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的陈震中

1946年6月23日，为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陈震中作为上海学生代表，与上海各界推举的代表马叙伦、胡厥文、蒉延芳、雷洁琼、阎宝航等11人组成“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赴南京请愿。请愿代表们在南京下关火车站遭到预先聚集在车站上的国民党特务、打手的野蛮殴打，陈震中和马叙伦、雷洁琼、阎宝航身受重伤。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下关惨案”。

“下关惨案”71周年前夕，记者专程赴上海华东医院采访了“下关惨案”唯一健在的亲历者——陈震中。如今已是91岁高龄的陈老先生精神矍铄、非常健谈。他对“下关惨案”前后的许多往事记忆犹新，经过老先生声情并茂的讲述，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如同一部经典老电影的画面，在记者眼前一幕幕地展现……

受父亲影响投身爱国学生运动

1938年，陈震中入上海中学读初中。时值日寇大举进攻上海，其父陈巳生积极投身抗战救亡运动，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提起父亲陈巳生，陈震中老先生动情地对记者说：“爷爷病逝后，陈家家道逐渐衰落，父亲陈巳生被迫辍学。他来到上海同兴洋货号当了一名学徒，后改行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学习铜版刻铸。其间，他参加了上海基督教青年会，逐渐接受了基督教的‘博爱’‘互济’的思想。1924年，他被派往郑州基督教青年会任总干事时，同驻军河南的‘基督将军’冯玉祥相识相交。1927年，父亲到欧美游历和留学，1930年回国并出任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委员会助理总干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陈巳生决心走实业救国的道路。1934年，经族亲介绍，他到上海平安轮船公司任副经理，开始进入工商界。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大批难民涌入上海租界，流离失所。陈巳生同赵朴初等爱国人士积极组织社会救援，并主持难民收容所工作。1941年，陈巳生应友人胡咏琪之邀，到胡创办的上海宁绍人寿保险公司任副总经理。此后，他便频繁地参加社会活动，经常同郑振铎、许广平、王任叔、雷洁琼、赵朴初等爱国民主人士聚餐；同时还参加工商界上层人士盛丕华、胡厥文等组织的“星期五聚餐会”，以聚餐为掩护，谈论国事。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进入上海租界，形势更加严峻。就在此时，陈巳生向中共上海地下党市委委员陆志仁表示，他愿意为抗日战争、为党的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

1944年，为了扩大社会活动范围，更好地巩固和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出资，让陈巳生在大安保险公司投资的关勒铭金笔厂兼任总经理。陈巳生不仅把该厂的分红全部用于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活动经费，而且凭借自己的社会地位，推荐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化名刘镜清，当时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归中共江苏省委领导）到关勒铭金笔厂任常务董事，安排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王尧山任该厂职员。

陈巳生炽热的爱国抗日激情和进步思想，对自己的亲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长子陈震东考入黄埔军校13期战车队，还参加了抗日战争，后在国民党军队撤离大陆之前脱离了国民党军队，加入了粟裕将军的第三野战军；次子陈震中、三子陈震海均积极参加抗日学生运动，在斗争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谈到父亲陈巳生在抗战期间所做贡献及对自己的影响，陈震中老先生说：“1938年2月，陈家出资参加由中共上海地下党胡愈之发起的‘复社’，首次翻译出版了美国记者斯诺采写的《西行漫记》，又编辑出版《鲁迅全集》等进步书籍。1940年，父亲和赵朴初一起创办静业孤儿教养院，先后收容、抚养流浪孤儿与烈士遗孤达3200余人。皖南事变后，又收养隐藏了突围到上海的100多名新四军小战士，并将他们全部安全送往根据地。我两个表哥对我影响也很大，他们投笔从戎，从上海奔赴苏北，参加了新四军。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我在上初中的时候，就参加了上海中学组织的反对汉奸汪精卫的斗争。1943年，我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医科，准备将来当一名乡村医生，治病救人。圣约翰大学是美国圣公会在中国设立的一所著名大学。它是一所美国教会学校，但左派团体非常活跃，中共地下党的力量也相当强。1945年2月，在日伪白色恐怖的统治下，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上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以学生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赴南京请愿。”

