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志如

　　鲍姑井在明代早年成谜是有文献依据的。明朝时有个叫黄谏的人，于天顺四年（1640年）被贬为广州府判，这年他拟了一篇《学士泉记》的碑文，其中有这么一段：“人谓大北门九眼井甚甘，予日汲之。因暇，乃登粤秀山，转而西行，憩悟性寺中。东苑一井颇佳，视九眼井殊胜，昔达磨卓锡得之，与九眼井相去百步，盖达磨泉也。郡志：越井冈伪刘王龙泉，恐即此井。又鲍姑井在越台西南，意即此地为是。”北庙、越冈院、悟性寺、三元宫、斗姥宫、斗姥殿都是指同一个地方，即今广州市应元路上的三元宫，是三元宫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叫法。《学士泉记》那段文字明显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鲍姑井在明代英宗时候就已经失去踪迹，三种古迹同共一处地点就是明据。“伪刘王龙泉 ”、“鲍姑井”尽管在郡志中都有记载，但却连探花出身的黄谏也只能揣测它们的所在，说明此事之糊涂由来已久。

　　鲍姑井因何而失去确切地点，从保存下来的文献中也能看到踪影。清代乾嘉年间广东顺德人仇巨川编纂的《羊城古钞》对此即有所暗示。该书“鲍姑井”条云：“在越台西南。唐庚诗：‘废台樛女后，遗井鲍姑时。’图志不指言其地。鲍姑，葛妻，鲍靓女也。”由于图经只记录下鲍姑井方位，未及具体地点，后人就只好像黄谏一样，根据史料所提供的模糊内容推求附会。可以说，黄谏身后，几乎所有希望寻求鲍姑井真相的人，都在和他干着同样的事情，并且所收成效甚微。但在宋代却不是这样，从仇氏所录北宋徽宗时人唐庚诗里可知，越王台、鲍姑井那时虽属遗迹，而仍可供其据实凭吊，以发怀古之幽情。南宋末期另一位诗人方信孺所作的《鲍姑井》也是旁证，诗云：“为觅丹砂到海滨，空山废井已生尘。不将一滴苏焦槁，神艾虚传解活人。”从这首诗可以看出，到方信孺那个时候，鲍姑井已经完完全全成了毫无使用价值的废井，典型的古董了。将上下两段记载联系起来看，可知南宋末到明朝早年这段时间，正是鲍姑井在历史演化过程中失去具体所在位置的时间。

　　现在的人为了求证鲍姑井还没有消亡，喜欢到仇巨川的《羊城古钞》里面找证据，其实依我看，仇巨川根本就没有明白肯定过鲍姑井在哪里。这点只要仔细推敲一下他书中的记载就可以了。《羊城古钞》关于鲍姑井的记载有两处，一处上面已经引用，另一处是“鲍姑”条。此条云：“鲍姑，鲍靓女，葛洪之妻，与洪相次仙去。已详见。南海越秀山左有鲍姑井，犹存。”由于《羊城古钞》是以抄录古代书籍记载广州的内容为主，很少有作者自己写的东西，他自己所写的东西一般会标明“按”的字样。比较此条“鲍姑”和前条“鲍姑井”的内容，不难发现它们可能抄自不同的古书或当时不同的地方志书，并且还可以推测，“鲍姑井”“在越台西南”这段话与黄谏《学士泉记》所提到的“郡志”文字一模一样，不用说是出自同一个源头。而“南海越秀山左有鲍姑井，犹存”这句话，显然来自另外一个地方，“犹存”二字该是底本原有，并非仇氏“按”说是自己在越秀山亲睹实录。于此可见，仇巨川的《羊城古钞》一书对于鲍姑井观点，也只是如实采录别人的说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照抄无误”，而别人的说法却只有鲍姑井的大致方位，没有鲍姑井的具体地址。

　　虬龙古井仇巨川应该了解，一是他在世的时候就经常游览越秀山，二是那时三元宫已见虬龙古影。清代乾隆五十年（1785年），斗姥殿（即三元宫）再次重建，据重建碑文称，“殿后枕朝汉台、鲍姑祠”，“北极旧殿东厅，额颜‘虬影’，架木屑列，明窗方池曲槛，游人憩玩焉”，其中的“虬影”，肯定跟虬龙古井脱不了干系。仇巨川不愿用按语直接点出虬龙古井就是鲍姑井，说明他根本想不到二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因为和古籍记载明显不在一处地方，古籍所谓在“越秀山左（越秀山东边）”和“越台西南”，其实指的是同一个方位，虬龙古井只能说在越秀山右（越秀山西边）。仇巨川不把两口井联系起来，和他具有不具有科学态度沾不上边边。后人为什么敢于根据这两个说法来证明虬龙古井就是鲍姑井呢？原因简单，就是直接受到“越秀山”、“西南”和“犹存”的误导，这几个要素也确实与今虬龙古井所在位置一一对应；还有个原因可能跟什么《广东省广州市粤秀山三元宫历史大略记》有关，羊城晚报的报料人就是把这个作为证据之一。经查，《粤秀山三元宫历史大略记》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的东西。

　　鲍姑井真实位置在哪里，文献已有提示，只要搜索到越王台的位置，不难推测出其大概的地理方位。然而若想知道鲍姑井的确切地址，考古发现恐怕是最后的手段。

来源：《岭南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