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5月8日清政府成立以奕劻为总理大臣的责任内阁，邮传大臣盛宣怀是其中4名汉族大臣之一，满族占9人，而皇族竟有5人，故人称“皇族内阁”。“皇族内阁”导致很多人对立宪失望，转向革命。

　　与其殄生灵以锋镝交争之惨，毋宁纳民族于共和主义之中，必如是乃稍为皇室留百世禋祀之爱恨，乃不为人民遗二次革命之种子。

　　———张謇致电袁世凯

　　武昌起义爆发时，张謇恰好在汉口驶往安徽安庆的客船上。

张謇

盛宣怀

1911年5月8日清政府成立以奕劻为总理大臣的责任内阁，邮传大臣盛宣怀是

其中4名汉族大臣之一，满族占9人，而皇族竟有5人，故人称“皇族内阁”。“皇

族内阁”导致很多人对立宪失望，转向革命。

　　这一天，是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张謇在日记中说，他听闻昨夜十点半汉口抓获两名革命党人，官府继续搜索到凌晨六七点，抓获参加革命的宪兵彭楚藩、刘汝奎（编者按：应为刘复基）及杂货铺主人杨洪胜。一直到上午十点，关闭的各城门才打开。他在这个时候过江到汉口，与一家纸厂的朋友相聚，在那里吃了午餐。下午继续与当地官绅聚会。一直到晚上八点，他登上“襄阳号”客船，准备前往安庆。在船上，看到武昌草湖门新军的工程营地里，持续有长达数十丈的大火，火光中还不时出现三角白光，应是有枪击发生。他听说昨夜搜得那几位革命党后，又抓了20多人，令未被逮捕者不安，才于此时造反。晚十点，船开始出发，走到20里外，仍可见火光。

　　张謇是清末状元，江苏咨议局议长，著名实业家。10月12日晨9时，张謇拜会安徽巡抚朱经田，知道武昌已经失守，湖广总督避登“楚豫”兵轮。两天后，他劝说江宁将军铁良援鄂平叛，并上奏朝廷速定宪法。张謇是晚清立宪派的代表人物，一年前曾领导发起国会请愿等活动。

　　在张謇劝说铁良前一天，10月13日，盛宣怀听说革命党要炸毁黄河铁桥，立即发电报给河南巡抚宝棻，望速派兵守护。他还致电两江总督张人骏说，湖北亟需军饷，已电告南京造币局将银元火速运往，请秘密派人护送上船，万勿声张。

　　盛宣怀此时是清朝内阁成员、邮传大臣，也是清末最炙手可热的官商。他此前主导的铁路国有政策，激发四川、广东、两湖保路风潮，终至酿成大乱，引发武昌起义。虽然面对革命军的风起云涌，盛宣怀仍坚定站在清廷这一边，但他在保路运动前后的一系列表现，已经使他失去支持者，包括张謇，也在代山东巡抚孙宝琦、江苏巡抚程德全所作的奏疏中，要求明降谕旨处分酿乱首祸之人———盛宣怀，并将其与重组内阁、提前颁宪并列为三大当务之急。

　　盛宣怀被免职，永不叙用。10月14日，他致电袁世凯，劝袁奉旨出山。不久，他经大连避往日本。张謇则继续深度参与清廷与革命者的谈判，并很快转换角色，成为共和的拥趸。他参与拟定清帝逊位诏书。

　　这两位实业巨子，辛亥革命前后的表现，注定在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辛亥前夜：绅商影响政坛走向

　　在辛亥革命爆发前5个月，1911年6月13日（农历五月十七），张謇在北京受到摄政王载沣的召见。皇帝溥仪尚年幼，摄政王是清朝事实上的最高决策者。

　　据张謇日记，面南坐的摄政王命张謇就座后说，你十几年不到京，国事愈发艰难了。张謇的回答充满对光绪皇帝的缅怀，他说先帝（光绪）自戊戌年（1898年）开始改革政治，中间经历了庚子之变（1900年的八国联军入侵），包括西狩回銮之后，都是先帝艰贞患难之时，而今日世界知道中国立宪，重视人民，都是先帝所赐。说到这，张謇不觉哽咽流涕。

