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率领“北上抗日先遣队”转战小记
1940年，叶剑英《读方志敏同志狱中手书有感》的题诗照。
方志敏（1899—1935）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农民运动的杰出领袖、土地革命时期著名的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是被毛泽东赞誉为“方志敏式”的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1934年10月江西苏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方志敏奉命率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简称“北上抗日先遣队”，即红十军团）转战江西、安徽、浙江等地，“飙发电掣，忽分忽合”，以1万余人血战东南半壁，牵制国民党军队近20万人，为策应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有当年国民党军队“围剿”方志敏部的档案，虽多为诬蔑不实之词，但却从另一面折射了方志敏及其所部红军不惧险阻、不畏牺牲的精神。
北上先遣“作引子” 会师皖南“势复振”
1934年7月7日，由江西苏区中央红军主力之一的红七军团改编的北上抗日先遣队6000余人，奉命进军福建、浙江等地，意图“作个引子”，策应中央红军主力转移，从而揭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序幕。北上抗日先遣队一路“行踪飘忽”“进退迅速”，“或声东击西，或以进为退”。8月初，在袭击福州的战斗中，北上抗日先遣队不仅迫使“围剿”江西苏区的国民党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由福建漳州飞抵福州“视察”，而且还迫使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电令“围剿”闽东苏区和驻防泉州的国民党第87师王敬久部驰援福州，后又迫使蒋介石电令在湖北集训的国民党第49师伍诚仁部，火速赶往福建，同时调动军舰和飞机参与“围剿”。8月底9月初，在进军浙江后，连战皆捷的北上抗日先遣队更是牵制了越来越多的国民党军队和保安队。原来“围剿”江西苏区的王耀武所部和李文彬所部均被蒋介石急令调入浙江，国民党闽浙皖赣边区“剿匪”总司令赵观涛和浙江省保安处长俞济时也在策划组织左右两个纵队，准备合力“会剿”。而北上抗日先遣队则以“飘忽迅速之行动”，冲破国民党军的封锁线，于10月中下旬进入方志敏领导的闽浙赣苏区（由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发展而来，首府位于江西省横峰县葛源镇）。此时，江西苏区中央红军主力已于10月16日开始长征，几经战斗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尽管损失近半，仅剩3000余人，但却初步完成了“牵制国军之力量，俾免全力西追”的战略任务。
11月4日，红七军团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奉命合编为红十军团，红十军团下辖3个师，总兵力1万余人，原红七军团改编为第19师，原红十军改编为第20师，原闽浙赣苏区赤卫队改编为第21师。改编后的红十军团由方志敏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刘畴西任军团长，乐少华任政治委员。半月后，粟裕出任参谋长，刘英任政治部主任。11月18日，方志敏和红十军团接到留在江西苏区的中央分局“以运动战的方式向外线出击，以在皖浙边界创建新的苏区”的电令。尽管方志敏和红十军团对此电令有疑虑，认为中央红军主力已经到达贵州，突破了敌人的重重包围，敌我力量悬殊，但他们仍然无条件地执行命令。翌日，第19师在师长寻淮洲率领下先行“突出封锁线”，进袭江西省玉山县和浙江省常山、桐庐等县，一路上与早有“严密之准备”的国民党“围剿”部队数次交锋，在击溃国民党浙江省保安团蒋志英所部和王耀武所部后，进入皖南，一度进逼芜湖，威胁南京。24日，方志敏率领红十军团团部和第20师、第21师离开闽浙赣革命根据地首府葛源镇，踏上北上征程，取道江西省婺源县进入皖南。12月10日，在安徽省歙县汤口镇与第19师胜利会师。是时，会师后的红十军团经过战斗减员，尚存8000余将士。经过方志敏的重新整顿，全体将士情绪高昂，“势又复振”。也正因为如此，此时的红十军团犹如一把尖刀刺向国民党统治的心脏，让蒋介石极为震惊。
反复恶战“追剿队” 转战东南陷危机
1934年12月11日，在得知方志敏与寻淮洲会师皖南的消息后，蒋介石惊呼：“方志敏首创之武力，仍由分复合，其势猖獗”，“意在另辟新区于皖”。当天深夜，蒋介石急电嫡系浙江省保安处长俞济时组织“追剿队”，专责“追剿”。电文指出：方志敏部与寻淮洲部会合，“志既不小，势尤猖獗，若任其立足稳定，则将来赤化不可收拾”，应在方志敏部与寻淮洲部“喘息未定之时，迅予痛剿，以免滋蔓。着以伍诚仁师，王耀武李文彬等旅，并浙保安团之一部，编为追剿队，以俞济时为指挥官，跟踪穷追务予歼灭”，并明确了围追堵截的具体负责人和时限，“浙西或赣东，则由赵司令观涛负堵击之责”，“皖南则由刘司令镇华（时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团司令）负堵击责，限月底全部肃清。该指挥官应奖饬所属冒险犯难以赴戍机，并将追剿情形随时具报”。俞济时接到电令后，立即走马上任，部署“追剿”行动。所有“追剿”和堵截的总兵力加起来接近20万人，是红十军团兵力的20倍左右。