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夫人卓琳风雨同舟、相濡以沫的爱情故事已在世间传唱许久，然而，邓小平人生还有两段短暂的婚姻鲜为人知——邓小平和比他小3岁的张锡瑗，既是同学又是战友，更是一对感情笃深的年轻夫妻，不幸张锡瑗难产去世，孩子也没保住；邓小平和同岁的浙江姑娘金维映因为革命结缘，也因为革命而被迫分开。

　　当爱已成往事，邓小平如何看待那段情缘？小平的女儿毛毛回忆说，有一次，邓小平沉思般地说道：“张锡瑗是少有的漂亮。”这里提到的张锡瑗即邓小平的第一任妻子。

　　第一次婚姻 妻子张锡瑗难产去世

　　这是张锡瑗在短短的24年的生活中仅存的一张照片。小平说，张锡瑗是少有的漂亮。

　　邓小平和张锡瑗，既是同学，又是战友，更是一对感情笃深的年轻夫妻。

　　张锡瑗，1907年生于河北省房山县良乡镇。父亲张镜海，曾任方山县良乡火车站站长，参加过“二七”大罢工。张锡瑗在原直隶省保定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1925年到北京深造，认识了李大钊、赵世炎等党的早期重要领导人，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到苏联中山大学学习。

　　张锡瑗在中山大学的俄文名叫“多加多娃”，她被分配在共青团第七小组，而邓小平是当时这个小组的组长，年龄比张锡瑗大3岁，比她晚2个月来到莫斯科，两人因此而相知相熟。

　　1927年，邓小平因革命需要而回国到武汉，任党中央秘书。此后不久，张锡瑗回国后也到了武汉，在党中央秘书处工作。随着党中央迁往上海，二人也同往上海，张锡瑗就在邓小平下属的秘书处工作。1928年初，二人正式结婚，当时邓小平24岁，张锡瑗21岁。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后来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道：“为了庆祝这对年轻的革命者喜结良缘，中央的同志们特地在上海广西中路一个叫聚丰园的四川馆子办了酒席。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王若飞等在中央的大部分人都参加了，共有三十多人。”

　　婚后，邓小平与张锡瑗的感情一直很好。那时，邓小平夫妇与周恩来夫妇住在一起，周恩来和邓颖超住在楼上，邓小平与张锡瑗住在楼下。邓颖超回忆道，那时候，常常听到楼下那小两口又说又笑。当毛毛向父亲邓小平询问时，邓小平说：“那时候都是年轻人，当然又说又笑！”

　　1929年爆发了蒋桂战争，中国共产党抓住时机，决定在混乱的广西发展党的武装力量。这年夏天，中央决定邓小平以中央代表身份去领导广西地区的革命斗争，当时张锡瑗已经怀有身孕。

　　1930年1月，邓小平从广西回到上海，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汇报广西的工作。忙完公务后，邓小平赶紧去医院看望正待分娩的妻子，谁知张锡瑗出现难产，得了产褥热，几天之后便不幸去世，最终孩子也没保住。

　　1931年5月，邓小平再次从广西回上海时，带着弟弟邓垦到江湾公墓去看了张锡瑗的墓。1949年上海解放后，邓小平一进城就去寻找张锡瑗的墓地。因为战乱，日本人又在江湾公墓那里动土修机场，许多烈士的墓地都找不到了。

　　后来，在当时埋葬张锡瑗的中共中央工作人员李强的帮助下，邓小平终于找到了张锡瑗的墓地。而当邓小平、卓琳夫妇二人一起前去查看时，发现那里已遭水淹。于是邓小平叫人把张锡瑗的遗骨取出来，放在一个小棺木中，和当时找到的苏兆征烈士的遗骨一起，安放在邓小平在上海居住的励志社的楼下。

　　不久，邓小平就根据中央的命令离开上海，率军挥戈进军大西南。张锡瑗和苏兆征的棺木，一直存放在上海励志社旧址，最后于1969年被安葬在上海烈士陵园(现已更名为龙华烈士陵园)。