　　张謇上一次进京，正是戊戌变法之际，他并没有过多地直接参与，虽然对康有为、谭嗣同等人有不同看法，但内心是支持变法的。那次在京逗留两月有余，在变法失败前，他就离开京城，忙自己的通州纱厂经办事宜去了。

　　摄政王安慰哭泣的张謇说，你在外办事辛苦，名誉甚好，朝廷深为嘉慰。张謇回答说，自己1894年因父亲去世而丁忧出京，在次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开始注意实业、教育二事，后来又因国家实施新政需要有人奉行，故又办地方自治之事（任江苏咨议局局长），虽不做官，未尝一日不做事，之所以如此，是为了仰报先帝的拔擢之知。这一次蒙皇上召见，仰见摄政王延纳之宏，耳目不壅，今国势危机，极愿摄政王周咨博访，以求治安之进行。

　　摄政王说，你在外办事多，阅历亦不少，有话尽可说。张謇于是提出“外交有三大危险期，内政有三大重要事”。摄政王说，都是要紧事，你说得极是，可与泽公（载泽）商量办去。

　　载泽此时是新成立的庆亲王内阁度支部大臣，也是立宪派的改革人物。在摄政王召见张謇之前40天，1911年5月8日，清政府成立由13人组成的责任内阁。这是清末预备立宪的重要一步。内阁成员中，满族9人，其中皇族7人，汉族官僚4人，被时人称为“皇族内阁”。

　　“皇族内阁”中仅有的4名汉族国务大臣中，就有本文的主角之一邮传大臣盛宣怀。1911年初（1月6日），盛宣怀出任邮传部尚书，此次入阁，貌似代表其权力的进一步巩固。但事实是，他的滑铁卢恰是自此开始。

　　盛宣怀生于1844年，比张謇年长9岁。和张謇出身农村不同，盛宣怀是官宦世家子弟，父亲盛康中过进士，在湖北任官。但就科举功名而言，盛宣怀远不如高榜中状元的张謇，他22周岁才中秀才，此后再无进步。4年后，父亲推荐他入了李鸿章的幕府，他在洋务的道路上风生水起，参与创办轮船招商局、中国通商银行，具体筹办电报局、督办铁路总公司，总理汉冶萍公司，并创办北洋大学堂和南洋公学。经过近30年的经营，他已成为中国近代工业的最重要操盘者之一。

　　张謇亦从事实业工作，他在通海地区创办的企业有20家左右，形成以棉纺织业为中心的大生资本集团；但和盛宣怀比起来，还是小巫见大巫。但他在南通的大生纱厂，却是在盛宣怀此前相似计划失败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两人亦有其他交集，譬如都是张之洞的重要谋士，张謇1897年前后建大生纱厂时，盛宣怀曾受政坛大佬张之洞、刘坤一之托，与张謇合作。

　　传统视工商为末务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剑桥中国晚清史》说，“到了1900年，有那么多人亦官亦商，致使经商活动已经变成仕途之外另一个受人尊敬的选择了。这些发展的结果产生了商人阶级之内的新的‘绅商’社会阶层。”盛宣怀和张謇，就是“绅商”阶层的典型代表。盛宣怀是晚清最著名的官商，而在大魁天下后弃仕经商的张謇，更代表了一种实业救国的抱负和选择。他们在政治上的话语权，影响晚清民国走向甚巨。

　　在入阁前几天，给事中石长信曾上奏皇帝，提出此前由民间商办的铁路干线应收归国有，获得盛宣怀呼应。在“皇族内阁”成立后，铁路国有计划即迅速在各地推行，由此引发大规模的保路运动，其中四川民变尤其激烈，成为引发武昌起义的先声。

　　立宪运动：身份差异与道路选择

　　张謇在北京受到摄政王的接见时，保路运动正在各地陆续展开。

　　当时的日记，显示出张謇对清朝仍是一片忠心，且认为虽然时局甚艰，但朝廷立宪和重视人民已是国际共识。他怀念光绪皇帝。

　　张謇的友人刘厚生说，“张謇虽是一个翰林，但他到翰林院衙门内供职的日子，前后不过一百二十天。然而他在光绪、宣统两朝，除戊戌政变并未参预外，其他关乎当时中国内政外交剧烈变动、重要发展的事件，都有謇的背景……张謇虽不做官，确有左右政治之潜势力。清朝一代，尤其在那拉氏秉政以后，似此人物殊不多见。”

