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烽火中巴金的创作之路

——访巴金先生之弟李济生

巴金写作中 陆正伟 摄

（中共上海市黄浦区委党史研究室、黄浦区地方志办公室提供照片档案）

“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就在炸弹和机关枪的不断的威胁中我还看见未来的黎明的曙光。我相信这黎明的新时代是一定会到来的。我们在这抗战中的巨大的牺牲便是建造新的巨厦的基石。”这是巴金《写给读者〈烽火〉》中的一段文字。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巴金选择在文字里开辟另一个战场。10月17日是巴金逝世10周年的日子，为了给大家呈现一个更为真实的巴金，本报记者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对其弟李济生老人进行采访，听他讲述巴金在抗战时期创作出那些经典作品背后的故事，并撰此文，以缅怀巴金老人。

在黄浦区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汪志星的引荐下，记者来到李济生老人的家中。走进李老家，记者惊讶于那小小客厅中的简单摆设：电视、吊扇、落地台灯便是屋内所有的家电，墙上挂着几幅字画，沙发对面是一个大书橱，书橱内摆放着巴金与李济生的合影。在采访中，已快到期颐之年的李老对记者说：“四哥（巴金）与我在一起，从不以哥哥的身份与我交流，也不对我提什么学习要求，更多的是谈学术、拉家常……”

巴金撰写的小说《春》手稿（部分）

挣脱封建家庭 探寻新思想

巴金（1904.11.25—2005.10.17），原名李尧棠，出生在四川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家庭。“四哥小的时候，非常内向。那时我们家是一个大家族，长辈和同辈都很多，但是四哥却总喜欢一个人待着。我记得有一年吃年夜饭，全族人都聚在一起，可是四哥不喜欢这样的场合，便躲到了车夫的房里，谁也没有想到他会躲在那里，长辈们找了几次都没找到，也就作罢了。四哥虽然话少，但却不是对所有人都如此。他平时除了看书之外，还和家里的马夫、车夫很熟，没事就让他们讲故事。这对四哥的思想有着很大的影响，正是这些故事让他知道了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李济生老人眯着眼对记者讲述着那些早已离他远去的往事……

1923年的秋天，巴金为了挣脱封建大家庭的枷锁，便与三哥李尧林一同来到上海求学深造，探寻新思想。他们考入了上海南洋中学，半年后又到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读书。李老说：“1925年8月，四哥因患肺病，没有念大学就回到上海养病。在上海，他先是跟朋友卫惠林、毛一波住在贝勒路千祥里一栋房子的二楼，楼下住的是他在南京的旧相识卢剑波与邓天矞夫妇。同乡人在此重聚，这下四哥可不寂寞了。”随后，巴金与卫惠林迁往康梯路康益里，次年搬往马浪路，一直住到1927年初与卫惠林一道赴法国读书为止。这一年半的时间里，巴金开始从事社会活动，与朋友们合办刊物，宣传革命新思潮，写了不少介绍世界革命先驱者的文章，还翻译了俄国克鲁泡特金著的《面包与自由》一书。李老说：“1928年12月，四哥从法国回到上海，借住在宝山路鸿兴里的上海世界语学会，并在学会里帮忙。这时，他的第一篇小说《灭亡》发表在《小说月报》上，引起了上海文坛的关注。”

1923年巴金出川前与家人的合影，前排为继母、弟弟李济生，

后排从左至右依次为：李采臣、李尧枚、李尧林、李尧棠（巴金）。

1929年，巴金（后排左一）与上海世界语学会成员合影。

从炮火中获得新生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者突然向上海闸北发动进攻。李老告诉记者：“在一·二八事变发生时，四哥恰好赴南京看望朋友才躲过一劫，他得知消息后便匆匆回到上海，但原住处已被日军的炮火炸成一片废墟，他新写好的小说《新生》手稿也化为灰烬。”随后，巴金找到嵩山路一个朋友开设的私家医院借住了一宿。他在那儿意外地碰见了好友索非夫妇，次日又去亚尔培路步高里找到刚从日本回来不久的伍禅与黄之方，跟他们合租一个房子住了下来。李老说：“住在步高里期间，四哥为一份抗日报纸写了《从南京回上海》一文，记述了一·二八战火初起时的见闻。”没多久，巴金到其舅父家暂住，后来又搬到了南昌路花园别墅。残酷的战争和侵略者无情的炮火轰毁了青年巴金的梦。他义愤填膺，以笔作武器，继续写完中篇小说《海的梦》。他说：“我把我的感情，我的愤怒都放进我的小说。小说里的感情都是真实的。”

巴金居住在南昌路花园别墅期间，除撰写了控诉封建专制的中篇小说《春天里的秋天》外，又重新撰写了被战火烧毁的小说《新生》第二稿。从1933年春离开南昌路花园别墅到1934年11月去日本的这段时间里，巴金都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重要的是，他又撰写了不少引人瞩目的短篇小说与散文，译介了一些外国革命者的名著名篇。