14日，红十军团与俞济时率领的“追剿队”王耀武旅在安徽省太平县谭家桥发生了一场“向所未有之恶战”。战斗伊始，埋伏在附近的红十军团勇猛地向“追剿队”发起进攻，前后“猛冲八九次”，“战斗渐趋激烈”，双方“恶战经日，反复冲击”。为了夺取敌人占领的制高点，红十军团第19师师长寻淮洲不顾枪林弹雨，带头冲锋，不幸中弹倒下。其余战士前仆后继，不少战士牺牲在他的身旁。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反攻下，红十军团渐渐不支，于是决定趁着夜色撤出战斗。谭家桥恶战国民党“追缴队”失利，一方面使得红十军团损失惨重，牺牲“约四五百名”，负伤“约在一千以上”，被俘“计百三十二名”，骁勇善战的师长寻淮洲亦于两日后因伤重而逝，另一方面也使得红十军团北上皖南、开辟新苏区的计划夭折，不得不转战安徽、江西和浙江三省交界地区。
在1934年12月中旬至1935年1月中旬的短短一个月时间里，红十军团在方志敏的率领下，继续以不断减员的兵力和无法及时补充的给养，与国民党“追剿队”和堵截部队奋力苦战。12月27日，在安徽省歙县汪满田村战斗中，红十军团第19师第3团顽强阻击“追剿队”伍诚仁师，“枪声剑影，演成激烈之战斗”，团长王吉山及100余名将士壮烈牺牲。31日，在歙县芳村江村战斗中，红十军团“奋死抗拒，战斗至为激烈”，阵亡“二百名以上”，被俘“九十三名”，伤者尤多。在1935年1月5日江西省婺源县裔村溪头战斗中，红十军团攀山越岭，冒雨还击。7日，红十军团进入浙江省开化县境内。9日晚，红十军团在茶山村召开军政委员会会议，决定返回闽浙赣苏区进行休整。尽管归途只有200里的路程，但一道道纵横交错的封锁线早已形成。10日，在大龙山战斗中，红十军团与“追剿队”发生“最激烈之遭遇战”，“反复肉搏”。其中，担任掩护任务的刘智先连，战斗结束后只剩20余人。13日至14日，在徐家村战斗中，红十军团誓死反击，“战斗之烈，达于极点”。15日，方志敏率部进入江西省玉山县怀玉山区。是晚，方志敏和粟裕等率领先头部队800余人越过了国民党的封锁线，刘畴西等率领主力部队3000余人则滞留在怀玉山中。此时的红十军团已被国民党“追剿队”拦为两截，形势十分危急。
1935年，国民党部队“围剿”方志敏所率“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战斗详报（部分）。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怀玉山下终饮恨 囚室撰文浩气存
1935年1月16日，方志敏见刘畴西和主力部队迟迟未到，预感情况不妙，一面命令粟裕率领先头部队迅速撤离，一面带领十几名警卫战士返回怀玉山寻找。在找到刘畴西和主力部队之后，方志敏立即组织部队突围，但国民党的“追剿队”已经把怀玉山团团围住，突围几次均未成功。是时，红十军团历经转战，伤亡严重。第19师“迭经重创”，“已不足二千人”，第20师已缩编成两个团，“共步十二连机一连”，第21师缩编成“步六连机一连”。3个师的子弹已近告罄，“每人平均不足五粒”，其战斗力可想而知。17日，敌人开始分头“追剿”。到了26日，“天忽雨雪，大地皆白”，红十军团尽管“粮弹皆缺”，许多将士几天粒米未进,饥寒交迫，但仍然顽强地抵御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正如方志敏后来所回忆说：“虽然七天没有吃饭，饿得两脚走不稳，打跛脚；虽然整天冻得发抖，虽然每晚不得睡眠，人是疲劳到了万分，但我总是咬紧牙关，忍受下去！吃不得苦，革不得命！”可是，由于敌强我弱，除粟裕所部外，方志敏和红十军团众多将士或俘或死，最终饮恨怀玉山。
1935年5月25日，方志敏撰写的《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
中央档案馆藏
方志敏自1935年1月底被俘至8月6日英勇就义的6个多月时间里，在简陋的囚室里撰写了《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可爱的中国》《清贫》等10余万字文稿。这些文稿，无不彰显出他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比忠诚，正像他在《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中所写的那样：“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却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方志敏的顽强不屈和坚定意志，逐渐赢得了监狱中许多人的同情，主动帮助他传递文稿。1939年至1940年间，方志敏所著《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文稿流落重庆街头，被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重金购回。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务委员的叶剑英痛惜英雄早逝，挥笔写下《读方志敏同志狱中手书有感》：“血战东南半壁红，忍将奇迹作奇功。文山去后南朝月，又照秦淮一叶枫。”恰如叶剑英所说，方志敏率领的北上抗日先遣队红十兵团，血战东南半壁，有力地策应了江西苏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其历史功绩将永远光照青史。
位于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的清贫碑和方志敏塑像
来源：中国档案资讯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