　　与本文密切相关的事件是，在此之前，倡导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张謇，曾与郑孝胥等人于1906年发起创立国内第一个立宪团体———预备立宪公会，他本人是创会副会长。但在1911年初，已升为会长。张海鹏、李细珠在《中国近代通史第五卷：新政、立宪与辛亥革命（1901-1912）》中，称持续到武昌起义之后的预备立宪公会，是“清末存在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立宪团体”。

　　预备立宪公会印有鼓吹宪政的报刊，还开办法政讲习所以培育立宪人才，在立法上则致力于商法的编纂颁行工作，而其最核心的要务则是组织和领导各地立宪团体，发起请愿活动，要求速开国会。

　　清末声势浩大的国会大请愿运动，张謇是核心发起人之一。请愿前后共进行三次，要求缩短九年筹备期，速开国会。清廷从最初的婉拒，到严厉制止，再到最后决定将“国会定限缩短三年”，为国会大请愿运动画下句点（此后仍有请愿活动，但被清政府压制）。张謇任议长的江苏咨议局为此致电咨政院，以示对国会将提前成立的祝贺，还为此遭遇其他立宪派人物的反对。如咨政院议员李素就说，“速开国会的目的不能达，人民失望，而江浙独争先电贺，以懈怠民气，本员甚觉痛心。”预示了立宪派内部的分裂。

　　张謇任议长的江苏咨议局成立于1908年，其中最著名事件发生在1911年5月，因预算案问题咨议局与两江总督张人骏发生争执，张謇和其他常驻议员打算全体“引咎辞职”，后在各方声援下，张人骏做了让步。

　　盛宣怀对立宪却不像张謇那样热衷。1900年“庚子之乱”后，盛宣怀虽然也随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人联衔会奏吁请“整顿内政切实办法”，但在1905年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时，盛宣怀是著名的立宪反对派。在更多时候，他忙于处理经济事务；但和张謇“清白的名声”不同，他“喜欢搞官场上的权术而不惜牺牲健全合理的商业经营方式”（《剑桥中国晚清史》）。盛宣怀的同乡刘厚生对他的评价更为直接：“他的确是一个很能干的贪污官吏……宣怀弄钱的方法很多，但凡有借（李）鸿章力量而弄到的钱，他定有一份贡献干爷（盛宣怀为李鸿章干儿子），干爷亦视为应得，从不客气……盛宣怀所经办各种事业，没有一件不含着为己的作用，他的口号叫做‘非私不谈公’。”

　　张謇与盛宣怀在立宪上的不同态度，或许和他们的身份差异有关。张謇需要借助宪政维护自己在野的商人利益，而其个性上也更关注家国命运；而盛宣怀只有在权力不受限制的情境中，才能攫得更大利益，而其偏好更多在裙带关系。

　　盛宣怀在声名不佳的官商生涯中，聚敛了大批钱财，也曾有过多次因经营不善而使公司倒闭的事件。1893年烟台缫丝局的关停只是其中的一例。但该局破产后如何处置入股商人股份的做法，却并不令人心服。股东之一徐润在自叙年谱中即批判盛宣怀“有强权而无公理”：“余明知不合公理，但卵石之势，无可如何，只可随众而已。”

　　但18年之后，民间投资者的实力已较此前大为不同，当盛宣怀和清廷在1911年出台的“铁路国有”方案，未能令民间投资者满意，后者不同于此前徐润只是腹诽而已，卵石之势在保路运动中发生了变化，盛宣怀为此差点丢掉了性命，而清朝却因此而土崩瓦解。

　　武昌革命：革命或者被革命

　　张謇在武昌起义后，先后劝江宁将军铁良、苏州巡抚程德全借此事奏请朝廷速布宪法、召开国会。在他与雷奋等人代程德全、山东巡抚孙宝琦草拟的《奏请改组内阁宣布立宪疏》中，认为当务之急有三事可做：解散“皇族内阁”；惩处酿乱首祸；提前宣布宪法。

