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执信生于广州豪贤街，祖籍浙江萧山。父亲朱启连是一个学问渊博的儒者，精通诗词和古琴，曾任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母亲汪若昭出身书香门第，是名儒汪椒的女儿。朱执信与汪精卫是甥舅关系，他称汪精卫为“四舅”。
朱启连性情狷介，他的忧患情怀和正气傲骨对少年执信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执信受家学熏陶，向往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树立了推己及人、成己成物的社会责任感和建功立业的远大抱负。他曾写信给他的兄弟说：“先人初无他贻，惟此耿介之性，实赋诸我，倘腼颜苟活，岂不有忝于祖？”
执信少年求学阶段，其父聘请名师施教。1901年12月，他作《读辛幼安南渡录感叹题后》一文，阐发反抗清政府镇压人民的思想，被广州著名学府广雅书院拟取为文学第一名。1902年执信入读新型学校教忠学堂，后又与友人组织“群智社”。在教忠学堂和群智社的两年中，朱执信除了阅读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外，还读了《天演论》、《原富》、《民约论》和《万法精理》等西方名著，初步确立起救国救民和实现民主、自由的民主主义思想。
追求同社会脉络贯通的学问
朱执信对“格物、致知、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伦理哲学深有体悟，他读书的态度是要究明真理，学成大器。他常常通宵达旦地学习，同学们无不“叹其敏捷”，“惊其造诣之深”。戴季陶曾赞扬朱执信：“他那研究学问的智慧和热诚，真是我们几个常在一块的朋友所不及的。读书的量，我不及他，读书的理解力，我也不及他，至于讲到智识行为结合一致，更是我们所万万不及他的。”
执信性喜数学，他的思想有系统，言论有条理，和这种科学训练有密切关系。执信读书时勤于思考，结合实际激发自己的创造性思维。他通过对科举制度弊病的批判，认为知识必须与现实相结合，知行合一，才是真学问。他在《求学与办事》一文中认为：“真正的学问，是要同社会有脉络贯通的，同实际生活联系为一气。没有办事，他这学问就悬空了。”执信读书涉猎古今中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各种知识，他的弟弟朱秩如介绍：“先兄友而好学，四书五经、通鉴、二十四史、内经皆烂熟于胸中……凡与数学有关之科学，如天文学力学之类，亦皆通晓。”知识结构均衡全面，为朱执信以后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上的建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追随孙中山阐发三民主义
朱执信19岁时参加广东官费留学资格考试，在200多人中考得第一名，1904年冬，他与胡汉民、汪精卫等人一起东渡日本留学，进入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攻读经济。在日本，朱执信结识了孙中山，他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和伟大气魄非常敬佩。1905年7月，朱执信加入中国同盟会，成为最早的会员之一和重要骨干，任同盟会评议部议员兼书记，跟随孙中山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
此时朱执信还担任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的编辑和主要撰稿人，他在《民报》上发表大量政论文章，揭露清政府立宪骗局，驳斥保皇党的改良理论。他阐发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尤其侧重阐发民生主义，力主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创建民主共和国。这一时期，朱执信以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理论家和宣传家的形象，活跃在近代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民国成立后，不论在讨袁时代，还是护法时代，他都是革命理论斗争的健将，他的犀利笔锋，常使反革命派头痛不已。他在《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一文中，讲明中国可能同时并行政治革命(即民族民权两主义)与社会革命(即民生主义)的理由，非常客观透彻，解除了许多人的疑惑。
