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对中国进行侵略，相继占据我东北地区和热河省。1935年，日寇控制了河北、察哈尔两省大部后,开始积极策动“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自治运动”，而后成立了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使我冀东22县近3.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沦为殖民地，继而又侵占我察北六县、察东八旗，并组织了傀儡政权——“察哈尔盟公署”。1936年6月之后，日军更是多次进犯我绥东地区，妄图通过侵占察哈尔、绥远（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两省，建立一个类似伪满洲国的“蒙古国”。为一步步完成其所谓的“满蒙计划”，日军将侵略的矛头对准了绥远。

　　侵略者倾巢犯绥远傅作义部击溃日军

　　日本侵略者为了染指绥远可谓不遗余力。他们不但通过设置特务机关从事军事间谍活动，还派遣大批日本浪人在丰镇、集宁、萨拉齐、包头一线扰乱社会秩序、压制和破坏抗日活动等。此外，他们利用重金拉拢蒙古贵族阶层，资助其组织傀儡政权、建立武装。日寇一方面让内蒙古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拉拢扶植蒙奸德王（蒙古王公德穆楚克栋鲁普）和汉奸李守信，成立“蒙古军政府”，组建了两个军8个师万余人的伪蒙古军，德王任“蒙古军政府”总司令；另一方面收买绥西著名匪首王英，组织了所谓的“西北蒙汉防共自治军”，王英任军长，频繁从察哈尔窜扰绥境。

　　为了加紧侵绥步伐，日军飞机不断在归绥、包头、百灵庙、陶林、集宁一线上空侦察；汽车昼夜不停地运送武器、弹药等军需物资。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内蒙古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太原特务机关长和知鹰二等人纷纷打着“亲善共荣”的幌子，对国民革命军35军军长、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进行威逼利诱和策反，在遭到严词拒绝后，关东军开始积极部署对绥远的武装进攻。

　　1936年11月，收复百灵庙时的傅作义部冲锋队战士。

　　1936年7月初，伪西北防共自治军一部直犯绥远兴和县。这次日军侵绥的试探性进攻被国民党军击退。30日，伪西北防共自治军总司令王道一率2000余伪军进攻红格尔图和土木尔台，国民党军奋起反击，毙伤敌人过半，王道一因此被日军处死于察哈尔省西部的商都。经过土木尔台、红格尔图激战后，傅作义断定敌军必将大举侵绥，立即采取应对措施：一方面命令各部队积极构筑工事准备迎战，并秘密召开各级军政人员会议，制定对敌战略战术；另一方面将敌情及判断上报国民政府，指明绥远安危事关国家前途。

　　10月5日，田中隆吉在化德（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东北部）主持召开了侵绥军事会议，决定兵分三路进攻绥远：李守信率伪蒙军第一军守兴和县一带；德王率伪蒙军第二军在土木尔台一带待命，准备直取百灵庙；王英率部驻土城子一线，拟先占领红格尔图，然后由百灵庙、红格尔图直逼归绥，继取集宁、包头、河套，从而达到占领绥远全境的目的。是时，日军指挥的军队包括李守信的伪蒙军万余人、王英的伪军1.3万人以及伪察蒙保安队万余人，连同日军派遣到伪军中的各级指挥和特工人员，总兵力达4万人，大有倾巢犯绥之势，战事一触即发。

　　11月12日，日军开始向红格尔图进犯。红格尔图当时属绥远省陶林县，西距县城160里，南距集宁180里，东距日伪盘踞的商都仅60里，三面环山，通归绥、陶林、大庙、百灵庙等地，是商都入绥的必经之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伪军对此处势在必得。日军命令王英率两个骑兵旅及1个步兵旅加两个炮兵连袭击红格尔图，并配以3架日机轮番轰炸。当时，驻防此地的国民党军兵力仅有一个步兵连、两个骑兵连，以及察哈尔正黄旗蒙古骑兵和当地自卫队百余人。面对强敌，国民党守军奋力迎战到14日，以少胜多打退伪军。15日，日伪军千余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再度发起进攻，又被国民党守军击退。16日，田中隆吉亲自指挥，日伪军在大炮、装甲车、飞机的掩护下对红格尔图进行猛烈轰炸。此时，傅作义也到前线坐镇指挥。18日，国民党军队全线反击，击溃日伪军，激战5昼夜的红格尔图之役以中国军队胜利而告终。此战共歼敌400余人、俘敌300余人，缴获汽车、电台等大量军用物品。

