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画家中，高剑父行状的研究是最为困难的题目之一。究其原因，用岭南画派研究的专家李伟铭先生的话来说，他生前制造了许许多多“有意”的史料，包括口述、笔述资料，通过媒体大量发放，而同时代的记者、好友、评论家们争相援引并加以肆意发挥。于是，自我讲述和历史考证相混淆，有闻必录的小传、记录、论述铺天盖地，各种论说不断的重复，便成了铁一般的“事实”，令后来的研究者真假难辨。无论年龄、事件的系年、史实的真伪，都令研究者们一筹莫展，造成有的自述难以(甚至无法)考证。而他到日本留学的时间、就学的教育机构就是一个显例。

年轻时的高剑父。

　　高剑父口述、叶绿野笔记的《七十自述》中说：“吾国人考入日本东京美术院作高级研究者，自余始。”高剑父曾留学(或曰游学)日本，此话不假。“高级”与否，则无从界定，而他是否为到日本“研究”之第一人，却值得商榷。仅以东京艺术大学保留完备的原档案显示，清末十年间最早到该校学习者有黄辅周(1883-1972)，入学时间为1905年9月；次之为李岸(叔同)(1880-1942)，入学时间为1906年10月……而赴日“考察美术”的，则有邓尔雅(1884-1954)，赴日时间是1905年。至于高剑父是何年何月到日本“考察”或曰“留学”、“游学”的？虽然从1920年代起就不断有关于高剑父的小传、记述等资料流传，但对高氏留学时间都是含糊其词的。

　　自1970年代始，高剑父留学时间的研究相继引起关注，有简又文的1906年暮冬说，黄志坚的1907年2月说，何锦灿的1904年说；陈芗普的1903年说；李伟铭的1903年1月28日之说……

　　以上对于高剑父留学的时间各说的推测与研究，除了在史论考证的思维方式以及常识等方面存在问题外，更重要的是所有的研究者都忽略了高氏留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考察对象——— 日本画士山本梅崖。

　　寻找山本梅崖的足迹

　　与高剑父同时代的人在回忆高氏留学日本前夕的活动情况时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他与山本梅崖的关系。简又文记曰：

　　“犹记在此期间有一雅事，甚与先生学画过程有关系者。述善有一日本图画教员名山本梅涯者，于年假放学时，雅集百粤画家欢叙校中。到会者有伍懿庄、尹笛云、潭云波、冯润芝、程竹韵及先生等十余人，皆一时之彦。山本发起即席挥毫联合作画以留纪念。座客各写精心得意之作，而先生以年齿最幼，最后执笔，于画侧仅缀黄色梅花四五朵，掷笔后，一鸣惊人，阖座倾倒。山本尤为赏识，拍案叫绝。盖先生生平画学之绝技，除烟水云山的景色外，自始即以枯枝败叶为量擅长，是时固已崭然露头角矣。

　　自结此因缘后，山本对先生特为推重，缔结深交，具时授以日文。未几，山本以事归国；其所遗之两广优级师范教席，监督黄梅伯乃请其介绍继任人物，山本即举先生为代。先生以年幼，自信力仍未足，接到黄氏聘书不觉忐忑，力辞不敢就。山本再加保荐，并亲携聘书劝驾，且多端鼓励，先生乃应聘焉。上课之日，眼见许多发白须长年已半百的老学生听讲坛下，此年方弱冠的教员未尝不战战兢兢也。先生并不以此初级成就自满，求学问、求深造之欲之志益炽益坚，乃从事于储薪金以备游学东洋之费用。翌年，即辞职东渡。”

　　黎葛民、麦汉永称：“当时有一位日本人山本来到广州游历，继又在述善小学当图画教师。山本也是比较有名的日本汉画家，时常到伍家祠的水亭雅集，与广州书画界人士每有过从。山本见剑父书画风格奇特，更为刮目相看，常劝剑父有机会时到日本以求深造，他还经常抽暇教授剑父日文、日语。两年后，山本离粤返日，临行前，介绍剑父在述善小学代课，并留下日本地址及介绍函多封，嘱剑父到日本时拜访彼邦汉画大师。”

　　1936年12月23日香港《工商晚报》有题为《画人李子亮》一文中也提及：“光绪末年，科举既废，子亮来肆业于两广师范学校，校中有日本名画师山本经人者，任该校图画教师，时学生二百余人，中多善画，独许子亮为第一。山本既去，继其任者，为当今岭南画家高剑父氏……”