1946年6月，“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赴南京请愿代表（右起：马叙伦、包达三、雷洁琼、阎宝航、张絅伯、盛丕华、胡子婴、蒉延芳）合影。

群众集会欢送和平请愿团代表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国共谈判的中心由重庆转移到南京。5月3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来到南京，住在梅园新村。当天晚上，他亲自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介绍中共在和谈方面的立场。

1946年5月5日，上海各界成立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以下简称“联合会”），这是一个具有广泛群众性的统一战线组织，实现了各界爱国民主力量的大联合。联合会选举马叙伦等29人为理事，发表了成立宣言，反对内战，呼吁和平。但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不断破坏和谈，内战迫在眉睫。联合会便组成了“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由马叙伦（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上海市人民团体联合会常务理事）、蒉延芳（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四明医院董事长）、盛丕华（上元企业公司董事，开美科药厂董事长）、胡厥文（合作五金厂经理）、包达三（雷石化学公司董事长、信仪地产公司总经理）、张絅伯（中兴实业公司董事）、阎宝航（大明公司总经理）、雷洁琼（东吴、沪江大学和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授）、吴耀宗（基督教全国青年会出版部主任）、陈震中（圣约翰大学学生、上海学生团体联合会主席）、陈立复（东吴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上海学生争取和平联合会代表）11位各界民意代表到南京请愿。他们都是各方面知名人士，与上海各界群众有着密切的联系，有较强的号召力。在酝酿代表人选的过程中，由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晓、张执一、罗叔章做了上层工商界民主人士的工作。由德高望重的马叙伦担任团长，代表成员还有蒋介石拜把兄弟蒉延芳。

当问及和平请愿运动为什么首先在上海爆发时，陈震中老先生向记者透露了个中缘由：“抗战胜利以后，全国人民都希望国家不要再打内战了，好好休养生息。在全国人民期盼和平的时候，蒋介石却搞起了独裁统治，大肆迫害进步的民主人士，并向解放区频频发起进攻，制造事端挑起内战。当时，国民党官员奢靡腐败，汉奸逍遥法外，通货膨胀导致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中共上海地下党在刘晓、刘长胜、张执一、张承宗等同志领导下，一面坚持长期隐蔽，一面发动群众，针锋相对地开展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窃取抗战胜利果实的斗争，开展争取工人生活权利、学生读书权利的斗争。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党根据人民的愿望，在上海发动了这次群众和平请愿运动。请愿代表里不光有学生，还有工商界的知名人士、宗教界的朋友。当时，上海学生界推荐我、陈立复作为代表。”

6月23日清晨，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直接领导和帮助下，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以及其他群众组织共100多个团体和单位的学生、工人、教师、店员，从四面八方向上海北火车站集中，欢送上海人民代表和学生代表赴南京请愿，到广场的群众达5万人。许广平、田汉、叶圣陶、王绍鏊、吴晗、陶行知等社会知名人士也到车站为请愿代表们送行。大会由王绍鏊、陶行知、林汉达主持。

