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曾在《如此陈炯明算得上英雄好汉吗？———读李敖〈孙中山研究〉》(以下简称《如此》)一文说：“在陈炯明一生所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中，相对来说能够站得住一点的还是辛亥革命，其他如黄花岗起义、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等，他的表现都和‘英雄好汉’这样的称号相去甚远。但在有关广东辛亥革命的史料中，我们看到的陈炯明非但不是什么英雄好汉，而且完全是个相反的人物。”
其实他所谓的“史料”，基本上是国民党中某些反陈者及受其影响者制造的赝品。厘清这些史实，有助于还原一个真实的陈炯明。
1920年底任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的陈炯明。
惠军首领王和顺。 资料图片
虚妄误事抑或听命不动
先说“三二九”广州起义。
这次起义是采用集体领导体制的，黄兴不顾集体决定，坚持率队起事，固然有其理由，但其他人遵从集体决定暂不发动，亦不能视为“逃兵”。黄兴、胡汉民联名发出的《报告书》对陈炯明、胡毅生和姚雨平未率队起义多所指责。
1924年，胡汉民致函邹鲁，称：“克强（黄兴）先生由广州出险到港数日，即来弟处，以受伤断指，乃口授弟作书。是役弟……未与战争，故先后情形，当然以克强先生之意为准。克强先生尔时愤激感伤之余，在省城戒严、逻骑四出之际，其所得消息，大都间接之报告，或即就报纸而加以判断，故与事实不能尽合。乃未几而武昌起义，克强先生既赴汉阳，而弟等又各为实际上之行动，更无就此报告书为追加更正之余暇，……今幸经兄与执信当日检查，而又幸有吴稚晖先生之诘问，适予弟以发言辨正之机会。……亦信如上所云，虽克强复生，亦必无异言也。”《胡汉民自传》亦追述：“克强……右手不能作书，乃口授余作报告致海内外，泪随声下。且言雨平、毅生、陈炯明三人虚妄误事，罪皆当死；余时亦悲愤已极。克强固主持军事，且血战而出，固当悉以其言为依据，乃同署名。后执信、克夫出，更从各方面调查，则克强对于三人之批评，实有误会。然未几武昌起义，余与克强日在军书旁午中，不及改正。”
另一方面，黄兴单独发出的《致海外同志书》，其中对陈炯明的评价与黄兴、胡汉民联名的《报告书》迥然相异。《致海外同志书》指出，“惟此次之失败至此者，弟不能不举毅生、雨平二人之罪”，并指斥“毅之无良”，却无一语责及炯明，且尊称为“竞存兄”。与对毅生、雨平的态度适成鲜明对比。这两份文件几乎是同一时间写成的，并且都有黄兴的署名，而观点歧异如此，实在令人寻味。
包华德主编的《民国名人传记辞典》在“陈炯明”一条中写道：“据说笔录时，胡汉民加以篡改，为其堂兄弟(胡毅生)开脱，把责任都归于陈炯明。此举激起陈炯明对胡汉民的忿恨，也可能是他以后脱离革命党的一个原因。”此说当有所据，而上述两份文件的重大差异，也不失为一个旁证。胡汉民似乎对这种传言也有所知，所以要一再声称联名报告书完全根据黄兴的意见写成，实际上是为自己开脱。孰是孰非，这里不拟遽下结论。无论如何，联名《报告书》对陈炯明的指责既先后为黄兴、胡汉民否定，就不应再引为论据。
违心遵命参与“二次革命”
对陈炯明在“二次革命”中的表现，历史学家邱捷作了十分客观的陈述：“在二次革命前夕，袁世凯以陈炯明取代胡汉民任粤督，企图拉拢陈炯明对付广东的革命党人。当时粤港商人多拥陈反胡，广东陆军中高中级军官不少已倒向袁世凯，陈炯明明知民心不附、军心已变，但仍发动广东的二次革命，结果没有一支军队按照他的命令努力作战，最后全军背叛，陈炯明临出走前只好把反对独立的中级军官陈钟英等三人枪毙泄愤。”“粤港商人多拥陈反胡”和“民心不附”好像自相矛盾，其实不然。它反映的实际情况是：当时广东军民都普遍反对“二次革命”，只要陈炯明不趟这浑水，他就一如既往得到多数人拥护；而在遵从某人乱命之后，就马上众叛亲离。
