 造反派跻身中央核心

党的十大是提前召开的。九大通过的写有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党章急需修改，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成员要尽早进行调整，同时，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也必须对林彪事件作出正式结论。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提前召开十大。

1973年5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确定了关于十大代表的产生办法及修改党章的原则、方法。与此前不同，十大的代表不是由省级党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选举产生，而是通过“协商”，由党委扩大会议选举产生。

关于中央领导班子的组成，毛泽东认为新进入中央领导班子的干部应具备两个主要条件：一是要从工人、农民中直接选拔一批人；二是要年轻。他多次说要提拔工农出身的同志为党的副主席、常委。1972年7月，毛泽东再次说：“我的意见就是要搞一点年轻人来当共产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所谓年轻人，就是年龄在30至40之间，要工人和农民。”“文革”中在上海造反起家的王洪文因此“脱颖而出”。

1973年8月上中旬，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毛泽东7月底对十大准备工作的指示，商议成立以王洪文为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等为副主任的中央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并拟出十大主席团成员、十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预选名单。

许多老干部对造反起家的王洪文迅速跻身党中央核心要职纷纷表示不满。为此，中央政治局不得不再次召集出席十大的中央和地方负责人开会，以便“统一认识”。会上，周恩来表明，自1971年林彪事件后，毛主席多次表示要培养工人出身的王洪文做中央领导工作，我们应根据这一精神，重视选拔青年干部，不能看不起“儿童团”。我年纪大了，但我还是要为党鞠躬尽瘁的，我们是立党为公，不是立党为私。

虽然经过讨论，会议最终还是通过了各项预选名单，但这已清晰表明了中央内部的分歧。对王洪文的反感和不满，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许多人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

十大与以往历次代表大会的不同之处还在于开会的方式。为了缩短会期，经过讨论，中央决定先在各地区、各单位分别开预备会议，充分讨论为大会准备的文件，提出意见，待各单位、各地区预备会议结束后，再集中统一召开全国代表大会。

顾全大局 周恩来署名政治报告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

1973年8月24日晚，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出席大会的代表共计1249人。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大会通过的主席团领导成员是：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秘书长张春桥。

十大有三项议程：一是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二是王洪文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向大会提交《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三是选举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开幕式上进行了前两项。

政治报告是张春桥起草的。十大召开前夕，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召集的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人协商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会议上说：“（十大）政治报告署了我的名字，但报告不是我写的，是张春桥按照毛主席的思想、路线起草的，经毛主席看过。报告是毛主席的思想，主席要我作报告。”

在极端困难的形势下，周恩来依然从党和国家的大局来考虑面对的各种问题。对个人的利害得失，他一向是弃之不顾的。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当场拒绝了江青提出将“儒法斗争”写入中共十大报告的主张，但他的话说得很委婉，认为对这个问题“还需要消化一段时间”。

最终，这个由张春桥起草的报告继续肯定了中共九大的路线，肯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肯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对于林彪集团，报告认为“林彪反党集团的垮台，并不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束”，这样的斗争“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政治报告认为国内任务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要继续搞好批林整风”，“要重视上层建筑领域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斗争”。报告没有正确总结林彪事件的教训，却把批判林彪的“极右实质”列为首要任务。这种“左”倾错误指导方针，使得“文化大革命”愈拖愈久，所造成的破坏也愈加严重。

随后，王洪文向大会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他说党章“修改草案和九大党章比较，主要是充实了两条路线斗争经验的内容”；强调“全党同志都要十分注意路线问题，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报告中，王洪文还将“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认定为“客观规律”，进而在党章修改草案中增写了“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的内容。毋庸讳言，这个党章修改草案的基本精神与九大通过的党章是一致的，都是“左”倾错误思想的产物。

8月28日，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的报告，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选出195名中央委员和124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第十届中央委员会。

鉴于身体原因，毛泽东事先声明不再出席十届一中全会，这以后，毛泽东也不再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全会。8月3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中央领导机构。会上选出中央政治局委员21人，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为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中央政治局常委除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外，还有朱德、张春桥、董必武。

挽救危局 邓小平重回领导岗位

在大会主席台上的邓小平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台

十大的召开，在一定程度内反映了当时批判极“左”思潮、落实干部政策的一些积极成果。邓小平、王稼祥、谭震林、乌兰夫、李井泉等一批久经考验的老干部被选进中央委员会。但是，这时的党还没有从林彪事件中汲取到足够深刻的教训，阶级斗争扩大化还严重存在，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依然被损害，个人专断作风与九大时相比没有改变。

这次会后，许多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造反派人物被选进了中央委员会，江青集团重要成员也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江青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宗派集团，兴风作浪，为夺取更多的领导权进行各种阴谋活动，他们的肆意妄为，给党和国家造成了极大破坏，使1972年前后在周恩来领导下，经过艰苦努力刚刚趋向稳定的局势随时有可能再次出现混乱。

但也正是周恩来审时度势，在十大前巧妙把握机会，并得到毛泽东的首肯，使遭受迫害的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重新回到了重要领导岗位，协同其挽救危局，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举国共睹的积极成果。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后，毛泽东也希望结束长期的社会动乱，使国家逐步恢复正常秩序，实现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但毛泽东也清楚这方面的工作交给造反派根本不行。在周恩来病重的情况下，毛泽东逐步把统筹全局、治理国家的重任移交到邓小平身上。邓小平对各方面工作进行了全面整顿，局势再次发生显著变化，同时党内围绕着整顿与反整顿也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斗争。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7年8月18日 总第3107期 第一版

来源：中国档案资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