在抗日烽火中呐喊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巴金辗转于上海、广州、桂林、重庆。这期间，他曾任《呐喊》周刊（后改名《烽火》）发行人、主编，还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理事。在这炮火纷飞的岁月里，巴金笔耕不辍，写文章、编刊物，用手中的笔记录日军的罪行和民众的苦难，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士气，使人们直面敌人，坚定抗战信念。

李老向记者介绍道：“在抗战时期，四哥创作了很多作品，《激流三部曲》与《抗战三部曲》便是在此时完成出版的。抗战后期，他还创作了中篇小说《憩园》和《第四病室》等。四哥虽然没有走上抗战前线，但他的这些作品也是对日寇有力的回击，他曾说，‘我们的文化是任何暴力所不能摧毁的，我们广大的肥沃的土地到处都埋着种子，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土地和人民永远存在’。”

1937年初夏，巴金告别同乡马宗融夫妇，从拉都路搬到霞飞路霞飞坊，再度与索非夫妇同住。巴金在霞飞坊内不仅完成了他的代表作《激流三部曲》的后两部《春》与《秋》，还完成了引起世界文学界瞩目的名著《寒夜》的写作。李老说：“四哥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离开上海去了南方，后来又回到上海，接着又去西南。虽然四哥在战火中一路辗转，但他依旧坚持创作。他的《激流三部曲》就是这样完成的。《春》是在狄思威路一个弄堂的亭子间里开的头，后来在拉都路敦和里续写了一部份，最后的部分则是在霞飞路霞飞坊完成，而《秋》则是三哥陪着他在上海‘孤岛’内一气呵成的。四哥还曾在他的《文学生活五十年》中写道，‘我在一个城市给自己刚造好一个简单的窝，就被迫空手离开这个城市，随身带一些稿纸。在那些日子，我不得不到处奔波，也不得不改变写作方式’。这段文字让大家了解到四哥在创作过程中鲜为人知的一面。”

抗战中燃烧的希望之火

李济生老人近照

巴金在抗战时期创作的小说《火》

当记者向李老了解巴金是如何创作出《抗战三部曲》时，李老说：“虽然在四哥的作品中，《火》并非最有名气的，然而，这是一位作家在民族危亡之际，与千百万同胞站在一起，自觉地履行使命，以笔为枪、抵抗外辱、争取自由的产物。”从1938年春到1943年秋，在敌机的一路轰炸下，巴金创作了总题为《火》的《抗战三部曲》，为那段艰苦的抗战岁月留下了一段段难忘的历史记忆。

1938年5月，巴金在广州完成了《火》的前三章，后来在敌机连续的大轰炸下，小说的创作中断了。9月，巴金从湖北汉口回到广州，续写了第四章（即现在的第八章）。不久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向广州进发。12月，巴金在桂林的大火（这是敌机投下的燃烧弹引起的火灾）中继续写了第五、第六两章（即现在的第九第十两章）。1940年7月，巴金在上海写第十一章时，被日军的大搜查中断了写作。同年9月，巴金在昆明把《火》第一部完成了。李老说：“这部小说的完成给四哥带来了一丝欣慰。在第一部完成后没多久，他对我说，‘我写这小说，不仅想发散我的热情，宣泄我的悲愤，并且想鼓舞别人的勇气，巩固别人的信仰。我还想使人从一些简单的年轻人的活动里看出未来中国的希望……我的确在做宣传工作，我想尽我的责任。我知道，这样宣传，作用不大。但在四处逃难、身经百炸之后，还不曾丧失信心，不间断地叫喊几声鼓舞人们的勇气，也是好的’。四哥随后还写了一篇后记来总结，‘也许我缺少充足的时间，也许我更缺少充分的经验和可以借用的材料（几年来我搜集的一点有限的材料都在上海丢失了）。但是无论如何，我不能替自己的浅陋辩护。我也没法多找一些托词来要求严正的读者的宽宥’。”就在这不断躲避战火的奔波中，《火》第二部、第三部分别在1941年与1942年相继完成。

在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李济生老人的女儿李小瑞给我们看了一段文字，“兵士们接着谈起作战的情形，当他们说到冲锋过去和敌人肉搏的时候……他们是那样地激动，他们的眼睛里冒着火……一只完好的手捏成拳头宣誓般的（地）说，‘我们要报仇！我们要把日本强盗赶出去！’那时全房间的人的心里都响着同样的声音。”这就是《火》第一部中的一个场景。《火》就像战鼓一样鼓舞人心，点燃民族的热情，激发读者的斗志。

日军侵略的战火虽然可以烧毁城市，但却烧不毁爱国知识分子的信念。巴金正是在这样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在逃难中也要带着纸笔创作，坚持把抗战精神的火种传递到读者心上。

巴金故居提供档案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5年10月16日 总第2824期 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