　　百灵、大庙连连告捷绥远抗战胜利收官

　　红格尔图之战不仅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也为随后国民党军收复百灵庙奠定了基础。百灵庙距归绥170公里，有庙宇及住房3000余间，是喇嘛、蒙人聚集之处，也是汉蒙交易最繁盛之区。“在政治上之关系，近则以该地为中心，对绥蒙人士，威胁利诱，愚弄离间，以潜移默化其内向之心；远则以该地为根据，向西北延伸其政治侵略，期遂其暨食鲸吞之欲。其在军事上之关系，则屯兵一部，对于绥垣，已形侧背包围，随时发动，南可拊绥垣，捣包固（包头固阳），西可攫我五临”，其战略地位不言而喻。然而，自德王甘为傀儡后，他所控制下的百灵庙便成为日寇侵华犯绥的根据地，还驻有伪蒙军骑兵第七师穆克登宝部等。

　　日伪军在红格尔图惨遭失利之后，随即向百灵庙调增兵力，并运来大批武器、弹药和粮食等军用物资，全力备战，企图以百灵庙为依托向绥北各地进犯。傅作义侦得该军情后，决定乘胜收复百灵庙。他多次召开军事会议研究收复百灵庙的方案，制订行动计划。11月22日，傅作义命收复百灵庙战役的前敌总指挥孙长胜、副指挥孙兰峰率骑兵、步兵各3个团及炮兵、装甲车队等，集结于距百灵庙东南75公里处的二份子、公胡同一带待命。

　　23日夜12时，傅作义部发起攻击，激战至24日晨，摧毁日伪军多处阵地，8时许，残余日伪军全部被歼灭，百灵庙成功收复。此役毙敌300余人、伤敌600余人、俘敌400余人，缴获步兵炮3门、迫击炮6门、野炮4门、轻重机枪20多挺、步枪600多支……然而，日伪军不甘失败，于12月3日对百灵庙进行反扑。孙兰峰率部反击，敌军死伤500多人、被俘200余人，百灵庙之战再度告捷。

　　在红格尔图和百灵庙战役胜利的有利形势下，傅作义下令收复日伪设在绥远的最后一个巢穴大庙。由于之前退守大庙的王英所部金宪章、石玉山两旅反正，穆克登宝部被歼灭，大庙实际上已经是残兵困守，兵力不济。12月10日，傅作义部顺利收复大庙。至此，绥远抗战胜利收官。

　　全国各界援绥抗战史迹昭垂万世不磨

　　绥远抗战期间，傅作义坚决抗日的正义之举受到全国各族各界人民的支持和援助。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出《关于绥远抗战通电》，号召全国人民援绥抗战。上海、天津、北平、西安、武汉以及其他大城市的人民团体代表，携带大量慰问品和捐款来绥慰问，其中不仅包括政界、学界、妇女界的代表，更有黄炎培、朱自清、曾昭伦等知名人士和学者。

　　傅作义曾发表谈话鸣谢各方支援：“此次绥远抗战，迭蒙海内外爱国人士热情援助，既予物资补充，复荷精神鼓励，可钦可敬……目前大多数民众对爱国已有深切认识，确为国运一大转机。所谓目前抗战守土，窃恐不足以表明复兴。今之全国慰劳情绪，却表示整个民族精神，复兴之基即在于此。”

　　上海妇女儿童前线慰问团赴绥慰问

　　毛泽东将绥远抗战称为“全国抗战之先声”。绥远抗战的胜利，不仅使日寇利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阴谋破产，而且完全打乱了他们西侵的既定部署，同时也使得德王建立“蒙古国”的梦想化为泡影。当时，许多地区广泛流传的一首歌谣：“百灵庙里德王逃，佳讯传来兴倍高。四万万元空一掷，‘大元帝国’梦魂销。”1937年1月15日，天津《大公报》的社论中写道：“绥远抗战之役，不仅取得中华民族史上光荣地位，且已作为中华民族史上重要的转折点，史迹昭垂，万世不磨。”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7年10月13日总第3129期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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