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郁小时候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在革命中锻炼成长，做过工人运动的领袖，领导过武装起义，建设过兵工厂，与“左”倾冒险主义者王明等作过路线斗争。建国以后，他一心从事经济建设，尊重科学、实事求是，领导中国的能源建设，让中国煤炭业的产量翻了两番。晚年担任广东省省长期间，在情况极端复杂的情况下，让广东省的经济建设有了很大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被称为“爱民省长”。其一生之做事做人，值得后人景仰。

　　在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南山村里，有几间低矮的瓦房，小小的院落中央立着陈郁的塑像，这就是陈郁的故居，故居周围到处是高楼大厦，如果不是有人引领，真的很难找到。这里的房子是经过整修的。当年陈郁在这里出生的时候，两间破屋摇摇欲坠，陈郁家的生活也处在极度困苦中……

　　成长之中找到斗争方式

　　1913年，南山村的地主陈福堂嫌遮挡阳光，命人把陈郁家最好的几棵荔枝树砍倒。陈郁的父亲在他出世三个月后就因劳累而死了，家里还有年迈的祖母，他直到9岁才开始在父亲以前做海员时的工友的帮助下，读了两年书。家里的生计全靠母亲艰难维持。陈郁母子每年都盼着自家的十几棵荔枝树挂果，能换点钱零用。

　　12岁的陈郁得知自己家的荔枝树被砍后，操起柴刀就要去和陈福堂拼命，母亲和祖母死死拉住他，才把他劝回来。母亲怕陈郁被地主家陷害，就送他去香港打工。因为聪明好学，老板又把他送到广州汽车学校学习。学习完后，老板见他和一些青工的手艺已经很好，便决定辞退一些已经给他干了多年的老员工，否则就要把工资降为原来的一半。富有正义感的陈郁觉得不公平，便和老板争执，最后一怒之下回了家。

　　这样的斗争当然不会有好的结果，老板非但没有因此留下那些老员工，反而把他们以“挑唆陈郁”无条件开除。过后，迫于生计，陈郁又回到了原来的公司。那段时间他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是，道理在自己一方，为什么斗争老是失败呢？

　　后来，陈郁经父亲朋友介绍，当起了水手。船上本有的“工余乐社”在不久后加入苏兆征、林伟民领导的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陈郁很快成了船上工会的骨干成员。1922年1月12日，震惊中外的香港海员大罢工爆发了，坚持56天的罢工迫使当时的香港当局接受了海员们的合理要求。从小到大总是想挑战恶势力和不平事的陈郁很兴奋，他终于找到了斗争的方式：组织起来，团结一致。

　　在工人运动中成熟起来

　　1930年10月的一天，上海港，两个人悄悄上了一艘船，看四周没有动静，就把一叠印刷品交给了一位海员。上船者之一是陈郁，他当时已经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成员和全国海员总工会党团书记，散发的是有他撰写的文章的全国海员总工会机关报《赤海报》。此前的8年时间，是工人运动此起彼伏又多次遭到镇压的8年，而陈郁正是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中成长，于1925年8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4月15日凌晨，广州当局突然出动军队，解除了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先后捕杀2000多人。陈郁为了反击这种反革命政变，和周文雍一起组织了海员总同盟罢工，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他成立了一些地下武装工人组织，镇压了几名工贼。因为反动势力的军队太强大，陈郁发明了“十人团”战术，即把工人积极分子分成小组，每组10人，分散进行示威游行，散发传单，一时间全城都是示威者，当局应接不暇，一时间狼狈不堪。

　　1927年12月11日凌晨，广州起义爆发，陈郁作为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参与了整个过程。他率领工人赤卫队攻打成功占领公安局和监狱，解救了大批被关在监狱里的革命者。起义成功后，陈郁被任命为人民司法委员。广州起义失败后，陈郁也被迫撤退到香港。

　　在革命的低潮期，陈郁四处活动，恢复组织，指导工作。他先后几次被捕，却都化险为夷，1929年2月，他在香港九龙海员工人俱乐部召开香港海员工会会议时被捕，警方多次讯问，却始终找不到任何证据，最终不得不将他无罪释放。1929年，陈郁在香港第二次被捕，一起开会的几十个工人一起被押送到警察局，警察还找来一个叛徒指认，幸运的是，这个叛徒恰好不认识陈郁，于是陈郁第二次被释放。

　　几年里众多同志被逮捕杀害，组织被破坏。陈郁一直在思考其中的原因，他觉得这和决策有关，和路线有关。

　　路线斗争不计个人得失

　　1931年2月，当时把持中央的王明和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收到了一篇《申明书》，主要内容是指出之前四中全会决议中认为前几年执行的“立三路线”属于“右倾”的结论不正确，《申明书》里质问“难道还要更左吗？”《申明书》是陈郁领导下的全国海员总工会党团发出的，陈郁敢提反对意见，大大出乎王明和米夫的预料。因为在此之前，米夫和王明决定的中央政治局名单里，有陈郁的名字，当选了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郁为什么要写这样一个《申明书》呢？