　　如今在龙华烈士陵园纪念馆里陈列的诸多早期革命烈士的照片和遗物中，还可以找到张锡瑗的头像。在她美丽的照片下方，只有这样短短几行字的介绍：“张锡瑗(1907—1929)河北房山人。中共党员。1924年参加直隶省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旨在改革学校教育的学潮。1925年到北京参加中共领导的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活动，不久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秋回国，参加领导了保定铁路工人罢工运动。后由党组织调派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1929年冬在上海逝世。”

　　第二次婚姻：因政治原因被迫分离

金维映

　　上世纪30年代初，邓小平在中央苏区工作期间，与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金维映结婚了，这是邓小平的第二个妻子。

　　金维映，人们都称她阿金，浙江岱山人，与邓小平同岁(1904年)，也是早期中共党员。

　　邓小平和金维映是1931年在上海相识的。1931年7月中旬，邓小平经中央批准从上海乘船经广西赴江西中央苏区工作。金维映也被派到江西苏区工作，正好与小平同行。这对年轻人一路上相互关心、照顾，彼此鼓励与安慰，萌生了爱情的种子。8月初，他们到达瑞金。此后不久，两人就结为了夫妻。

　　在江西，邓小平先后担任瑞金县委书记、会昌县委书记和江西省委宣传部长。在丈夫的严格要求下，金维映也开始独当一面，先后担任于都、胜利两县县委书记。

　　邓小平和金维映一起生活的时间很短，前后不到两年。1933年5月，邓小平受到王明“左”倾路线的打击，被撤销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受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这也是他政治生涯中“三起三落”的第一次落难。此时，金维映任胜利县委书记。

　　在所谓“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面前，金维映在“左”倾路线的压力下，“出于对党的忠诚与信任，出于纯洁的党性原则”，拿着离婚报告流着眼泪到拘留室来找邓小平签字。他为使妻子不受到牵连，毅然而又痛苦地在离婚报告上签字，从而结束了这段姻缘。

　　1934年，金维映与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结婚，后生子李铁映。

　　5年后，1939年，邓小平结识了终身伴侣卓琳，此后共同走过了风风雨雨的58 年，共同经受了政治上的第二次，第三次落与起的惊涛骇浪。

　　第三次婚姻：和卓琳患难58载

邓小平与卓琳

　　1939年秋天，邓小平在延安同当时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工作的卓琳结婚。

　　卓琳原名浦琼英，生于云南有名的实业家家庭。父亲浦在廷是云南省宣威县人，著名的“火腿大王”，开创了云南火腿罐头的生产工业和销售事业，曾资助孙中山和辛亥革命。

　　“当时我四哥常把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带到家里来，实际上中共云南省委就设在我们家。”卓琳曾在接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访谈时这样说。浦琼英的四哥是共产党员，日本留学回国后参加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她。

　　浦琼英于1936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37年7月到延安投奔革命。

　　关于改名，邓小平的小女儿邓榕是这样描述的：“(浦琼英于)1938年初加入共产党，在陕北公学担任了一期十二队队长之后，被调到陕甘宁特区政府保安处的一个特别训练班学习，准备以后派到日本占领区，也就是敌后，去从事抗日工作。这时她因工作需要改名卓琳。”

　　邓小平和卓琳相识于1939年秋，当时邓是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卓琳是一个年轻的女学生，“对这位前线来的长征干部缺乏了解”(卓琳口述，《邓小平家人访谈录》)。曾希圣两次做媒，卓琳都没有同意，后来是邓小平亲自找她谈了两次。卓琳回忆说：“他亲自来找我了，说话又那么诚恳，我就同意了。但有个条件是，结婚后马上离开延安，因为我害怕其他人笑话我也嫁了个‘土包子’，邓小平也同意了。”

　　1939年9月的一个傍晚，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的窑洞前，举行了一个聚餐。当时两对新婚夫妇结婚，孔原和许明，邓小平和卓琳。

