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张爱玲赴美国时的护照。

　　新中国成立后，曾经风靡一时的女作家张爱玲似乎逐渐销声匿迹了。直到20世纪80年代，先是张爱玲的旧相识柯灵在《香港文学》1985年2月号以亲历者身份发表《遥寄张爱玲》，是“祖国大陆第一篇最新评价张爱玲作品的文章”（李子云语）；不久，张的代表作《倾城之恋》又在《收获》杂志（1985年第3期）旧文新刊，张爱玲的名字遂在大陆由沉寂多时而逐渐浮出水面，为更多人知晓。3年后的其佩《也说张爱玲》（《新民晚报》1988年6月4日）一文，则以写公开信的形式，首次揭橥一段陈年旧事：

　　张爱玲的名字刚传开的时候，我们一些朋友似都感到这位作者才气逼人。但对她的作品喜爱程度不一。你好象（像）跑在最前头。我想就在这时候，四十年代初吧？你和你那位形影不离的朋友，去拜望过张爱玲。这是当时你亲口对我说的，四十多年了，不知还记得否？

　　其佩文中“你那位形影不离的朋友”便是曾经的《申报》同事董鼎山的弟弟董乐山。

　　其佩是老报人沈毓刚（1920—1999）的笔名。沈氏早年就读光华附中，1942年毕业于之江大学英文系。读大学时即以笔名沈翊鹍，在《万象》杂志发表科普小品的译文。抗战胜利后，他进入新闻界，在《申报》先后担任副刊编辑、采访部记者、电台新闻稿编辑、国内新闻版编辑，并参与《辛报》《中国文摘》《宇宙》《袖珍》等报刊的编辑工作。上海解放后，他加入《亦报》社，1952年11月后《亦报》并入《新民晚报》社。1982年元旦《新民晚报》复刊，沈氏主管副刊《夜光杯》。

　　侨居纽约多年的董鼎山与沈氏相识于抗战胜利那年。在《追思沈毓刚》（《新民晚报》1999年6月26日）的悼文里，董鼎山回忆和沈氏“初次相识是一九四五年”。那年董先生“在圣约翰大学毕业，秋间考入《申报》当记者，毓刚也在同期考入，他充任了文艺副刊助编，我是吴嘉棠麾下的外交实习记者”；“凑巧的是，我们在新闻界都有兼职，都在那时甚广销售行的《辛报》工作”。董文也提及20世纪80年代初期某天，当发现其佩就是沈毓刚时（文中“我们早已在柯灵先生所编的副刊页上成为神交。他的笔名是其佩，我的笔名是坚卫”，《大美晚报·浅草》），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啊，其佩原来就是你！”“好似重新相识”。在董先生的印象中，沈毓刚是笃于友情的“这么一位君子，要把什么细节都搞得清清楚楚”。

　　20世纪80年代，沈毓刚在《新民晚报》以“其佩”“方晓蓝”笔名，以书信形式所撰写系列千字文，谈及上海解放前的小报及方型周刊，谈40年代与同为《文汇报·世纪风》作者何为、晓歌（坦克）、越薪（束纫秋）、黄裳等的友情，谈自己中学时期对青年钱钟书的观感，还忆及弥洒社的掌故，与文坛名家巴金、陈蝶衣等的交往等，都极具史料价值。

　　尤其是其佩《也说张爱玲》文中，还谈及自己与张爱玲有过一次宴饮之交。而出席者之中，竟然有夏衍。这一细节此前无人说及，有着填补历史空白的价值。

　　我与张爱玲也有一次奇特的会面，是在你拜望她十年以后了，五十年代初期。前辈友人龚之方和已故才子唐大郎说是晚上请客，约我作陪。那时他们正在办一份报纸，常常请客。我到得较早，接连而来的客人都使我吃惊。第一批来了三位：夏衍、姚溱、陈虞孙，他们当时是上海宣传文化系统的主要领导人。随后而来的——则是张爱玲。

　　吃饭的地点是一位富有者的私人厨房，菜很精致。那次饭也吃得有点尴尬，谁也没有说多少话。之方兄擅长交际，大郎兄妙语如珠，那晚都没施展出来。大家斯斯文文地吃饭，我也不记得张爱玲说过什么话。那时是解放初期，干部似不宜在酒家露面，就选了那样一个冷僻的地方。