　　1961年高剑父八十三诞辰之际，香港报刊有李抚虹所撰之《高剑父八十三诞辰纪念》一文，更有高剑父“自小即就居古泉先生习画，后来执教述善学校，与日本画家山本梅崖共事，见知于山本，且怂恿共赴日，探讨彼邦艺术”之说。

　　种种材料中可见，山本梅崖是考察高剑父留学时间的一个至为重要的坐标。换言之，先有山本梅崖在广州任职、辞职，才有高剑父的继任、辞职与东渡留学的事件发生。

　　然而，山本梅崖却被日本美术史遗忘了，而在中国的文献记载中，他被湮没在书山报海之中。汪向荣所著的《日本教习》一书中不仅没有提及山本梅崖，而且连清末在广州的日本教习的名单也是空白的。在广东的教育史学著作中以及有关的文史资料中，也没有山本梅崖的名字，反之，在沈琼楼回忆“速成师范”的师资时，倒有图画课由高剑父担任的记载。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的互联网世界中，也无法找到一条与日本画士山本梅崖有关的信息。可见历史资料搜集、梳理之难，从而使山本梅崖在中国的情况和高剑父留学的时间成为一个世纪之谜。

　　笔者于十多年前在1905年8月31日的《广东日报》上发现了一篇题为《日本画士壮游》的报道：“东洋士人山本梅涯君精画学，去岁来粤，研究美术，旋在述善学堂教授画科，叠次邀集粤省画士，讲求画学。本年师范馆及时敏学堂、公益女学堂，争相延聘，又开东文夜校，吾粤学界画界受益良多。兹山本君辞谢各聘，于昨早赴轮前往英京，顺道游览各埠。述善学堂各学生排枪列队送之河干，可谓壮游矣。”

　　据笔者阅读范围所见，当时报纸上报道一个画家的活动情况甚为罕见，因此，对于山本梅崖的报道，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礼遇”。

　　据此报道，我们可以确信，山本梅崖是1904年到达广州，其目的是“研究美术”，并在广州述善学堂担任图画教习，次年到两广初级师范简易科馆、时敏学堂、公益女学堂等校担任图画科教员。笔者依照《日本画士壮游》的线索，找到了丙午(1906)年出版的《两广初级师范简易科馆同学录》(下文简称《同学录》)，山本梅崖的名字赫然跃于眼前：图画科教员，山本经人，字梅崖，日本山口人，履历项为“美术画士”。在他的名字后，紧接着的是高剑父的名字：高麟，字鹊亭，广东番禺人。履历项为空白。

　　根据中国学校刊行同学录的习惯，离任的教员名字排列在前，接任的教员依次排列其后，大概是基于尊师重道的传统。这便印证了李健儿、简又文、黎葛民、麦汉永及《画人李子亮》中所说的山本梅崖之后由高剑父继任之说。

　　这就是日本画士山本梅崖留在人世间的两行浅浅的、几乎被人遗忘了的足迹。在未有更新的史料发现之前，山本梅崖应是广州、甚至是在中国的第一个见诸于文字记录的日本图画教习。在他之后，是1906年两广总督岑春煊创办的官立两广高等工业学堂机械画及西洋画教习新井季一郎。

　　山本梅崖对广州的贡献

　　山本梅崖之于高剑父，在广州述善学堂是同事，在两广初级师范简易科馆，高氏是山本梅崖的继任者。按同时代人的回忆，山本梅崖与高剑父的关系，或者用“伯乐与千里马”来比喻更为准确。因为山本梅崖的赏识，高剑父才会到日本去，无论高氏毕业于日本哪个学校，无论这个学校是正规的还是某个学商办的“学店”，日本的经历对他来说都具有至为重要的意义。有了这一经历，他才能打出“采集中、东、西三国所长，合成一派”的“折衷”旗号，才能成为岭南画派的创始者之一，才能成为中国“新国画运动”的领袖。

　　从这个意义上说，高剑父是感激和怀念山本梅崖的。1914年“二高”创办审美书馆伊始，便印制了数以千计的“五彩精印，艳丽光华，最宜为画学范本及通信之用”的“环球美术邮片”，除包括徐悲鸿作品的美人系列邮片1400余种外，还有各大家的“中国近代古派新派名画”200余种。从是年2月4日出版的《时人画集》第二册封底的广告中，清晰可见“梅崖”的名字。在他之后，还有一个可能也是日本画家“梅若”的名字。可惜的是，我们至今仍无法找到那张署名“梅崖”的邮片。