回忆起当年上海各界群众在北火车站欢送代表们赴南京请愿时的情景，陈震中老先生神情激动地说：“那天一大早，我穿着同学送的白色西服，系着蓝色领带，骑着自行车赶到上海北火车站。当时，火车站已经聚集了很多人，国民党特务也混在人群中进行捣乱。8点钟左右，欢送的队伍像潮水般涌进北站，车站内外，人山人海，标语、横幅铺天盖地。工人们非常活跃，用红色的横幅、各种彩旗和无数标语装饰起来的两辆巨型宣传卡车被用来当作大会的主席台。10点钟左右，欢送会开始了。百货业职工的乐队高奏起反内战的进行曲，几万人和着乐曲齐声高歌，场面令人动容。学生代表和大会主席团成员登上主席台时，欢呼声响彻云霄。执行主席王绍鏊在致辞中说，‘欢送人民代表晋京请愿，不是争取和平运动的结束，而是一个开始……’陶行知健步登上主席台，挥动着手臂饱含激情地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与之相呼应的是暴风骤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此时，南洋女中的学生登上了主席台，将一面绣有‘立刻无条件停止内战’九个大字的锦旗赠送给赴京请愿代表团。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陈良站在车上，扬起双臂带领大家高唱‘团结就是力量……’‘跌倒算什么……’等鼓舞士气的歌曲，此起彼伏的歌声在红旗的海洋里激荡回响着……代表们在‘争取和平，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口号声中，登上火车，车厢内外都贴满了‘反内战，争和平’的各式标语、漫画。代表们上车后，许多学生拥挤到车厢边，热情地向我们挥手致意。马叙伦老先生把头伸出窗外，请大家回去，可是谁也不肯走。许广平先生也来到车厢旁，用温暖的话语预祝我们早日凯旋。这时，突然传来火车不开了的消息，人们顿时激愤起来。“要求站长开车！”的口号声响成一片。火车迟迟没有启动，上海交大的学生急了，对司机高喊，‘你们不开，我们来开’。僵持许久之后，火车才徐徐离站。我把头探出窗外，看见同学们、工友们追赶着火车，挥舞着手臂高喊‘马到成功’……”

11时，载着上海人民赴南京请愿10位代表（胡厥文因有事当天未成行）的列车启程了。随后，广场上数万群众举行了反内战大游行。

1946年6月23日上午，上海市各界群众在北火车站广场召开欢送大会，为赴南京和平请愿代表们送行。

请愿代表南京下关车站遭毒打

回忆起从上海到南京一路上的坎坷经历，陈震中老先生摇了摇头，颇有感触地说：“车驶离站台后，国民党特务就把我们车厢两端的门给封了起来，不许代表们走出车厢，也不准许其他人进入代表们所在的车厢。在火车停靠的第一站——松江站，特务就把车厢内外张贴的宣传反内战的标语、漫画全部用水清洗掉了。列车抵达镇江时，上来了四五个面庞白白胖胖泛着红光、身穿纺绸长衫的人，手里拿着纸糊的三角旗，自称是‘苏北难民代表’，来向我们‘请愿’，控诉共产党‘迫害’他们。他们叫代表们下车去看望、安抚‘难民’们，我们没搭理他们。”

“苏北难民代表”见请愿代表们默不作声，就高喊着要见马叙伦。马叙伦从上海动身时就因为身体不适，十分疲倦，但还是强打起精神跟他们说：“我们这次代表上海人民晋京请愿，就为了要解除人民痛苦。人民有痛苦，不分地域、不分彼此，只要信任我们，委托我们，我们极愿意向各方面去代为请求的。”马叙伦说完话，他们就要马叙伦下车去抚慰“难民”群众。马叙伦对他们说：“难民情形是有的，我们都听说过，此刻急于晋京，不能下车，至于抚慰则不是我们的责任。”他们坚持称“耳闻不如目见”，要马叙伦下车，纠缠不休。火车也不开了。马叙伦因太疲倦了，就不再说话。这时，雷洁琼正坐在靠月台的车窗边的座位上，她就对月台上的“苏北难民”们说：“我是广东人，今年广东的饥荒比任何地方都严重，人民吃草根树皮，衣不蔽体，情形实在比你们要凄惨得多啦，这些都是因为内战不停止，政治不上轨道，我们到南京去要求和平，就是为了要解决这些问题。”雷洁琼说这些话时，外面听众非常动容。有一位老人问：“马先生今年几岁？”雷洁琼告诉他，马先生今年六十几岁了。那位老人频频点头。可是，那些穿纺绸长衫的“难民代表”仍来纠缠，这时火车站上的办事人员来催促他们下去，火车这才慢慢地开动了。

“当天下午7时许，火车抵达南京下关车站时，站上没有一个搬运工人，我们自己拿着行李下了车。我一下车就看到前来迎接我们的新华社南京分社社长范长江和罗叔章、叶笃义先生以及几位记者，正当我们握手寒暄时，忽然有一个自称‘苏北流亡青年’的人挤到跟前，张口就质问马叙伦先生，‘你们来的目的是什么？’马老先生请代表团秘书胡子婴代为答复他，他倒没有纠缠。等找到搬运工人后，我们把行李交给他，然后纷纷走出月台。”