　　事后我问龚唐两位玩的什么花招，他们回说有点事请示领导，同时夏衍同志想见见张爱玲，并托他们两人劝劝张爱玲不要去香港。我想，这是真的，我读过柯灵同志写的充满深情的怀念文章，就谈到夏衍同志对张爱玲作品的厚爱。张还应邀参加过上海第一次文代会。到了1953年，张爱玲还是去了香港。我不记得是否曾向龚唐告别。现在也说不清她当时该不该走？

　　她能经受得住不久接连而来的“运动”的“考验”吗？她能度过那疯狂的年代吗？结局会不会象（像）姚溱同志那样凄惨呢？我想她那高傲的自尊心，无法忍受各种原始、野蛮的凌辱。然而我也不想说她走得好。中国有多少知识分子经受了苦难的历程，亲历了扭曲的道路，懂得了应该自我思考。我又想说，她走了也许是幸运。我陷入了无法自拔的矛盾中。

　　由于年长日久，沈老的回忆不无小疵，例如张爱玲是1952年7月赴港继续学业的。但沈文所透露的关键信息，对于澄清张爱玲研究中的一段迷雾，其意义不容小觑。

　　首先，沈文所述20世纪50年代初期龚、唐所办报纸，当指《亦报》。该报创办之初，沈毓刚即由唐大郎介绍，任编辑主任。想来沈氏是作为主编唐大郎的助手身份出席此番聚餐的，从而保证了这段记忆的真实可靠。此外，那处富有者的“私人厨房”，我估计八成是在龚、唐的知交胡梯维家。

　　上海解放初期，夏衍执掌华东宣传部，是上海文教工作的实际负责人。这位文人本色的革命家在与秘书李子云的谈话录中，当谈及如何能欣赏“离政治太远”的张爱玲的作品时，说过：“我认识张爱玲和读她的作品，是唐大郎给我介绍的。……欣赏张爱玲的作品和希望她能在大陆留下来，一是爱才，二是由于恩来同志一直教导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一方针。”（李子云《往事与今事》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第40—41页）

　　在绝大多数人的印象里，张爱玲是个家国概念淡薄、政治取向模糊，价值认同偏向个人主义的作家。然而很多人也都注意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张爱玲颇有一些顺应时势的特异举动。如她创作《十八春》时，会于小说的尾声处安排主要人物齐赴东北建设新中国（这条光明的尾巴，日后在改编成《半生缘》时被整个芟除）；又如她受邀出席1950年7月的上海第一届文代会。与此对应，也不难从《亦报》上看出一些端倪。

　　如，《亦报》1950年6月14日有一则补白《文字与题目》透露说：“前天，从前的女作家郑家瑷到本报社来配报，端木洪招待她，郑家瑷对端木洪说，《亦报》上的《十八春》，我看了几天，就晓得是张爱玲写的。其实郑家瑷的眼光还不算厉害，那位东方螮蝀，他看见《亦报》上登《十八春》的预告时，便告诉人说，这三个字的题目，可以断定这篇小说是张爱玲写的。”又如：“我还写了一封信给张爱玲先生，要求她也为《街头杂写》经常执笔，你记得吗？她写的那本《流言》里，有许多地方，都是现在《亦报·街头杂写》中的结构。”此外，唐大郎还借推荐连载小说《白鼻头记事》之际，大段引用张爱玲《茉莉香片》《沉香屑》的开场白，并夸赞说“永远忘记不了张先生文采之美”。

　　上述种种似乎表明，此时张爱玲的名字和身份不再尴尬，已悄然摆脱了曾是文化汉奸妻子的阴影，重新融入新时代的作家行列。

　　抗战胜利后，正是在龚、唐的帮衬下，张爱玲得以出版增订本《传奇》，此时夏衍便读了张的作品；新中国成立后，又得龚、唐的引荐，与夏衍等文艺界领导同席就餐，进一步增进了彼此的认同感，即便言语交流不多，相互间恐怕已有了一些默契吧。

　　摘自《档案春秋》

1983年，《新民晚报》复刊一周年时，副刊部部分同志合影，前排左二为沈毓刚。

来源：《中国档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