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报是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的红军机关报，它于1931年12月11日在江西瑞金创刊，当时是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的一份重要报纸，在遵义会议以前是由邓小平同志任主编，遵义会议以后是由陆定一同志负责编辑。该报为四开铅印报纸，用当地生产的毛边纸印刷，不定期出版，最短两天出一期，最长半月出一期（长征途中）。一般每期出四版，遇特殊情况一期出八版，有时还出《号外》或《红星时刊》，在江西苏区发行量达17300份。《红星》报从1934年10月至1935年8月共出版长征专号28期。中央档案馆馆藏里保存着许多《红星》报。

　　《红星》报创刊号上登载编者写的一篇《见面话》，阐明了该报的性质和任务：它是反映红军工作和生活的“一面大镜子”；是传播红军、地方群众斗争消息和全世界工农生活情形的“一架大无线电台”；是“政治工作指导员”和“红军党的工作指导员”，是“红军的政治工作讨论会”和“全体红军的俱乐部”。它还是“一个裁判员”处罚“红军里消极怠工、官僚腐化和一切反革命分子”。

　　1934年10月，《红星》报随红军主力部队开始长征，在长征路上继续出版，由于条件限制，只好用手刻蜡纸油印，每期固定七八百份发到连队。它是红军长征途中代表中央军委的唯一报纸，在长征途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红星》报主要是围绕“见面话”中提出的上述任务办报的，它的版面编排主要有社论、要闻、专电、前线、通讯、国际时事等，为了适合文化水平不高的战士阅读，《红星》报上发表的各类文章一般在千字以内，新闻、通讯只有几百字，通讯、文章常配有插图和漫画，使版面显得活跃，引人爱看。《红星》报从宣传、报道实际出发，先后总共设置了17个专栏，主要有：传达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提出每个时期中心任务的“红星号召”和红军指战员回应的“响应红星号召”；着重提高红军理论水平和思想建设的“党的生活”和“列宁室”；报道红军生活和工作的“红军生活”、“红军家信”；介绍战略战术知识的“军事常识”，“军事测验”；活跃战士文化娱乐生活的“俱乐部”、“猜谜语”、“山歌”等。

　　《红星》报的社论和重大文章大都由当时红军各方面主要负责人执笔，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朱德、陈云、彭德怀、陈毅、聂荣臻、王稼祥、洛浦等都是该报的主要撰稿人。为了办好这张报纸，克服了人手少的困难，发动了广大领导干部和战士，建立了500多人的通讯员队伍，他们写的前线新闻和战地通讯很受广大士兵的欢迎。

　　作为长征过程中唯一代表中央军委的报纸，《红星》报对红军长征所起的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对红军在长征中的战略转移有较详细的报道。毛泽东1934年8月1日在《红星》报上发表亲笔题词：“敌人已经向我们的基本苏区大举进攻了，我们无论如何要战胜这个敌人，我们要用一切坚定性、顽强性、持久性去战胜敌人。我们这样做就一定能够最后的战胜敌人。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英勇奋斗的红军万岁。”朱德1934年8月1日在《红星》报上发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产生的七周年》一文，指出：今年“八一”正处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最紧急关头，中国工农红军更要英勇地战斗，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并准备北上抗日，开展民族革命战争。周恩来在《红星》报第60期发表8月18日撰写的《新的形势与新的胜利》的署名社论，社论中提出：我们要坚决挺进到敌人的后方去，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新的红军，采取更积极的行动调动敌人，求得整个战略部署变动，以在运动中消灭白军。这实际是暗示中央红军已不可能在中央苏区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红军主力必须立即准备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