陈震中老先生接着说：“我们刚走出月台，突然发现我们被一大群穿着短衫、短裤的人包围了，气氛顿时紧张起来。这些人在几个穿长衫和中山装的人的指使下一边辱骂、喊叫，一边紧缩包围圈。包围圈越缩越小，他们开始大打出手。这伙人首先推打马老先生。雷洁琼先生扶着、掩护着马老先生，也遭到了暴徒的围攻。在场的许多宪警对此情景视而不见。不一会儿，我们被暴徒逼进候车室。外面乱哄哄的一片叫喊着‘代表出来讲话！’‘姓马的出来讲话！’屋外号称‘苏北难民’的人越聚越多，许多人拥在门口和窗外，高声叫嚣着，喊打叫骂之声不绝，室内紧张的程度达到了极点。我们被推进候车室后，几个宪兵、警察把守着门窗，但是一直有好几个穿着中山装的国民党特务自由地进进出出，有的人还以报社记者的名义，问过我一些问题。他们一直折腾到深夜12点钟。夜深人静时，外面巡逻的警察、宪兵也减少了，到最后就剩下一个人。我透过纱窗望去，车站进出的乘客十分稀少，室外挤满了虎视眈眈的‘难民’们。为防不测，我把领带解了下来。突然一声霹雳，‘难民’们破窗而入，他们进屋拿起烟灰缸、汽水瓶子就向我们头上砸。几个打手把我围住，有的揪我的头发，有的抓我的衣领，乱拳朝我头上、胸部、腰部袭来，我用手护着头部抵挡着拳脚。暴徒一面打，一面把我往候车室外面拖，直到把我打倒在地……

“时隔许久，我隐约听见屋外有外国记者的说话声。一会儿，我在迷迷糊糊中被抬到一辆敞篷车上……事后，我才听说，当时受伤的代表们被车运送到宪兵司令部，已经下了车。后来，经代表们的强烈抗议，要求立刻送我们去医院，这才重新上车，车开得很慢，从下关车站到中央医院分院，足足开了一个多钟头。我们住进医院时，已是24日凌晨2点左右。”

马叙伦、雷洁琼、阎宝航、陈震中等请愿代表从上海前往南京时所乘坐的火车及车下的欢送群众。

周恩来亲赴医院看望受伤代表

在南京下关车站下车后，请愿代表们遭到预先聚集在火车站上的国民党特务、打手的野蛮殴打，马叙伦、雷洁琼、阎宝航、陈震中受重伤，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下关惨案”。

惨案发生后，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立即赶赴医院看望受伤的请愿代表们。

陈震中老先生回忆说：“6月24日上午，邓颖超大姐带着毛巾、饼干、牛奶、水果罐头等慰问品来医院看望我们。周恩来听说我是这次惨案受伤最重的代表，25日下午，他专程来到我的床头嘘寒问暖。当时，周恩来身着浅灰色西装站在我的床前，凝望着窗外远处的中山陵愤慨地说，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遗嘱，破坏和平统一战线，妄图挑起内战。你要好好养伤，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后来，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在梅园新村会见并宴请了请愿代表们，我因伤势较重没有去。听回来的陈立复讲，周恩来对代表们到南京请愿表示欢迎，他倾听了代表们的意见，详细地介绍了国共谈判的情况，并分析了当前瞬息万变的国内形势。代表们还去了美国方面的代表马歇尔的办公室，吴耀宗递交了代表大家草拟的一封给马歇尔的英文信，严正反对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屠杀中国人民，并要求面见蒋介石。28日，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不得已只答应单独接见他的老朋友蒉延芳。蒉老先生在会面中恳切地把‘工业危机、农村破产、饥饿遍地、人民厌战的情形向他申说了一番’，蒋介石口是心非地应付了一通，并想拉拢蒉延芳，结果也没能得逞。‘下关惨案’的发生，使得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看清了蒋介石打着‘和平建国’的旗号，坚持独裁和内战的真实面目。”

