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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福星
罗福星，字东亚，号国权，祖籍广东。罗福星的祖辈漂洋过海到荷属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谋生。1886年2月24日，罗福星生于侨居地，后随祖辈东奔西走谋生计。对罗福星童年和少年时期影响最大的亲人是祖父罗耀南。
罗耀南初到巴达维亚时，年轻力壮，待人豪爽，刚开始给人打工时，生活十分艰苦，后来成为工头和铁路工程的承包商，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家境逐渐好转。罗福星出生时，罗耀南正在台湾洽谈修建铁路业务，得知爱孙出生，格外高兴，热望他将来能造福社会，故为其取名“福星”。罗耀南是一位思想传统的客家人，他希望罗福星自幼能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和客家人勤劳淳朴的民风影响，便嘱咐家人在罗福星满周岁后将其带回广东老家生活。1887年，罗福星随父母返回广东大地村，在这里他接受了启蒙教育，6岁便能背诵《百家姓》《三字经》等，后又熟读《增广贤文》《朱子家训》等儒家经典，耳濡目染，中华传统文化的胚芽在小福星的心田里孕育成长。
10岁那年，罗福星随父复返侨居地巴达维亚就读华文学校，兼习荷兰文，开始了海外求学的人生阶段。19世纪末，巴城“中华会馆”成立，并发布兴办学堂的公告，列举了8条“办学章程”：“变通中国办法，参以东西洋教材章程，详立课表，分班按序……并以东西各国语言文字为入门”，延揽师资，传授史地人文、声光电化等知识。应聘教师多来自中国南方各省，其中有不少是孙中山的追随者或助手，如张继、居正、田桐、陶成章、苏曼殊等。这些具有反清革命思想的人士到南洋各地中华学校任教，既是为了躲避清廷的追捕，也借此宣传孙中山的思想主张，掩护革命活动，同时为筹款资助国内革命斗争做准备。罗福星就读的中华学校，良师荟萃，思想活跃，在南洋诸岛中是开风气之先的名校之一。经过几年的学习，罗福星掌握了英语、荷兰语等多种语言文字，受到有关人权自由、平等、民主等社会政治思潮的洗礼，这为他日后追随孙中山参与反清革命斗争、发动抗日复台活动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903年，罗福星中学毕业后随祖父移居台湾苗栗，在那里和谋划修筑台湾铁路的祖父共同生活了3年多，亲身经历了日本残酷的殖民统治。日本殖民统治者在台湾施行双轨制的教育制度，日籍孩子进入小学可以受到完整的教育，依次升入中学、大学，对台湾青少年则另设有“公学”。按日本殖民当局的规定，凡是在台湾生活的中国人，不论原来学历高低，一律先学习日文，接受日式的“皇民化”教育。在罗福星就读的苗栗公学任教的日籍教员，总有一种优越感，认为中国人野蛮、不文明，言行间常流露出对中国人的鄙视。罗福星自幼接受中华传统文化教育，深知中国历史文化悠久，如今的日本人却如此傲慢自负，令他十分不满。罗福星劝祖父抛售了在台湾的所有产业，两人一起离开台湾。
1929年6月13日，国民政府为准予烈士罗福星一等年抚恤金事致行政院指令。
矢志革命 血染黄花岗
1907年6月，罗福星与祖父一同由台湾返回广东，途经厦门时，他聆听一位老师讲述的革命道理，明白必须唤起民众，才能救中国，于是毅然加入中国同盟会，投身革命事业，此后经常往来于南洋各地，宣传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号召和组织华侨进行抗清活动。
罗福星在家乡小学任教时，就曾撰写教材《从军乐》，给学生灌输爱国主义思想。后来，他在荷属巴达维亚、英属新加坡等地担任中华学校校长期间，还奉广东教育总会会长丘逢甲之命，到南洋一带视察华侨学校，宣传革命。1908年3月，同盟会南洋支部正式成立，胡汉民任支部长，统筹管理南洋地区的20个分会。3月15日，孙中山在新加坡新舞台大戏院演讲，罗福星躬逢其盛，聆听演讲，对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与理解。
1909年冬，同盟会缅甸分会正式成立，为扩展党务，在缅甸25个城镇设立了小分会或书报社，并向当地人、华人、华侨开展革命宣传。罗福星受命到缅甸腊戍书报社服务，撰文宣讲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号召华侨和国人奋起推翻清王朝的专制政权，谋建民主共和的新国家。缅甸华侨反清革命活动的蓬勃发展，引起清政府的密切关注与恐慌，他们便向缅甸政府施压。迫于压力，不久居正、陈汉平、吴应培等同盟会骨干被缅甸政府驱逐出境。罗福星也被迫离开腊戍，转往巴达维亚从事教育工作，出任当地华侨学校校长。在此期间，他以振奋民族精神为宗旨，以培养革命新生力量为目标，对师资队伍做出重要调整。罗福星认为，华侨学校的教师可以不限于同盟会会员，但须以有文化知识、又倾向或同情革命的中青年为佳，这样才有利于发展组织，提高觉悟，引导青少年一代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推翻腐朽无能的清政府。这一时期，罗福星用“中血”“东亚”“国权”等笔名，撰写了许多慷慨激昂、抒发爱国爱乡情感、宣传反清革命的时事短评。