来源：中国档案网

　　《红星》报较为完整地报道了红军长征途中建立新苏区，开展游击战争，不断探索长征的落脚点。1934年10月20日，《红星》报长征专号第一期在《突破敌人封锁线，争取反攻的敌人的初步胜利》社论中，传达了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从南线突破粤军封锁线沿赣、粤、相、桂边境，到达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的计划。1935年1月15日，《红星》报在《用我们的铁拳消灭蒋介石主力争取反攻的全部胜利》的社论中，传达了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新苏区的决定。1935年2月10日，《红星》报发表了《为创造云贵川边新苏区而斗争》的社论，1935年2月19日又发表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明确指出了中央红军创造云贵川边新苏区。1935年3月4日，《红星》报在《准备继续作战，消灭周纵队和四川军阀》的社论中，不仅向全军指战员传达了建立黔北新苏区的决定，而且论述了桐梓、遵义胜利对于建立黔北新苏区的意义。1935年5月20日，《红星》报发表了《迅速渡过大渡河，创造川西北新苏区》的社论，及时传播了党中央关于强渡大渡河，创造川西北新苏区的战略决案。1935年6月15日，《红星》报针对6月12日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和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合发表了《伟大的会合》社论，指出：“我们的任务—— 赤化全四川的任务”。1935年6月26日，党中央在两河口政治局会议上作出了两个方面军主力共同北上甘肃南部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决定。

　　对红军长征中的党中央重要活动及政治工作有比较详细的报道。1935年2月，党中央在贵州召开遵义会议后，《红星》报在2月10日至3月4日，发表了《为创造云贵川边新苏区而斗争》的社论，并刊载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中革委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决议案》和《准备继续作战，消灭周纵队和四川军阀》的社论，及时传达了党中央、中革军委关于红军长征的战略方针的同时，又传达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遵义会议的精神，要求全军指战员坚信在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正确结论与领导之下，团结一致，夺取革命和战争的胜利。

　　《红星》报对红一、四方面军汇合作了大量的宣传教育工作。如1935年6月11日《红星报》发出了号召，要求各方面准备欢迎的联欢晚会，并专门开了学习红四方面军的专栏，加强两军团结的宣传，并发表了《伟大的会合》的社论和《向野战军介绍一下红四方面军》的文章。

　　《红星》报还继续报道了一、四方面军指导员加强两军团结和阶级友爱的典型，如1935年6月20日报道了《一片阶级友爱的热忱》一文，6月27日报道了《接二连三的晚会》，8月3日报道了《兄弟的友爱、阶级的团结》等文章，有力地促进了两军广大指战员的相互了解和团结友爱。

　　对红军长征途中的重大战役及各地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有着比较详细的报道。1934年1月15日，《红星》报集中报道了红军进入贵州以来的胜利消息和革命活动，在《伟大的开始—— 一九三五年的第一个战斗》这篇“前线通讯”中详细地报道了红军强渡乌江的作战经过。指出：“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当我军进至江界河（即乌江）之线，黔敌的教导师两团，占领对河的高崖，企图配合薛纵队的追击部队，阻止我们前进和消灭我们在河之南岸。”“第一次强渡的领导者是勇团（即第一军团第一师先遣团）三连连长毛正华同志，他率领三个筏子不顾一切牺牲，在敌火力射击底下奔杀而过……首即占领敌人主要阵地。但敌人犹不甘心，集结二个营以上兵力作孤注一掷，向我们三个班人实行反冲锋，一次二次三次四次，我们三个班的顽强抗战，终于稳住了敌人反冲锋，最后以五个连续炸弹，完全击溃敌人，夺取了敌人视为天险的高崖！”

　　1935年5月30日，《红星》报在《我们已经胜利的渡过了大渡河—— 四个先头团的英勇战绩》的大标题下分别报道了红一团、红三团、红四团、红五团强渡大渡河的经过。在《一个意志只要泸定桥》和《一路打到泸定桥》的报道中，详细地报道了红四团和红三团勇夺泸定桥的战斗经过。

　　长征途中，《红星》报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宣传中央红军的抗日主张。如1934年8月1日《红星》报发表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产生的七周年》一文指出：“今年‘八一’工农红军更要英勇地战斗，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并准备北上抗日，开展民族革命战争，”《红星》报连续多期的报道表明“北上抗日”已成为全国红军的普遍呼声。因此《红星》报间接地宣传了中央红军的抗日主张。

　　《红星》报作为长征时期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唯一报纸，对红军长征的胜利起到了很大的宣传和鼓舞作用，也为我们留下了研究红军长征的宝贵历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