朱执信是最早写文章系统介绍马克思生平的中国人。1906年1月，他在《民报》上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活动并翻译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的部分内容。毛泽东曾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中说：“朱执信是国民党员，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
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家
朱执信公开承认阶级、阶级斗争，认为农工是中国最有力量的阶级，是社会改革的真正力量，中国革命离不了“农工的帮助”。这在当时中国资产阶级思想家中是独树一帜的卓越见解。朱执信认为现代化军队是革命成功的必要条件。十月革命后，他主张“以俄为师”，用革命主义来武装士兵，创建革命军队。朱执信极力主张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他认为可以通过实行直接民权和间接民权相结合的办法，矫正代议机关不代表民意之弊、杜绝国家机关践踏民意之现象，以地方自治为实行直接民权的切入点，制定一部体现人民威力的宪法。朱执信还指出经济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关键，阐述了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具体措施。1918年朱执信抵沪，协助孙中山撰写《建国方略》等著作。“五四”期间，他赞扬俄国十月革命以及学生爱国精神，投入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
朱执信的视野开阔，生平著述甚多，对政治、军事、经济、哲学、宗教、历史乃至新诗都倾注过自己的心血，他对一些理论问题的阐述，闪烁着激进民主主义思想的光辉。
拖着“猪尾巴”的革命策略家
朱执信不仅是一个犀利的革命理论家，同时又是一个巧妙的革命策略家。在日本学习期间，革命党人将辫子称为“猪尾巴”，都自动把它剪掉以示反抗和进步，只有朱执信一人仍然拖着。大家说他怪僻顽固，他则一笑置之，依然故我。朱执信在日本大学毕业后，回国从事革命活动。在当时的环境下，已经剪掉辫子的同志，回国活动困难，只有朱执信一人借着“猪尾巴”的掩护，身穿旧式长袍，不为清吏和密探注意，坦然出入，这时候大家才叹服其智。
1907年，朱执信在广东高等学堂和广东法政学堂任教，以教员身份做掩护秘密进行革命活动。他还时常拖着“猪尾巴”只身潜入满清的新军中宣传革命，发展同盟会会员，为武装起义作准备。当时就读于广东法政学堂的陈炯明受朱执信影响，萌发了革命思想，1909年由朱执信秘密介绍到香港加入同盟会。当时革命党的军事力量还十分薄弱，投身革命后，朱执信就一直在为建立革命党自己的武装殚精竭虑。朱执信注意把绿林会党作为革命的依靠力量之一，在广东地区，他实际上成了革命党人与绿林会党、新军之间的主要桥梁。事实证明，会党在广东光复和“二次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辛亥革命前后，朱执信与广东会党和民间武装进行了大量的接触，经过他的努力，大批绿林分子加入抗击袁世凯的行列。
袁世凯罢免胡汉民职务后，任命陈炯明为广东都督。在国民党领导层中，陈炯明比较敬重朱执信。“二次革命”期间，朱执信利用与陈炯明的师生关系，多次促陈反袁。陈炯明后来公布袁世凯12条罪状，正式宣布广东独立，加入讨袁行列。以陈炯明为总司令的援闽粤军，1918年1月离穗援闽。此后这支军队控制了闽西和闽南，成为当时中华革命党的主要军事力量。朱执信多次前往漳州，与陈炯明、邓铿、许崇智等高级将领一起讨论革命理论，积极整训军队，对粤军建设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朱执信还积极协助陈炯明在闽南推行政治实验，推行现代教育和卫生建设，创办《闽星》杂志，派遣学生出国留学等。在朱执信和陈炯明等的共同努力下，漳州地区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南方据点，引起外界的极大注意，闽南护法区被誉为“闽南的俄罗斯”。