　　此时，张謇念兹在兹的仍是维护清政府的法统。但革命的形势远远超乎他的预料。他得到的消息是，湖南、陕西、山西、上海、浙江，乃至他所在的江苏省苏州市，在短短时间内俱宣布独立。

　　袁世凯已受命组阁，张謇也是他意中阁员人选。1911年11月17日，朱尔典在致雷格的电文中，详述了袁世凯新内阁的组成。他称张謇被授予农工商部大臣是“一项很有趣的任命”：“他以前是清朝科举考试中的一名状元，现任中国教育会会长。他被选拔出来将受到各省的欢迎，因为他被认为是工业发展的开创者，但他是否接受这个职务是令人怀疑的。”

　　张謇的确拒绝了这一邀请。1911年11月17日，张謇看到报载清廷派其为江苏宣慰使，他在日记中写道：“何宣何慰耶？”次日，他见到内阁总理袁世凯电，请其出任农工商大臣，“理无可受，拟辞职电。”

　　此时张謇的立场已经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他决定拥护革命党宣称的共和体制。接下来他在书函中甚至称在南京抵抗革命军的提督张勋为“贼”，并给予革命军物资援助。

　　张謇转向的原因或有多重，从其公开的文字表达看，是认为共和乃大势所趋，且为避免战争导致生灵涂炭。他在和伍廷芳等人联名发电报给摄政王时说，“国民心理既同，外人之有识者议论亦无异致，是君主立宪政体断难相容于此后之中国。”对袁世凯，他则表示：“与其殄生灵以锋镝交争之惨，毋宁纳民族于共和主义之中，必如是乃稍为皇室留百世禋祀之爱恨，乃不为人民遗二次革命之种子。”他天真地认为，君主立宪即便度过此劫，也难容于此后，而一旦共和，就不会有二次革命。

　　12月10日，他赴上海，与革命党人见面。他在日记中说，“知党人意见之复杂。破坏易，建设难。谁知之者！”这决定了他与革命党人日后的分歧。

　　清廷与革命军且战且和的谈判中，张謇在袁世凯与革命党间穿针引线，允诺给袁世凯大总统职务，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张謇友人刘厚生回忆，清廷派唐绍仪到南方议和时，“他（袁世凯）很秘密地叮嘱绍仪，到上海后，必须想法先与张謇见面：你得告张謇，我必尊重他的意见而行事。”唐绍仪在和谈中，一开始即不反对共和，原因当从他与张謇的密谈中寻找。

　　而盛宣怀则开始成为众矢之的。1911年10月25日下午，清廷资政院召集第二次会议，盛宣怀成为聚焦对象。议员罗杰等主张将盛宣怀等人按律严惩，因为盛宣怀所主张铁路国有等政策，未经阁议，未交院议。刘荣勋议员说，自立宪之旨下，革命之说渐息，乃盛（宣怀）大臣倡铁路国有政策，解散民心，革党乘机煽乱，变乱如兹，罪尤不可胜诛！

　　议员黎尚雯归纳出盛宣怀的四大项罪名：违宪之罪———不交院议与破坏商律；变乱成法之罪———重大事件，必付阁议，乃贸然擅行，按律宜绞刑；激成民变之罪———四川保路事起，内阁主和平，盛宣怀乃主强硬，激成大乱；侵夺君上大权之罪———擅调兵、擅绝交通，此种紧急命令，事属大权，盛擅行之，罪无可逭。

　　盛宣怀所掌管的邮传部的派员，在资政院会议上受到议员们的严厉质问。当晚，盛宣怀连夜赶写奏稿，为自己辩护。他说，铁路国有政策，经过外务部、度支部、邮传部诸大臣多次互相会议，始行会奏，相关谕旨总协理大臣、度支大臣和督办铁路大臣一同署名；且此案前任大臣未交院议，他承办时已在闭院之后，4月19日内阁奉上谕已表明“一俟九月（农历）开常年会，即交该院议决，毋稍延误。”等等。

