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档案】张星点，1924年出生，1933年参加红军，随红四方面军第30军参加反“六路围攻”，后随部队长征。1936年10月，红军会宁会师后，张星点曾担任勤务员、宣传员、宣传组长、文艺干事、西北军区文工团研究员、兰州军区文工团音乐教员、创作组长、兰州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副师职创作员，1982年离休。1957年，他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解放勋章和独立自由奖章；1988年，荣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我是四川巴中人，9岁那年，我就和同乡一起，从家里出来参加红军。因为我年龄小，怕母亲不同意，所以出来时没让她知道。参加红军后，我被分到红四方面军第30军。

　　参军后，我发现红军部队的官兵都打成一片，就像歌里唱的那样：“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官长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

　　我参加了反“六路围攻”后，又随部队开始长征。那年我11岁，部队领导看我年龄小，怕吃不了苦，所以在过草地前，把我当作精减对象，准备寄养在当地老乡家里。其实，在长征过程中我被精减过5次，但是每次，我都以“绝招”巧妙化解，始终坚定不移地跟着红军部队前行……

　　我记得第一次被精减，是部队准备从毛儿盖过草地。部队领导决定把我寄养在一户藏民家中。我年龄小也不会讲什么道理，知道要被精减后就大哭不止，最后哭得他们也没有办法，终于同意我留下来。从毛儿盖出发六七天后，部队来到包座地区，并在那儿打了一仗，消灭了一个师的敌军。部队还没来得及休整，就准备继续过草地。出发前，部队领导又要把我寄养在包座的藏民家里。我没有别的办法，还是哭，哭得死去活来，上气不接下气，就又把首长给感动了。

　　第三次被精减是在甘孜，部队休整了一段时间后，开始准备过草地，向甘肃进军。当时，我想既然前两次过草地，都打算留下我了，这次应该不会再被精减。所以出发前一晚，我安安心心地睡了一大觉。醒来后，却发现部队已经出发，这下可把我急坏了。冷静下来后，我发现身旁有一个小布袋，里面装了些青稞面。我想这一定是部队领导留下来的，让我有足够的食物可以支撑走到附近藏民家中。但是我心中却只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我要当红军！要当一辈子的红军！于是，我拿着这个小布袋，走进了草地去追赶队伍！

　　刚进草地时，我一点儿也不害怕，一心一意地找部队。进入草地两天后，青稞面被我吃完了，肚子饿，没精神，行走的速度也越来越慢。我为了给自己鼓劲儿赶队，就边走边唱：“红色战士志气高，立场坚定不动摇……”这首歌唱完后，我又接着唱《红军三大任务歌》：“红军三大任务，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封建势力，实行土地革命。要建立起工农政权，坚决斗争，革命到底！坚决斗争，革命到底！”

　　进入草地的第三天，我终于赶上了一个连队，但不是我的原部队。我向该连队的一位指导员打听红四方面军第30军的去向，指导员说：“我也不太清楚第30军朝哪里走了。你年龄这么小，不要一个人去赶队，草地情况太复杂，一个人太危险了。你还是跟我们走吧！等你知道第30军的准确去向后，再去与他们会合。”

　　在过草地的途中，我还跟着这个连队翻越了党岭山。也许是之前体力消耗过大，还没走多久，我就感觉浑身发软，走不动路，慢慢掉队了。连队指导员怕我一个人走有危险，就让文书陪着我。眼看部队走得快看不见了，文书很是着急，一边拉起我的手，一边说：“我来背你吧！”我却不肯。

　　就在这时，忽然刮来一阵大风并夹杂着雪花，吹得眼睛无法睁开，我与文书握着的手也渐渐松开。只听他在前面喊了我两声，就再也没有了声音。接着又一阵大风把我刮倒在地，并滚落到一个雪坑里。随后，我便失去了知觉。醒来后，我浑身是雪，爬出雪坑，文书也不见踪影。我使劲儿喊他却没应答，向前走了几步，发现一处悬崖，便不敢再多想了……下到山脚时天色已晚，我便找了一处安全的地方过夜。那天，我梦见自己赶上了队伍，指导员热情地招呼我吃饭，可是不管怎么吃，我都吃不饱。突然，他问我文书怎么还没回来。我没办法回答，只是默默地流泪……

　　就这样我独自一人追赶队伍，几天后身上带的青稞面见了底。但我没有放弃，坚信自己可以找到队伍。一天赶路时，我看到路边有两堆干马粪，便跑过去把干马粪掰开，发现里面有好多没被消化的青稞、大豆，为了不饿死，我不得不把那些青稞、大豆拣出来吃掉。吃完后，我继续赶路，走着走着看到一条小河，河对岸有一座水磨房和一排经亭（藏民放转经筒的地方），旁边还坐着一位身穿藏袍的大娘。我一阵欣喜，本想快些走过去，结果在过桥时一不小心掉了下去。大娘听见落水声，赶忙跑过来把我拽上岸。我浑身湿透，瑟瑟发抖。大娘看着我，说了几句藏语，接着又从怀里掏出两个小烧饼给我。随后，她指着前面的路，又说了些我听不懂的藏语。我猜想她是在给我指路。谢过大娘后，我继续赶队，终于在当天傍晚找到了部队。

　　会宁会师以后，我还是没有找到自己的原部队，组织就把我安排在陕甘宁军事部给首长当勤务员。在会宁休整了一段时间后，部队要东进。出发前，我得知自己又要被精减，有了前面的经验，我便主动找部队首长谈心，说：“草地雪山我都过来了，为什么又要把我留在这里？”首长向我解释说：“部队要行动，要急行军，要打仗，怕你掉队，我们不放心！”我拉住首长的衣角，眼泪汪汪地苦苦哀求：“您一定要把我带走，我继续给您当勤务员，我保证不掉队！只要能跟红军走，多苦多累都不怕”。终于，我又一次感动了首长。他说：“小鬼，不要哭了，我把你带走就是了。”我一听可以继续留在部队当红军，马上就破涕为笑了。

　　最后一次被精减是在1937年。那年4月，在甘肃庆阳组织把我分配给庆阳步兵学校（又称“红军教导师”）的政治委员袁国平当勤务员。9月，国民党派了一个考察团到庆阳步兵学校，临走时提出希望分配给他们一个年龄最小的红军。领导深思熟虑后决定让我去。我知道后，越想越难受，这一次我没有哭，也没有吭声。在考察团走的那天，我提前起床，早早地跑了出去，一直躲到中午才回来。领导一见我就问：“上午去哪儿了？”我理直气壮地回答：“躲起来了！我不想当白军，我要当红军！”

　　从庆阳步兵学校先后毕业的两批学员，都被派往抗日前线。我知道后，就想跟着一起去前线当一名真正的战士。但是，袁国平对我说：“你这么小一个娃娃，不要到前方去，就留在后方。”自此，我便留在了庆阳，之后又调到385旅宣传队。也就是那个时候，我走上了文艺战线，但漫漫长征路上的艰辛历程，我至今历历在目。

来源：中国档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