　　陈郁写《申明书》的出发点与自己的得失无关，在四中全会召开前，陈郁反复思考了广州起义和起义失败后的亲身体验，结论是觉得过去的“立三路线”过于左了。为了不让中国革命蒙受损失，他不顾个人得失，也不管王明为了平衡已经给了他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位置，毅然主持撰写了《申明书》。同时，他一点也不希望组织因为路线分歧而不团结，所以，之后他多次劝说其他激进的反对者取消一些激进的行动，回到团结的大局上来。而因为这次坚持自己从实践中得来的观点的行动，却给他带来了人生的又一个低潮期。

　　1931年6月，陈郁被中央送到苏联列宁学院学习。入学没多久，就被任命为中国民族组党支部书记，领导列宁学院的中国籍师生员工。在党支部里就有李立三，而李立三这时候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经常主动发言批判“立三路线”，让陈郁非常感动。

　　而王明也在1932年1月到达莫斯科，任中共中央驻莫斯科代表团团长。他到达不久就发生了上海“一.二八”事变。在列宁学院讨论这次战争的性质的时候，王明派来的十几个人坚持认为“上海战争是在我党领导下的民族革命战争，战争有可能引起帝国主义战争”。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个结论与凇沪抗战的历史实际有差别，陈郁根据自己了解的事实，反对这一观点。王明却认为这是不相信党的领导，是右倾机会主义。

　　从此，专门针对陈郁的打击滚滚而来，先是强行改选支部，但陈郁仍然当选支部书记。王明于是亲自到列宁学院组织批判陈郁，宣布撤消陈郁的支部书记职务，并在1934年1月的“清党”中试图开除陈郁的党籍，结果学院清党委员会不同意。最后陈郁被处以“最后严重警告”，派往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劳动，临走，他们欺骗陈郁说“你先去报到，随后把组织关系转去”。结果，此后多年，陈郁的组织关系一直没有转去。等于没有做出任何决议，一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党籍就被“取消”了。

　　陈郁到工厂后认真学习，很快成为工厂里受尊重的技术工人，每月都超额50%以上完成任务，被升为八级技工，不久又被提升为工长、技师，全厂都把他称为“红色工人”。

　　在从1934年到1938年的四年间，陈郁先后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写了8次报告要求转组织关系，写了4封信要求回国参加抗战，甚至亲自回莫斯科找过一次，却没有任何回音。直到1938年10月，任弼时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清理王明等人留下的材料，才发现“失踪”的陈郁原来在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看过处分决定以后，认为理由完全站不住脚，于是报告了共产国际干部部。1939年11月，周恩来到达莫斯科，听完任弼时的报告，当即决定和共产国际监委商讨，最终取消了处分，并送他回国工作，共产国际监委的结论还特别指出“他是社会主义的技师和突击员”。

　　1940年2月，陈郁和周恩来、任弼时等一起回国。回国后陈郁到了延安，整风运动中，全党都在对王明的左倾错误进行控诉批判，陈郁却基本不参加，当大家从别人的控诉中知道此事，都很敬佩陈郁的大度。

　　造子弹打土匪都是能手

　　1943年，陈郁负责领导边区的工业生产。刚由几个民用工厂合并成的兵工厂，生产掷弹筒、枪榴弹等武器都不错，可是子弹却迟迟不过关。陈郁认真调查综合分析后发现，是因为弹头壳薄和铅的质量差，他带头攻关改善冶炼技术，解决了子弹打不远的问题。

　　延安原来只有一个1.3吨的小炼铁炉，炼出来的铁质量不高。陈郁到处去选新厂址、看煤矿、找铁矿石，最终把一个1.3吨的炼铁炉改造成了5吨的炼铁炉，把又硬又脆的白口铁炼成了低炭的灰口铁。

　　1945年，陈郁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他给中央写信表示，自己离开祖国很长时间，做的工作太少了，不应该担任这个职务。

　　1945年9月，中央计划接收东北，陈郁被任命为辽西省委副书记，通过团结广大的工人组织，成立了东北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并成立了一支5000人的教导队。11月底，法库县保安队叛变，陈郁带领这支队伍发起猛攻，打下了县城，接着又平定了康平县保安队叛变。

　　1946年，陈郁作为三五九旅政委和依、勃、桦地区地委书记，到达依、勃、桦这个当时土匪遍地的地区。陈郁乘坐的火车刚到达，就被土匪袭击，造成火车出轨，陈郁临危不乱，指挥队伍迂回反击，打退了敌人。

　　陈郁认为要打败谢文东等大土匪，要发动群众，于是迅速在当地开展土改。1946年底，陈郁率部于林海雪原中抓获了横行多年的土匪头子谢文东、孙芳友，并亲自主持公审大会，将他们处决。整个地区改变了面貌。陈郁离开时，很多群众挥泪相送。

　　科学和专家是最重要的

　　“党员领导干部要尊重专家的领导，维护专家的威信，在技术上要拜专家为师。办工业不尊重科学不行。”这是1950年陈郁的讲话，在那个时候能有这样的认识，实在是难能可贵。

