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并不只是一种愿望，不只是一种理想，而是中国人对世界的根本认识，这种认识是我们做一切事情的出发点。

　　今天，人们常常谈到建设和谐文化，那么，建设和谐文化怎么理解？日前应邀做客名人名家讲堂的著名国学大师钱穆之子、清华大学教授钱逊认为，构建和谐文化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是要有一个“和”的理念，这是出发点。一种理解是认为“和”是纠正过去的斗争哲学，把“和”与“斗争”相对而言。对这种看法最有代表性的是冯友兰先生，他编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最后一卷中提出“辩证法有两种，一种是‘仇必仇到底’，另一种是‘仇必和而解’，‘仇必仇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仇必和而解’是中国辩证法”。他的讲法影响很大，从此以后，很多人就从“斗争哲学”、“和谐哲学”这样的角度来探讨“和谐”。另一种理解则从中国古代思想出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并不是与“斗争”相对而言，而是“同”相对而言。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晏婴、史伯就有过“和同之辩”。史伯有个名言“和实生物，同则不济”。晏婴则打了个生动的例子，比如我们要做一锅汤，用鱼或者肉作为主料，然后要有水，用火来加热，再加上用葱姜等各种调料，互相配合、协调、融合，这样最后煮出来的汤才是很美味，这种情况就是“和”，也就是说汤是多种成分的“和”，这就叫“和实生物”。“以水济水”就是“同”。“和实生物，同则不济”是高度的哲学概括，晏婴的比喻则是形象的解释。可见，“和”是中国古代思想里的对世界的认识，宇宙万物是“和”的存在，而不是单一成分的叠加，单一成分的叠加是“同”。

　　我认为，我们首先要明确一种理念，“和”并不是一种愿望，不只是我们不希望斗争的意思；不只是一种理想，而是中国人对世界的根本认识，这种认识是我们做一切事情的出发点。和为贵，并不是我们理想是这样，而是世界本来就是“和”。和为贵，就是我们在承认差别的基础上求得世界的和谐，处理不同事物的关系时做到“各得其所”。这是一种“和谐”的理念，如果没有这种理念，我们就不可能构建和谐文化，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也是把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的发展看成是“和”的整体。如果没有这种理念，可能就会导致单纯追求GDP的增长，或者只注重工业不注重农业，只注重城市发展不注重农村发展，只注重沿海地区不注重内地。事实上整个经济的发展是“和”的发展，所以科学发展观要求统筹发展。

　　第二，需要有制度、规范的保障。“和”，简单来说，就是要各得其所，就是整体中的各个局部处它该处的位置，尽它应尽的义务，遵守该遵守的规范，享它应享的权利，责权利统一，这是需要有制度来规定，有规范来约束的。就中国古代来讲，这规范只是“礼”的规范。比如“孝”，孔子认为孝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通过这种规范来落实“孝”，使得人们的行为有依有据。当代社会是法治社会，依法治国是我们治国的一个根本方略。健全法制，也是构建和谐的根本要点。

　　古代的“礼”是很完善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到现在有很多不适用而淘汰，很多需要改变一些形式。比如说《论语》中提到“父母在，不远行”，这个要求现在显然不合适了。古代说不远游是不要让父母太担忧，现在如果不得不远游了，如何使得父母在精神上不太孤独，有所慰藉呢？前几年有一首歌叫《常回家看看》，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轰动，这就体现了孝的发展。现代人子女对父母的感情不能用不远游来解决时，出去了，但要经常给父母精神上慰藉。这是一种道德的基础，不能发一个文件来提倡，它就是一个人内心的情感，它能引起社会所有人的共鸣，它就可以成为大家自觉遵守的规范。这可以说是现代“礼”的发展。这些例子很多，比如说，古代的“礼”主要是家族的范围里，古代公共生活很少，所以公共生活的礼是古代“礼”的系统里所没有的。前两年，有关单位发了两个文件，主要是关于旅游要注意的行为规范，这是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礼”的建设。

　　第三，需要有解决复杂问题的大智慧。构建和谐文化，需要很高的智慧，也需要很高深的知识。举个例，治水，大禹的父亲鲧治水失败了，而大禹成功了，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鲧并不是不尽心，他缺乏智慧，他用壅堵的办法不对，而大禹是用疏导的办法，办法用对了。四川的都江堰，现在看来是很简单的工程，但解决了一个大问题，两千多年来，让四川成了天府之国，这就体现了智慧。社会和谐，更加需要大智慧了。香港问题，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解决了问题。它本质是“和而不同”的理念，但要把“和而不同”的理念落实香港问题，如果没提出“一国两制”的办法也解决不了。因此，要有理念，还必须要有很高的智慧，才可以解决很复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