1920年夏，孙中山决心“统一南方”。朱执信于6月下旬再赴漳州，敦促陈炯明率粤军回师驱逐桂系军阀。8月下旬，粤军与桂系军阀莫荣新的主力在东江流域一线呈胶着状态。为使粤军摆脱困境，朱执信冒险进入虎门，策动虎门要塞司令宣布独立。9月21日，朱执信到虎门调停驻军与东莞民军冲突时被乱枪击中，不幸牺牲。
“割袍赴义”为革命冲锋陷阵
朱执信自投身革命起，便立下“以身许国”之志。孙中山称颂他“不论何役战争，皆曾参与，且必躬冒矢石，不避艰险”，是“革命的实行家”。朱执信参加革命武装行动之前会给家人留“诀命书”，以示义无反顾的决心。“吾本东西南北之人，不自珍惜，亦不耐投闲，冒险杀贼，尚差足以自快，家中视吾已死可也。”这是朱执信在给家人和朋友的信中经常表达的人生观和生死观。
1908年11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逝世，人心浮动，朱执信决心发动广州起义。他与赵声、邹鲁等计议：由邹策动防营首先发动，朱即集合民军，赵策动新军响应，不料消息泄漏，起义计划失败。
1910年2月的广州新军之役，朱执信发动四乡民军支援。
在举世闻名的黄花岗起义中，朱执信留下了“割袍赴义”的美谈。在起义筹备中，朱执信担任了通信联络、宣传和维系会党响应举义的重责。起义爆发前，他临时坚决要求参加战斗，同志们风趣地说他穿着长衫无法冲锋陷阵。他立刻取刀把长衫的下半截割掉，笑道：这下方便了吧！起义冲锋号一响，朱执信掖两枚炸弹，和黄兴一起率领起义军冲人两广总督府，与清军展开血战。炸弹扔完他又忍住伤痛继续向前冲，直到大家被冲散了，他才拖着“猪尾巴”镇静折横巷，从容暂避于朋友家，表现出机智勇敢、临危不惧的英雄气概。为纪念黄花岗战役的惨烈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孙中山下令给朱执信等英勇将士颁发革命军功牌。后来朱执信特别向广东都督呈文，申请拨款树碑，纪念牺牲的72位烈士。
武昌起义爆发，朱执信联络发动民军会攻省城，迫使清水师提督李准投诚，对于促成广东“兵不血刃”而光复，起了重大作用。
之后朱执信又追随孙中山组织发动“二次革命”、护法运动等，策划讨伐袁世凯的战斗。
人格高尚被誉为革命圣人
孙中山赞叹：“执信是革命中的圣人!”朱执信不但有不可磨灭的革命功绩，而且具有完全的革命人格。疾恶如仇是朱执信的鲜明个性，这“恶”在执信看来有两种：一种是来自社会的“恶”，对于此“恶”，朱执信主张一概以“坚壁清野大刀阔斧的手段清除之”；另一种是来自自身的“恶”，朱执信对此也从不姑息放过，他曾说过：“我常萌不正的念头，好在拼命做些‘克己’的功夫，所以还不会堕落”。有人将朱执信的修养归纳为：“他(执信)第一用省察刻厉的功夫，除去自己的恶；第二用鉴空衡平的功夫，除去朋友的恶；第三是用坚壁清野的功夫，除去世间所有的恶。”
刚直敢言是朱执信另一鲜明性格，当过广东都督的胡汉民后来回忆：“在军政内部，同志间有言行不检点的，都很怕被朱先生所知，因为一旦被执信知道了，定会遭到责备，先生是不给情面的。”“先生做事，与众不同：不居名，不居功，暗中做一个很大的运动的中心人物。”
朱执信处事严正，苦行节俭、对人则很忠厚。朱执信任广东核计院院长之职时，每月薪金500元，而他“每月仅给50元家用，其大半则消费于公事或资助同事……生活之简素，有过于署内的职员”，凡是受过朱执信关照接济的人，每每提起，总是感念不尽。
朱执信在虎门牺牲后，遗下孤儿寡母，度日艰难，孙中山闻讯十分难过，立即亲笔致信党内：“凡我同志，念执信兄夙谊者，尚祈转为告语，量力相助，毋忘旧交……”阅者无不动容。为表彰朱执信对革命的贡献，孙中山采纳了国民党元老廖仲恺等人发起的“建立执信学校以志纪念，敬朱执信先生其志愿之宏、功业之伟”的建议，发动众人捐款办学，孙中山自己首先捐出一万银圆，并派人到美国的华侨中筹款。1921年10月1日，学校落成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孙中山出席并发表演说。目前以朱执信名字命名的“执信中学”，已成为南国名校。
朱执信有不可磨灭的革命功绩，有完全的革命人格。朱执信公开承认阶级、阶级斗争，认为农工是中国最有力量的阶级，是社会改革的真正力量，中国革命离不了“农工的帮助”。这在当时中国资产阶级思想家中是独树一帜的卓越见解。
（省档案馆编研部 摘编）
孙中山给朱执信等参加黄花岗战役英勇将士颁发的革命军功牌。
位于广州天河区先烈东路的朱执信先生墓道，园内墓碑为孙中山题写。
以朱执信名字命名的广州执信南路
广东执信中学正门红墙绿瓦，在雄伟中洋溢着高雅的书卷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