　　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没有参加邓小平的婚礼。当时在延安的中央的高级领导人，“能去的都去了”，有毛泽东和夫人江青，刘少奇，张闻天和夫人刘英，博古，李富春和夫人蔡畅等。邓榕在回忆录中说道：“周恩来和邓颖超没有来。因为周恩来在骑马时正碰上江青不顾他人地挥鞭疾驶，周的马惊了，周因此落马摔伤。此时，他已赴苏联去治手臂的伤。若非如此他一定会来的，也一定会为他的亲密战友而开怀畅饮几杯的。”

　　著名的传记作家叶永烈曾经整理过“周恩来坠马事件的五种说法”，除了中共中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传》没有提及江青以外，其他的口述、传记均提到江青在场。叶永烈认为成仿吾将军的回忆可作为重要参考：“周恩来骑马，江青骑骡……遇一小沟。周恩来在前，江青在后，周的马已过小沟，江青的骡过沟后，习惯地往前蹦跶一下，正好撞上周恩来的马屁股。马受惊，一下子把周恩来摔下。摔下处是石岩，使周恩来右臂骨折。……毛泽东对江青大为恼怒，在电话中责怪江青不慎使周恩来受伤。”

　　卓琳是邓小平的妻子，也是他的秘书和战友。

　　1952年，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邓小平对妻子提出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于是卓琳没有像大部分领导夫人一样去单位工作，而是当了邓小平的秘书。卓琳回忆说：“当时中央领导同志中，数他的文件最多，所以他的文件存档要有专人负责。他的文件看完了，要送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存档，我就负责把那些文件登记。登记以后，我再骑三轮车送到中央办公厅……那时候就数他的文件最全。所以当时中央存档的文件，都以我整理送去的为准。”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随后邓小平被批评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第二号人物”。1967年，邓小平夫妇被软禁在中南海，子女被赶走，夫妇二人同外界失去了联系，两年间都不知道孩子们的下落。有一次卓琳看到邓小平在抽烟，就拿起他剩下的烟来抽。邓说：“你怎么也抽起烟来了？你的烟瘾好像比我还大，看你以后怎么戒！”卓琳说：“我抽烟是因为想孩子，只要孩子们一回来，肯定能戒掉！”

　　二人性格迥异，却很互补，能够互相扶持。邓榕曾说：“我爸爸不爱说话，一个原因是政治上比较谨慎，再一个是性格内向，所以他在(江西)工厂做他的钳工，按时上下班。我妈妈性格比较活泼，跟工人交流很多，经常跟一块干活的女工们聊天，聊社会上的、生活上的事情，什么都聊。”卓琳也回忆过自己如何与寡言少语的邓小平磨合：“(我说)你有意见就给我提，我对的地方你也告诉我。他就不吭声。我说，我说话你不说话，我们这样相处下去也不行呀，你得说点话呀。他说，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脾气，你愿意说话你就随便说，我有意见我就提，没有意见就这么算了。我想，这个老干部，你要老让他说话也不行。你要老是让他说，他也说不了什么。算了，慢慢相处吧。就这样，慢慢地互相之间就了解了。”

　　大女儿邓林在访谈中曾说：“爸爸对妈妈很放心，认为妈妈做什么事情都会很合适；不合适的地方，爸爸会用一句话、半句话去点拨一下，妈妈心领神会，马上就明白了。”

　　在非常岁月的风雨中，卓琳始终陪伴在邓小平身边，风雨同舟。1969年10月，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劳动，卓琳随行，后又一同照顾瘫痪的大儿子，1973年才回到北京。1976年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天an门事件以后被软禁，卓琳又去陪他，“只有他们二老互相照顾”。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剧情有这样一幕——平安度过政治风暴后，邓小平一家人搬到新住所。他望着妻子，回忆他们俩在延安时的相识相知，最后结为夫妻时的往事。在一家人拍合照前，邓小平拥抱妻子，对孩子们说：“我爱你们的妈妈。家庭是好东西。我也爱你们。

来源：之间网文化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