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6月3日，云泽（乌兰夫）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向忠发的《请求书》。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藏

乌兰夫，曾用名云泽，内蒙古土默特左旗塔布村人，蒙古族，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上将军衔。

1925年，乌兰夫受中共党组织的委派，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1929年，乌兰夫回国投入地下革命斗争。在苏联期间，乌兰夫曾向党组织提出去列宁格勒军事政治大学深造的请求。乌兰夫是否曾就读于列宁格勒军事政治大学，由于现存档案史料不全等原因，中共党史界对此尚无定论。

“把我送到列宁城的军事政治学校学习”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一批在北京读书的绥远土默特左旗蒙古族青年学生在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等人的培养下加入了党团组织。随后，党组织把他们送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东方大学学习军事政治。乌兰夫是首批赴莫斯科学习的蒙古族青年之一。

1928年6月2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并留校任教的乌兰夫写信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向忠发，请求把他“送到列宁城（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的军事政治学校学习”。请求书全文如下：

向忠发同志：

我在东方大学担任翻译工作，已经一年多了，在这个时期当中我所得到的东西也是很少，故〔固〕然得到一点，但是在需用上来说，也是很不实际的。

我过去在内蒙（我是个蒙古人，在1924年加入中国少共，在1926年转入俄国少共）所作的工作大半是在游击队当中（即农〔民〕自卫军），在这军队中我工作的成绩是不好，但是推想这种工作没成绩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军队中作工〔工作〕的人没有办军事的知识，虽然有党的路线，但是在事实上不能把牠〔它〕完全实现出来。而尤其是在内蒙作〔做〕工作的同志，特别是作〔做〕农民工作的同志们，他们既已经走到很西北边陲之地，离中国内地相距有几千里之远，不说别的只是中间通消息也是很困难，所以在这种地方作工〔工作〕的同志在他本身对于各种事情就要有相当分析和计画〔划〕，否则工作无有实现的可能（我只是说作〔做〕工作的同志，离内地远就是说离党太远，党不能直接来指挥，所以要有自己的计画〔划〕和分析，如离党作工〔工作〕很近当然绝不是这样说了）。而尤其是现在中国的革命已经发展到了这种程度，农民问题变成中国革命主要的问题，而内蒙农民工作和农民自卫军的工作也变成了中国农民问题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了。所以我佔〔站〕在工作上的需要来向向忠发同志请求把我送到列宁城的军事政治学校学求〔求学〕。

云 泽

1928年6月3号

（注：方括号中文字为作者标注）

乌兰夫的这封信，主要内容是向组织申请送他到列宁城军事政治学校（即列宁格勒军事政治大学）学习。在乌兰夫生前的回忆文章中，既没有提及这封信，也没有对去列宁格勒军事政治大学学习相关情况的叙述，至今也没有发现向忠发的批复等与此事有关的历史档案，亦无其他史料佐证乌兰夫提出请求的结果。那么，乌兰夫究竟是否在列宁格勒军事政治大学学习过呢？如果把请求书的内容与乌老回忆文章中1928年6月3日以后的时间节点对照来看，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乌兰夫回忆录》中《在党的“六大”前后》一章里忆述：1928年6月18日到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近郊召开，“我是被选举调去参加大会做翻译工作的人员之一”。中共六大结束后，8月又在莫斯科召开中国共青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结束，代表们应苏联共青团中央的邀请，分别到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去参观访问”“我随一个代表去了明斯克（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一的白俄罗斯首都）”。参观访问结束后，乌兰夫继续回学校做教学、翻译工作。1928年下半年，“东方大学的中国班合并到中山大学去，我也随着调回中山大学，继续做教学和翻译工作”。

了解到国内革命斗争遭遇挫折、陷入低谷的消息，身在苏俄、心系祖国的乌兰夫，积极要求回到祖国参加革命斗争。除向中共党组织口头提出要求外，在中山大学任教的乌兰夫还用俄文写了一份报告，分别交给第三国际东方部和学校领导。请求回国的报告得到党组织批准后，1929年6月下旬，乌兰夫踏上了回家乡投身革命斗争的征程。从1928年6月3日写信提出到列宁格勒军事政治大学习的请求，到1929年6月下旬踏上回国之路，一年之内，乌兰夫没有离开教学和翻译工作岗位，也就是说，从时间上推断，乌兰夫没有到列宁格勒军事政治大学学习的时间。

从《请求书》解读乌兰夫早期革命生涯

假设乌兰夫曾经进入列宁格勒军事政治大学学习，那么，根据当时的组织审查程序和有关规定，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共产国际执委会等机构的档案中应该对此有所记载。所以，进一步考证乌兰夫的这段经历，只能寄希望于今后发现更多的历史档案并在此基础上开展更深入的研究，才能找到答案。今天，通过解读这份《请求书》的内容，我们可以从中了解乌兰夫早期革命活动的一些情况，探知其思想轨迹。

乌兰夫之所以请求党组织送他到列宁格勒军事政治大学学习，是基于他曾经在内蒙古农民自卫军中工作过，但工作的“成绩是不好”，“没成绩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军队中工作的人没有办军事的知识”，因而不能准确完整地理解党在军队建设、组织、发展方面的路线、方针、政策，并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贯彻落实。通过对提出学习请求的原因的表述，乌兰夫提到了他在农民自卫军中有过工作经历。这应该是在他留苏前的一段重要的工作经历，时间是1925年乌兰夫加入中国共产党到同年10月受党组织委派赴苏学习之前。

在《请求书》中，乌兰夫强调他是内蒙古的蒙古族，提出“内蒙农民工作和农民自卫军的工作也变成了中国农民问题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了”。此时，乌兰夫深刻认识到，内蒙古的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组成部分，内蒙古的革命要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这一认识，表现出作为一名蒙古族共产党员，乌兰夫既具有高瞻远瞩的政治视野，又充满了对故乡和民族的眷恋与热爱。乌兰夫晚年在回忆录中描述了当年的思想和心境：“我是一个蒙古族青年，有自己思维问题的角度。我认为蒙古民族的振兴和解放，主要应依靠本民族人民的觉醒和斗争。因此，我拿定主意回到内蒙古去，回到自己的故乡去，点燃那里的革命烈火。”

乌兰夫在苏联学习工作期间，一直十分关注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并对国内形势做出了客观分析和比较准确的判断。这一时期，乌兰夫在深刻理解党的革命斗争路线的基础上，认识到“农民问题变成中国革命主要的问题”。1927年，在中共八七会议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通过血的教训，为中国革命找到了正确的道路，那就是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胜利。时年22岁的乌兰夫做出的“农民问题变成中国革命主要的问题”的论断，与党根据国内斗争形势制定的革命斗争策略相吻合。

在苏联中山大学学习期满毕业后，乌兰夫接受了系统而严格的军事训练。此后，乌兰夫又进入莫斯科步兵学校，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军事训练，“学习排、连、营、团、师的作战指挥和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乌兰夫晚年回忆，“到1929年夏我离开苏俄为止，每年夏天都要集中参加一次这样的军训。这些学习使我掌握了部队思想建设方法和作战指挥的一些基本知识”。1929年6月，乌兰夫回国后，策划组织了百灵庙暴动、参与组建蒙旗保安总队、指挥部队与日寇作战。这些军事活动证明，乌兰夫不仅是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还是一位优秀的军队领导者和指挥者。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7年4月28日 总第3059期 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