　　1949年5月开始，陈郁担任燃料工业部第一任负责人，迅速搭起了煤炭、电力、石油三个管理总局的架子。他意识到许多领导干部专业知识不足，提出要建设一个富强康乐的新中国，就得学习、学习、再学习，他本人每周至少有两个晚上在听专家讲课。

　　建国后，陈郁担任燃料工业部部长兼党组书记。当时，全国煤炭产量只有2000多万吨，发电量只有184万瓦，只有一个玉门油矿，年产原油不过十多万吨。陈郁千方百计请来全国各地的采煤、机电、石油方面的著名专家并委以重任，在1950年5月主持讨论制定出国营煤矿的新采煤法。随后在一年多的时间他里跑遍全国进行检查、调查，到1952年，新采煤法的产量已经占全国煤产量的74%以上。

　　陈郁十分关注安全生产问题，不少干部认为矿井发生伤亡事故不可避免，陈郁反复批评这种认识，并专门主持制订了《煤矿保安条例》和《电力技术法规》。提出工人有权拒绝到不安全的地区作业，各级安全机构有权对任何不安全的作业区停止作业。

　　陈郁很关心工人素质，他调查发现煤矿工人中文盲多达80%以上，于是对职工培训问题做出很多具体规定。为解决领导专业知识缺乏的问题，他办了“老干部专修班”，这个培训班最终发展成北京矿冶学院，他自己担任院长。他还兴办了动力学院、石油学院，以及一大批中专和技工学校。我国能源方面的教育体系最初就是由陈郁主持建设的。

　　修建深港供水工程

　　“阿郁要回去为广东人民办好事了！”这是何香凝在得知陈郁要回家乡工作时说的话。

　　1957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代表中央和陈郁谈话，派他就任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省长。回到广东后，陈郁继续坚持自己发展工业、发展能源，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思路。通过调查驳斥了“广东无煤论”，并把广东的煤炭产量从1957年的86万吨提高到1974年的626万吨。

　　陈郁认为，如果广东能自己生产石油，将对全省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他先后拜访了包括李四光在内的很多专家，希望能在南海找到石油。在他的推动下，南海石油勘探会战开始了，陈郁兴奋地说：“当南海喷出石油时，我们广东省的经济就活了。”在去世前4年间，他不顾高龄，数十次登上海上钻井平台，帮助钻井队解决各种问题。

　　广东蔗糖资源丰富，陈郁提出大力发展蔗糖生产，争取年产100万吨。他还提出要综合利用，在他的直接指挥下，用蔗碎做糖化饲料，用甘蔗渣造纸的技术都被研究出来。

　　广州市当时稍大一点的工厂，都留下了陈郁的足迹，广州工业在他的调整下，逐步形成规模，钢铁、机械、电力、造船都有了一定的生产能力。而每当这些工厂取得成绩，他都亲自去祝贺，广州造船厂生产万吨轮船、广州柴油机厂生产万匹马力柴油机、广州发电厂改装双水内冷发电机、广州建设机器厂研制钻子发动机等，他都亲自到场鼓励、祝贺。

　　1963年香港大旱，全港陷入瘫痪状态。香港各界致信陈郁求助。陈郁汇报中央，认为解决香港水荒的根本举措是建筑大型水利工程。最终由周恩来拍板同意、国家拨款将近3600万的水利工程，就此敲定。1964年4月22日，陈郁代表广东省人民政府和国务院与香港方面为这项水利工程签字，在这一天，投入一万多人的劳动大军正式动工。在周总理批准之日起至动工之前的4个多月里，年逾花甲的陈郁率领省水电厅负责人和专家为工程的勘探、设计、施工昼夜奔劳，亲自到现场调研，就地办公解决问题，与专家们走了83公里研究施工方案，踏破了好几双鞋！最终决定以抽水车的原理，建立8个抽水站，将东江水，从北起东莹县桥头镇东江河畔向南逐级提升后流入梧桐山下的深圳水库，然后输送香港。

　　1972年夏天，陈郁病倒了，在广州的病房里碰到了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听他说起优选法在工业上的应用，很激动，不顾自己病重，当即亲自安排石油单位的人来广州向华罗庚学习。

　　1973年，在为广州制造的万吨远洋货轮剪彩后，陈郁的病情再度严重。1974年3月，他已经处于昏迷状态，偶尔醒来，还在说：“一定要在南海找到石油。否则总理要批评的。”

　　1974年3月21日，陈郁与世长辞。他的精神却一直感染着人们，原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曾说：“我每次经过南头，每次都要想起陈老，每次我都要和同行的同志说，这就是陈郁同志的家乡呵！我总觉得，陈郁同志和我们一起在办特区……”

　　（省档案馆编研部　摘编）
　　

位于深圳市南山区南山村东巷的“陈郁故居”。

1964年，时任广东省省长陈郁（右）勉励羽毛球队员刻苦训练，争取更大光荣。

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内的陈郁雕塑。

位于广州英雄广场的陈郁雕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