　　这个奏折并未写完，10月26日，朝廷即将盛宣怀革职，永不叙用。

　　西方驻华代表干预了盛宣怀事件。1911年10月28日，朱尔典爵士自北京发出致格雷爵士电，内称：“由于昨日资政院通过一项决议，请求皇上下令处死盛宣怀，所以四国公使走访了庆亲王，得到保证说：不会加害于盛宣怀。盛在四国使馆的十名士兵护送下，于昨天深夜前往天津，将先赴青岛。”

　　疏远孙中山，靠拢袁世凯

　　朱尔典爵士发出电报当天，盛宣怀抵达青岛，随后又到了大连。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命日本顾问高木陆郎一路随行，在大连，日本正金银行董事小田切、公司协理李维格趁此机会与他会面，协商汉冶萍公司的进一步合作事宜。汉冶萍公司是清政府最大企业，其规模亦居亚洲钢铁联合企业首位。日本对其觊觎已久。在武昌起义之前，盛宣怀就通过借贷抵押等方式与日方合作，盛宣怀的革职被他们认为是一个机会。

　　10月28日，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在致日本外务大臣内田电文中称：“盛宣怀避居大连，将为我方关于汉冶萍问题之策划带来甚大便宜，但同时亦有惹起一般民众反感之虞。”3天后，高木陆郎陪同盛宣怀父子由大连前往日本。

　　而在国内，孙中山于12月从海外归国，被选为临时大总统。南京临时政府财政困难，汉冶萍公司和招商局很快被孙中山瞄上，希望能利用其向日本借款或采取中日合办形式。孙中山的筹款代表何天炯赴日，通过大冶铁矿商务部长王勋将此意转达给盛宣怀，盛宣怀回复说，产业抵押贷款，必无人肯借，华日合办或可筹款，但应严定年限、权限为重要，免蹈开平煤矿被英国侵吞的覆辙。

　　逃亡日本的盛宣怀此时处境微妙，他在国内的财产已被没收。孙中山令何天炯转告盛宣怀，其不动产可以承认发还，但已经用去的动产恐难追回。孙并表示：“民国于盛并无恶感情，若肯筹款，自是有功，外间舆论过激，可代为解释。”不过，后来陆军总长黄兴又去函威胁盛宣怀说，“请勿观望……否则民国政府对于执事（盛宣怀）之财产将发没收命令也。”

　　孙中山最初也担心中日合办汉冶萍和招商局“恐有流弊”，但为筹款还是取此下策。而此举很快遭到张謇、章太炎等人的反对，参议院亦对此进行质问。张謇此时已出任南京临时政府的实业部长。

　　张謇在第一时间致电孙中山、黄兴：“民国政府建立伊始，纵不能有善良政策为国民所讴歌，亦何至因区区数百万之借款，贻他日无穷之累，为万国所喧笑？”但他的建议未被采纳，张謇为此通电辞职，称自己身为实业部长，对中日合办汉冶萍之事，事前不能参预，事后不能补救，实属尸位溺职，大负委任。各方压力之下，孙中山最终取消与日本合办汉冶萍公司和招商局的草约。

　　而盛宣怀也在致友人吕幼舲的信中，表达对孙中山、黄兴的不满，称强迫汉冶萍合办等事件表明“共和攘力甚于专制”。而学者夏东元通过盛给李维格、杨学沂的信函，认为盛宣怀内心真意为“合办必好”，只是后因舆论反对才改口称自己被迫参与。

　　盛宣怀曾在信中批评南京临时政府“目下犹谓军政倥偬，不暇讲理，将来大定之后，从容布置，不知如何政策。若仍是当年手笔，则中华工商生计恐无进步。”他认定临时政府是汉冶萍公司和招商局的摧残者。

　　1912年10月，盛宣怀从日本返国。此时孙中山早已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袁世凯上位。孙转而被特授筹划全国铁路全权。盛宣怀与孙中山面谈两次，“彼（孙中山）极言铁路国有政策相合；及论办法，中山意在悉以托诸各国，较我借款造路更进一层，非不痛快，将来流弊何可胜言。总之，有理想而无经验，不足与谋也。”