　　但是，对于百多年前《广东日报》称山本梅崖对“吾粤学界画界受益良多”，在他辞别广州之际，“述善学堂各学生排枪列队送之河干”的报道，品味再三，令我们不得不对山本梅崖肃然起敬。如报道所说，山本梅崖“去岁来粤，研究美术”，尽管我们还没有找到更多他参与广州美术活动的相关材料，日本方面也全然没有记录他美术活动的任何信息，但山本梅崖对广东美术运动及广东美术教育发展所作的贡献是毋须怀疑的。

　　在山本梅崖离开广州的次年，1906年4月18日出版的上海《东方杂志》(第三卷第三号)报道了广州“述善学堂同人组织一图画学校，以养成小学专科教员为目的。课程分毛笔、用色、铅笔、钢笔四种，限六个月毕业”的消息。这则仅40余字的消息，为我们研究中国近代美术教育史提供了新的史料。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当时信息不发达，刊登时间往往延误许久。例如，广州粤秀书院在1905年3月15日开课，而《东方杂志》到1905年7月27日出版的第六期上才刊载该书院开课的消息，延迟了整整4个月。因此不排除述善小学附设的“图画学校”在传统的春节后的新学年(即2月中旬)便已开课。

　　这便昭示着，述善学堂的图画学校的创办比南京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所开设的“图画手工科”更早，中国美术教育史也可能要改写了：从名称而言，述善学堂的图画学校以“学校”命名的专科学校，而南京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所开设的仅属该校的“图画手工科”一个科别而已；从课程设置观之，毛笔画即中国画，而色彩、铅笔、钢笔三门，当为美术教学新兴的学科，以“铅笔”一门而论，在清末已被视为西洋画的涵义，是西洋画法的初步，直到1912年刘海粟创办上海图画美术院后仍是按此铅笔画为学画入门的思路办学的。在1915和1916年间由上海美专所出版的铅(笔)画一二集的广告中，还持“学西洋画必从铅笔画入手，如将铅笔画学好，不论何种西画均可迎刃而解，但所临铅笔画又须注重写生，盖所写之画稿虽一点一画，皆具真理”之说。而这种课程的设置，很可能与日本的教学模式有关，它的创办，也有着山本梅崖对广东美术教育潜在的影响。

　　高剑父因山本梅崖而游学日本

　　然而，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广东日报》是当年革命党人的报刊，创办人是中国新闻出版的元老之一的郑贯公，编辑、发行人中包括黄世仲、陈树人、胡子晋、劳纬孟，还有兴中会的秘密会员潘达微，其宗旨为尽“鸣其不平之义务”、“导以改良之天职”，在“竞争强盛之世纪文明进化舞台中，以振兴广东人之广东”，甚至不仅求“开广东民智，并以开全国民智”。这是当年革命家们何等广阔的襟怀！足以体现日本朋友所崇尚的“广东精神”。山本梅崖先生为什么会得到《广东日报》编辑们如此重视？换言之，他为什么会受到革命党人的崇高礼遇？众所周知，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从一开始就得到日本朋友的鼎力支持，山本梅崖会否就是支持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日本朋友中的一员？如果他仅仅是一个普通得连日本画家名录都进不了的“画士”的话，如果他不仅让吾粤的画界，而且也让学界受益良多的话，他会否是在学界中更有影响的人物？

　　来广州任教习的山本梅崖，这个历史的过客来自何方，又漂泊到过何方？

　　在潘飞声的《在山泉诗话》中，有一则关于“日本画士”山本梅崖的纪录：“日本画士山本梅崖来访，海东名士也，游大江南北时，士夫多与把臂。山本出示行箧四巨册，皆吾华书画……”因同以“日本画士”称之，应为同一人。惜潘氏此书各条均无系年，无从考订山本梅崖与潘飞声交往时间，但极有可能是在离开广州赴英京道经香港时所交。但无论如何，这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他曾游历中国的大江南北，且多交名士，集其书画。

　　此外，1922年在朝鲜举行的第一回朝鲜美术展览会上，有山本梅崖参展的两张作品图录存世，但我们仍无法确定此参展者是否就是彼在广州出任图画教习的山本梅崖。但据《广东日报》的报道中有“前往英京，顺道游览各埠”句，极有可能是同为一人。若是，那么我们可从仅存的图片中看出山本梅崖先生深厚的西洋画的功力，也可感受到当年《广东日报》报道中称他“叠次邀集粤省画士，讲求画学”，令“吾粤学界画界受益良多”之说不谬，也印证了李健儿所说“剑父自识麦拉山本，始知他国有画法，乃蓄意先游日本”之由。

　　◎黄大德，作家、艺术史家，著有《魂系黄花》《世纪之谜》等，现居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