对于是否遵从乱命，陈炯明确曾犹豫再三，多年后还痛心疾首，自咎不已：“癸丑一役，我本不欲轻于一掷，徒以党议关系，不得不已。至今思之，犹有余痛。”所谓“二次革命”，本来就是某些阴谋家为攫取权力而以卑鄙手段挑起的。陈炯明之卷入，固由于他作为激进革命者对袁世凯这类旧官僚有本能恶感，因而轻信了真凶制造的谣言，更由于不得不服从“党议”。不过，一旦下定决心，他的态度就异常坚决———其实这才真正是陈炯明因违心地服从“党议”而犯下的过错。后来到了“护法”时期，陈炯明之所以宁被解职，不从乱命，就是过而能改的表现。
压制舆论抑或消除影响
傅国涌的《如此》一文提到，陈炯明“利用职权压制舆论，不准报纸登载军队的消息”。关于此事，广东警察部长陈景华1912年1月15日函云：“初十日各报所登新军逃散一事，当经本部函请更正。惟都督命令，以事关军政，不容捏造事实，扰乱军心，是以令本部干涉。十二日令本部长邀请各报编辑人同赴都督府解释其事。当时都督以事关军政，必须根究来历，是以暂留陈听香、陈藻卿两君于军务部，随将造谣之黎耀西一名逮捕，送交都督府，而两君即行释回……今各报馆自谓有应付之责任，与访事无干，是以都督又谕本部从新干涉登此事之报馆，除《国事报》(按：保皇会的机关报)业已停版外，其余八家请为约齐于十六日上午九句钟到本部面谈为要。”
广州报界就此发《布告同胞书》云：“元月初十日，各报登载燕塘新军解散事。十一日晚既接警察部函，均即更正。十二日下午陈都督复押留主笔勒交访员。十 五 日 晚 陈 都 督 又 饬 警 从 新干涉……虽战争年代，最忌间谍造谣煽惑，扰乱军心，报馆倘有为满虏机关，应以军法严办。但今登载此事之八家报馆，是否为满虏机关报，公论具在……夫报纸登载失察，有应更正者，但罪不止于更正则不应属其更正，宜直控诉其罪过，予以相当处罚。今警部既函嘱各报更正，则明明认此事只应更正，不能于更正后复有所干涉……昨警部函嘱各报主笔到该部面谈，敝同人已既经公正，责任已尽，再无劳奔走之理……今诘驳陈都督干涉各报之野蛮举动。”
对照两造之词，是非曲直显而易见。当时广东仍在战时状态，广东新军部分在前方浴血奋战，部分在危机四伏的后方留守，报馆偏于此时刊出“新军逃散”的不实报道，影响恶劣，显然已触犯刑律，应予严惩。《布告同胞书》虽对此无法否认，但却抛出一个奇怪的逻辑：如果是“满虏机关报”当然要严惩，如果“公论”说不是，就可以逍遥法外，顶多更正一下了事。这明显与“以事实为依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准则南辕北辙，荒谬绝伦。事实上，陈炯明已经十分宽大为怀，仅要求更正及拘捕了造谣者；只是在报馆出面为造谣者担保后，他才请报馆再派人到警察部面谈，继续沟通，可谓仁至义尽，何来压制？报馆方面则进而摆出了牛二的架势：你说我有罪，就该严惩我，你既不严惩我，就说明我没有责任，你再找我谈就是“野蛮举动”。
当时的广州报人以旧文人为主，有新思想者少，习染污俗者多，如此表现毫不足怪。
镇压“民军”抑或为民除害
傅国涌的《如此》一文还提到，陈炯明“血腥镇压其他民军”。其实当时的所谓“民军”，小部分确是在革命党人领导下的起义军，大部分则是与革命党人无甚关联，而是趁“反正”之际入城捞世界的土匪武装。胡汉民说：“民军分子，以赤贫农民与其失业而流为土匪者为基本队，更裹胁乡团及防营之溃散者，以成其众。”《时报》报道，当时广州城内，“无论何军，皆可以逮捕国民，且借搜查军火为名，入室抢劫，无所不至。视人命如儿戏，以省城为战场。千百成群，怀挟枪弹，一言不合，轰声即起。”
李朗如、陆满记述：民军“穿着便衣，携带武器，四处游行穿插，歹徒乘机混迹其中，因而形成兵匪难分，一般人民对之无不提心吊胆。而且遍地烟赌，民军官兵亦有因赌败而进行抢劫，甚至谋财害命者。亦有一些民军随便向天空开枪，以致流弹伤害人命，造成社会秩序混乱，人心惶惶。各营号民军官兵常时有因争夺开设烟赌的区域，或因赌博争执，追索赌债，从口角至动武开枪杀人，寻仇报复。因此各营号的民军，不惟不能团结，而且互相攻击，存在着你死我活的恶感。”“为所欲为，横行霸道”，“弄成城乡市集都成混乱状态”。苏济川记述：“各属民军纷纷开入广州，但多为乌合之众，素无训练，且多出身绿林，成分复杂，良莠不齐，一言不合，即拔刀相向。故此省会秩序一时纷乱。”
