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读过鲁迅先生写的《记念刘和珍君》一文，对于91年前发生在北洋政府执政府门前的“三一八”惨案，当不陌生。“三一八”惨案之所以闻名，一则是因为事件中爱国民众所付出的空前惨烈的代价；一则是因为它对时局产生的深刻影响。
1926年4月4日，“三一八”殉难烈士公葬筹备会致北洋政府内务部的函。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牺牲空前惨烈段祺瑞被迫下台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总统曹锟。直系统治被推翻后，经过各方博弈，皖系的段祺瑞再次出山，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临时执政。段祺瑞虽然一直以老谋深算的军政强人面目示人，但此时时过境迁，他已无力掌控北方政局，遑论全国。
1926年初，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张作霖的奉军兵戎相见，四面受敌的国民军在天津大沽口设防。扶植奉系的日本军方悍然出动军舰，炮击国民军。国民军并没有示弱，而是开炮还击，将其驱逐。3月16日，日本与英、美、法、意等国联合，援引《辛丑条约》内有关海口不得设防的条款，向执政府外交部发出“最后通牒”，令其限期拆除大沽口防务，否则将以武力相加。经受过五四运动、五卅运动洗礼的北京爱国民众闻讯后再次群情激奋。
3月18日上午，以北京各校学生为主的数千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示威大会，坚决反对日、英、美、法、意等国的“最后通牒”。示威大会后，游行队伍行至铁狮子胡同的执政府门前请愿。出人意料的是，执政府卫队竟向请愿者开枪，血腥驱散游行队伍，最终导致请愿学生、市民40余人死亡，受伤者达200余人。在被难者中不乏刘和珍这样“干练坚决”，富有“百折不回的气概”的女性。在鲁迅的笔下，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我们还在这样的世上活着；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当时，这样用血写成的文章又何止一篇！
事件发生时，段祺瑞并不在执政府，但作为临时执政，他对这一惨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惨案发生后，段祺瑞和他的执政府成为众矢之的，陷入了举世舆论的汪洋大海之中。4月20日，段祺瑞被迫下台，“北洋之虎”的政治生涯就此结束。
公葬历经曲折圆明园终立丰碑
“三一八”烈士纪念塔
惨案发生后，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执政府只得明令抚恤死者、医治伤者，追究施暴者责任。3月27日，被难者家属、学校、社团等召开联席会议，商讨筹备烈士公葬事宜。关于公葬地点，民国大学校长雷殷提议定在京西的圆明园内。他认为：“该处既为历史上之纪念地，风景亦佳，诸烈士合瘗于此，种种上均为圆满。”这一想法还得到北洋政府内务部部长屈映光的认可。“三一八”殉难烈士公葬筹备会成立后，决定“对‘三一八’殉难烈士实行公葬，采雷殷提议把圆明园定为公葬地点，自屈映光批准之日起，由各校将灵柩送往圆明园，暂行掩埋，嗣后筹得经费，再修一伟大烈士墓，并将各烈士传略镌之石碑，以垂永久”。随后，“三一八”殉难烈士公葬筹备会致函北洋政府内务部，请求从速批准烈士墓地。
笔者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对外开放查阅的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中找到了这件信函，时间是1926年4月4日。函称：“三一八惨案后，殉难诸烈士迄今犹未安葬，尸骨暴露，惨不忍睹。本会悼死者之英烈，本生者之天良，特集合诸烈士之家属及各关系团体筹备公葬事宜。关于公葬地点，前曾经雷惠南（即雷殷）先生与贵部商定为圆明园，惟（唯）时日已久，未蒙正式拨定，故本会事务因之亦感艰阻，特此函申一切，万祈俯允众意，即日明示，则生死均感靡既矣。”内务部接函不久，便与管理圆明园的京师警察厅协调此事。5月20日，京师警察厅报称：“圆明园官产，本厅仅负保管之责，至该筹备会所请拨作‘三一八’烈士公葬之处，本厅实未便主持。且查该园地址，前已均由人民租种，并非空闲。”段祺瑞倒台后，奉系主导的北洋政府对于烈士公葬一事更不积极，甚至从中阻挠，加之公葬经费一时难以筹齐，“三一八”烈士安葬圆明园之事被延搁下来。
1928年，国民革命军攻战北京后，北京改名为北平特别市。冯玉祥推荐秘书长何其巩担任北平特别市市长。“三一八”惨案发生时，何其巩亲眼看到这些爱国民众遭受的痛苦，“愤憾至今”。他上任不久，即呈请南京国民政府，公葬“三一八”烈士。在得到批准后，何其巩命令北平特别市工务局在圆明园勘察墓地，筹建公墓。经过数月努力，公墓建造完竣，筹葬事宜也陆续办妥。1929年3月18日，在北平特别市政府主持下，“三一八”烈士在牺牲3年后，终被正式公葬于圆明园内。由于时隔许久，部分烈士遗体已运回原籍安葬，此次公葬者共计22人。公墓位于圆明园中部，各穴呈梅花状分布。后来，在公墓中央又建了一座烈士纪念塔，上刻“三一八烈士公墓”7个篆体大字，基座刻有何其巩撰书“三一八”烈士墓表及可考实的殉难烈士姓名、年龄、籍贯、职业等信息。何其巩在墓表中写道：“会此役者，或为青年女子，或为徒手工人，或为商贾行旅，皆无拳无勇，激于主义，而视死如饴。”寥寥数语，掷地有声，回响不绝。
来源：中国档案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