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汪精卫，人们都知道他的两件事情：早年刺杀清朝摄政王载沣未遂，差点成了革命烈士，并且留下了“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名句；晚年投靠日本人，成了汉奸。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1944年11月13日，在听到汪精卫死去的消息后，胡适在日记中这样说道：汪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身，故终身不免有“烈士”的com plex(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但是，性命不顾是一件事；所主张的是与非，是另一件事。比如酷吏自夸不要钱，就以为自己不会做错事、办错案，但是，不要钱和做错事是两件不相干的事情呀。(参见《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00页)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胡适和汪精卫就多有交往，他对汪精卫也有一定的了解。所以胡适对汪精卫的这段评语还算是平实。胡适点出汪精卫有“烈士情结”，并且认为这种烈士情结对汪精卫后来的政治选择和人生道路有重大影响，使他走上了汉奸的不归之路，这一点其他人似乎没有提到过。

　　在我看来，“烈士情结”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自我正当化、自我神圣化。有烈士情结的人坚信自己具有牺牲精神，认为自己不怕死、不顾惜自己的性命，因而是伟大的、光荣的、高尚的、神圣的。他们容易把自己神圣化，把自己的一切行为都正当化。本来世间的事情很复杂。尤其是涉及是非对错的问题，就更为复杂。某件事情是否正确、是否可做，做了以后有什么样的长远后果，都是很不容易把握的问题，需要考虑很多因素。但是，在有烈士情结的人看来，问题似乎就简单了：我连死都不怕，我还有错吗？你们还不相信我吗？你们还不跟着我干吗？这样很容易就会迷倒许多人。不过，没有失去常识的人当然会认识到：一个人性命不顾是一件事；他所主张的是与非，则是另一件事。二者不可混同。

　　其实，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烈士情结的，不仅汪精卫一人；烈士情结所误的，当然也不止汪精卫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