王鸿鉴记述：“此辈多属乌合之众，品类极为复杂，未经训练，纪律毫无，领导人物又多沉迷于‘嫖赌饮吹’，对部队的约束极为松懈，以致打家劫舍，谋财害命，寻仇报复，骚扰不堪，造成社会动荡混乱……其中以石字营统领石锦泉纪律最差。”《神州日报》记：石锦泉“自招二千余人，捏报四千”，大肆贪污军饷；入都督府向胡汉民逼饷，“辄执炸弹恐吓”；白日在多宝街亲手擅自杀人，“取出人心，沿街夸耀。”只有小部分以革命党人和新军为领导和骨干力量，流氓无产者的影响较小的民军，如陈炯明的“循军”(进驻广州的部分)，以及“香军”、“起军”等，始终能保持良好的风纪，而像石锦泉这样的民军，难道不应该镇压吗？实际上，尽管曾经胡作非为的民军不在少数，但广东军政府最后基本上都是以和平手段给资遣散，只有无法无天达于极点的石锦泉，以及联合发动武装叛乱的王和顺、关仁甫、杨万夫受到镇压，而其部属最终亦给资遣散。顺便一提，陈炯明自己的“循军”，除小部分(大约七分之一)与新军合编为广东陆军外，大部分也同样遣散了。他还拒绝让“循军”的人均遣散费高于其他民军，坚持一碗水端平。
傅国涌在《如此》中特别提到“仅3月21日这一天王和顺的惠军就死伤两千多人”，却对惠军的所作所为不知或不提。
在广州，王和顺无视军政府严禁烟赌的法令，“在东堤一带征收烟赌捐”。在东莞石龙镇，“王和顺……在豆豉街一带，逐家搜索，见有财物，如取如携，群众敢怒而不敢言”。石龙商民向孙中山控告：1912年1月26日，惠军向驻石龙的“起军”“有意撩斗”。“翌午廿七，与起军攻战一昼夜。廿八早，在省城续拨惠军二千，携带大炮。是日午后，计枪毙起军十八人，尽夺全营参谋、书记、司事衣物一空，并将扎勇各厂焚毁，掳去起〈军〉五人，当场枪毙。”“廿九，惠军大肆焚劫，借口搜获起军，将广昌当铺焚劫一空。”“连日省城戒严，悉因惠军自持〔恃〕人多，处处星罗棋布，实则暗图都督地步。”而由老同盟会员梁起任统领的“起军”恪守纪律，拥护军政府，“商民莫不悦服，在龙时将三月，石龙从无劫案。”惠军“倘军情不利，势必由石龙退惠州，故外则发‘革上革’之威名，其实预防起军堵截。”“起军代表日求陈督作速救援，讵陈督游移无断，止以‘调和’二字塞责。在都督尚防跋扈将军，况商民敢不畏强暴加害耶？”可见面对惠军的胡作非为以至明目张胆作叛乱部署，陈炯明都曾一再忍让，力求调和。
但王和顺气焰愈张，1912年3月9日下午，惠军击毙宪兵官兵4人，伤1人。当晚，陆军司长邓铿往晤王和顺，“戒其勿破坏大局”。但王和顺反称“新军欲缴伊军械”，会晤无结果。3月10日，惠军开炮猛攻。陈炯明得各方支持，大举反击，12日，战斗以惠军方面的失败而告终。王和顺等逃往香港。
3月15日广东临时省议会电称：“民军统领王和顺久蓄异志，潜招桂兵，私购枪炮，分据要地。十日突阻新军查街，伤毙数命，斩断电线。十一，发炸炮轰城内外。陈都督万不得已，始宣罪状，令军围攻。幸其部下多不附从，现王逃兵溃，商民多受惊少损害。此役非因裁兵而起，各民军皆安。”孙中山在给陈炯明的电报中说：“王和顺在粤举动，早有所闻，蓄意破坏，当非一日。此次公然作乱，目无法纪，幸除其一二私党之外，各民军皆知大义，不受所煽惑。而贵都督坚强不挠，办理尤合机宜。民害之除，社会之幸也。我粤民军，当以遵守军纪，维持治安为第一之天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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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立人，广东社科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