1910年2月，广东革命党人在新军中的策反工作颇有成效，正当他们紧锣密鼓地准备举事之际，部分新军与警察发生冲突，引起督署的密切关注，起义被迫提前举行，倪应典等革命党人壮烈殉难。同年10月，孙中山与黄兴、胡汉民、赵声等在庇能（今马来西亚槟城）举行会议，决定筹款购械，重整旗鼓，再度举事。会后，孙中山前往越南河内，黄兴一行人则去巴达维亚等地视察党务，并约见罗福星等人，要他们尽快在南洋各地发展同志，组织敢死队，以便听命行事。遵照指示，罗福星积极奔走串联，积蓄组织力量。
1911年4月，正当罗福星四处奔走、忙于募捐时，接获广东将举事的电报，遂与一批同志联袂回国参加黄花岗起义。罗福星随黄兴率领的敢死队攻打两广督署，黄兴眼见将身陷重围，便带领起义人员设法脱离险境。混乱之中，罗福星不幸为流弹伤及左腿，一时血流如注，他以白布裹伤止血，并趁炮火间隙潜入一南货店后院暂避，后幸赖新军同志掩护脱险。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罗福星偕同胡汉民等避难至香港地区、缅甸，不久又到巴达维亚，与黄兴相见，计划再次起义。1911年10月10日晚，湖北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克复武汉三镇后成立了湖北军政府。黄兴获悉起义成功，立刻密电巴达维亚华侨书报社，呼吁在财力等方面急速予以支援。华侨书报社在接到黄兴密电后，即通知罗福星等二人招募民军。罗福星在短短四五天的时间内就从华侨中招募了2000余人，星驰赴难，北上支援湖北军政府。不过，队伍到达福州时，恰值南北议和成功，于是民军奉命解散。
光复台湾 引颈豪情在
1912年，罗福星奉孙中山之命到台湾成立同盟会支部，筹备抗日起事，以大稻埕（今台北市大同区内）为活动范围进行地下抗日运动，往返于台北及苗栗之间，通过华民会、同盟会、三点会及革命会等组织争取、招募更多抗日同志，主张以革命推翻日本的殖民统治，结束台湾遭受日本人统治的命运。1913年4月，在苗栗县召开的同盟会台湾支部大会上确定了以武装起义斗争形式进行抗日复台的方针，罗福星提出战斗口号：“驱逐日人，恢复台湾。”为了壮大力量，他与大陆同盟会保持密切联系，互相策应；发动民间宗教性、职业性、慈善性的公开组织成员入会，壮大革命队伍；严格入会宣誓手续，采取暗号联络、密码通讯。经过罗福星等人广泛深入发动，深受日本帝国主义压迫、奴役的台胞，有如即将爆发的火山，将革命烈火燃遍全岛，不到一年的时间，同盟会台湾支部会员增至9万多人。
1913年10月，正当罗福星紧锣密鼓地准备发动大规模抗日起义之际，台南关帝庙等地相继发生起义，引起日本殖民当局的关注，导致罗福星的起义计划外泄。日本殖民当局出动大批军警，搜捕了大量起义骨干，罗福星也于同年底在淡水被捕。日本殖民当局随即设临时法庭，大兴冤狱，株连达四五百人之多。
1914年3月3日，罗福星以“首犯”罪名，被处以绞刑。他从容就义，年仅28岁。此为日据时期台湾历史上震动一时的“苗栗事件”，该事件震惊日本政府，引发国际上的广泛关注，随后日本殖民当局对台湾的统治由高压政策改为怀柔政策。
罗福星临刑前，于狱中写了一首《祝我民国词》，把“中华民国孙逸仙救”8个字嵌于句首:“中土如斯更富强，华封共祝著边疆；民情四海皆兄弟，国本苞桑气运昌；孙真国手著初唐，逸乐中原久益彰；仙客早贻灵妙药，救人千病一身当。”罗福星以此颂扬孙中山领导中国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的丰功伟绩。
罗福星追随孙中山革命，为争取台湾人民脱离日本殖民统治，谋求中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统一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29年，国民党广东省执行委员会将罗福星生前的革命经历呈报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为此批准按照国民党党员抚恤条例第六条第一款给予罗福星烈士一等年抚恤金。1945年台湾光复后，苗栗客家乡亲将罗福星烈士的灵骨从台北运回苗栗葬于大湖罗岗山麓，并兴建召忠祠，1953年，又在苗栗县大湖乡修建罗福星纪念馆，供人民缅怀瞻仰。这一切，正如他在狱中所写“不死于家，永为子孙纪念；而死于台湾，永为台民纪念耳”，台湾人民将他的名字深深地镌刻在了历史的丰碑上。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7年1月6日 总第3013期 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