6月29日下午，请愿代表们向欢送群众及记者发表《告别南京友好》代电，乘飞机返回上海。马叙伦在离开南京之前曾感慨万分地对周恩来说：“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

7月5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自延安致电马叙伦等代表表示慰问。电文如下：

南京周恩来同志，请转上海人民团体请愿代表马叙伦、蒉延芳、张絅伯、包达三、盛丕华、吴耀宗、阎宝航、雷洁琼、陈震中、陈立复诸先生公鉴：

先生等代表上海人民，奔走和平，竟遭法西斯暴徒包围殴打，可见好战份（分）子不惜自绝于人民。中共一贯坚持和平民主方针，誓与全国人民一致阻止内战、争取和平奋斗。谨电慰问，并希珍重。

毛泽东 朱德

1946年7月5日，毛泽东、朱德在南京“下关惨案”发生后，致上海人民团体请愿代表马叙伦先生等的慰问电。

父子登天安门城楼观开国大典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期间，陈巳生（前坐者）与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刘晓（后排左一）、次子陈震中（后排左二）、代表范小凤（后排左三）在北京饭店4楼411号房间的阳台上合影。

陈震中从南京返回上海后，因国民党反动派下令要逮捕他，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和胞弟陈震海（中共地下党员）的掩护下，陈震中化装离沪赴香港。1948年，陈震中由中共党组织安排，离香港赴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参加中华全国学生第十四届代表大会筹备工作，并担任大会筹委会主任。在次年3月召开的这次大会上，陈震中作为上海学联的代表，被选为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副主席。

1949年9月，陈巳生与次子陈震中（时任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市学生团体联合会主席），分别作为民建代表和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代表赴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陈巳生与胡厥文、刘晓、潘汉年、梅兰芳等18位上海代表一起当选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陈震中参加了新政协筹备会，在筹备会134位代表中是最年轻的一位。接着，陈震中又与父亲陈巳生一同出席了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参会的600多位代表中，父子同为代表，一时传为佳话。10月1日，陈巳生、陈震中父子双双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了开国大典盛大的阅兵式和游行。

文中所示档案资料及老照片由陈震中供图

人物档案

陈震中近照 屈建军 摄

陈震中 1926年，生于河南郑州。1938年，入上海中学读初中。1940年夏，转入上海青年会中学读高中。1943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医科学习。1945年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转经济系学习，并担任上海学生团体联合会主席。后赴香港筹建中国学联驻香港联络处，任中国学联驻港办事处对外联络部部长。1948年，到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担任中华全国学生第十四届代表大会筹委会主任。1949年3月，中华全国学生第十四届代表大会期间被选为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副主席，接着随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迁往北平。同年4月，随大军南下参加上海解放后的接管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共青团上海市委军体部部长、华东团委军体部副部长、上海市体委党委副书记、上海市科技情报研究所副所长等职。1985年离休。

采访后记

2017年4月13日，陈震中（左一）、陈静义（左二）、陈震海（左三）三兄妹在“山海里陈家抗战事迹陈列室”合影。

“山海里陈家”是一个以陈巳生为代表的有着爱国主义传统的家族。抗战期间，陈家相继有10位热血男儿奔赴抗日战场。

“山海里陈家”的革命历史，就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缩影，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抗日、英勇奋斗的典型实证。出于“传承精神、教育后人”的想法，陈家后人整理了山海里陈家、净业孤儿教养院、关勒铭金笔厂等大批未公开的档案资料、革命历史文物布置成“山海里陈家抗战事迹陈列室”，对外开放，免费参观。

静安区59街坊，除了山海里陈家外，还有多处历史文化遗存，其中山海关路274弄11号田汉旧居，这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的诞生地。遗憾的是，这一地区已被纳入旧区改造范围。

陈家人谈及面临拆迁的记录着祖辈革命历程与光荣历史的百年石库门老宅时，心情十分沉重。临别时，陈震中老先生紧紧握住记者的手感慨地说：“希望政府有关部门对像山海里陈家等这些承载着上海抗战历史记忆的建筑能给予妥善保护，让爱国主义精神代代相传。”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7年6月23日 总第3083期 第一版

来源：中国档案资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