　　在致孙宝琦函中，盛宣怀称孙中山兴建铁路政策“其念太奢，恐更无步骤。”张謇对孙中山的印象与盛宣怀类似，在他被推为实业部长次日，日记中有对孙中山“不着边际”的讥评：“与孙中山谈政策，未知涯畔。”

　　对革命派的不认同，促使张謇这位袁氏昔日的教师与盛宣怀这位袁氏长期的竞争对手进一步拥袁。尤其“二次革命”爆发之际，张謇在给赵凤昌的信中指责国民党人“沪上枉死之民之众，损失产业之巨，彼作难者何词以对吾民？”盛宣怀则直截了当称之为“革命流毒忽又剧作。”

　　结局：时局又变，翻覆甚矣

　　张謇后来参加了熊希龄内阁，出任农商总长。但他和袁世凯的合作黄金期很快结束。他开始抱怨袁世凯等人惟知理财、练兵，而于实业、教育并不在意，导致道德堕落、生计困穷。1914年底，他就任农商总长刚过一年，就提出辞职，袁世凯不许，他的总长职务一直延续到1915年4月29日。

　　当袁世凯开始称帝时，他曾予以劝诫；在袁世凯死后，他在日记中慨叹其“可以成第一流人，而卒败于群小之手。”从此而后，张謇专注于实业、教育与社会公益。晚年，亲历目睹军阀混战和政坛乱象，张謇思想曾有反省。领导发起清末国会大请愿的他，1921年称自己对议会政治的龌龊恶之已久，“其故皆由于浮慕欧风……不知施于我国，曾无一致常识之人士，乃适得其弊。”对新文化运动反传统言说，他尤其反感。

　　至于盛宣怀，这位“最有成就的官僚企业主”（《剑桥中国晚清史》），在其晚年仍展现了卓越的沟通和经营能力。美国学者费维恺说，虽然盛宣怀的政治权力结束了，革命也给他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但是盛收回了他的轮船招商局、汉冶萍（担任分公司的董事长）、纺织厂（他已将该厂于1911年在香港政府注册，以便取得保护）和银行控制权。不过，为了将那些被没收的资产弄到手，据说他以给民国国库500万两的贡献才买到了豁免。

　　盛宣怀对政治已经心灰意冷。他在致吴蔚若的信中称“归国后故园独处，书画自娱，如梦初醒，不欲知秦汉以后事。”值得一提的是他仍忙于各地赈灾慈善工作，在他1916年去世之前，还留下遗嘱，要求建立愚斋义庄慈善基金董事会，以财产的4/10用于赈灾济贫。这个慈善机构，在他逝后一直延续了20年。这和舆论中盛传的贪腐形象构成反差。

　　盛宣怀去世后，郑观应所送挽联为：“忆昔同办义赈，创设电报、织布、缫丝、采矿公司，共事轮船、铁厂、铁路阅四十余年，自顾两袖清风，无惭知己；记公历任关道，升授宗丞、太理、侍郎、尚书官职、迭建善堂、医院、禅院于二三名郡，此是一生伟业，可对苍穹。”

　　张謇于盛宣怀逝后10年过世。在实业、教育之外，慈善和社会公益事业也早已是其着力的另一重点。社会依然动荡不堪，在1926年初的日记中，张謇说“时局又变，翻覆甚矣”。半年多后，他在自已参与促成的民国乱世中撒手人寰。

　　参与资料

　　参考书目：《张謇全集》第六卷，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张謇存稿》杨立强、沈渭滨、夏林根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版。

　　《张謇传记》刘厚生著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

　　《张謇评传》卫春回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版。

　　《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胡滨译中华书局1984年6月版。

　　《剑桥中国晚清史》（美）费正清、刘广京编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2月版

　　《中国近代通史第五卷：新政、立宪与辛亥革命（1901-1912）》张海鹏、李细珠著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版

　　《盛宣怀传》夏东元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版。

　　《盛宣怀年谱长编》夏东元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美）费维凯著虞和平译中国社科出版社1990年10月版。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盛宣怀》海草著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5年1月版。

　　冯金牛、高洪兴《盛宣怀档案中的中国近代灾赈史料》，见《清史研究》2000年第3期。

　　学术顾问：中大历史系教授李吉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