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全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中国革命到了最艰难的关头。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全国各地的140多名代表冒着生命危险，冲破重重险阻，会聚莫斯科,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六大是中国共产党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也是唯一一次有共产国际代表全程参加并指导决议起草的代表大会。

秘密前往莫斯科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以及革命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上，党内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这就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认真加以解决。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1928年3月召开党的六大。

黑龙江绥芬河口岸

处于革命低潮的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险恶的环境，很难找到开会的安全地点。1928年1月18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会议，在选择开会地点上未能取得一致意见。不久，赤色职工国际驻中国代表米特凯维奇在上海给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写信时，谈到中共召开党代会的问题。他提出：“我们认为在苏联境内召开代表大会是合适的。”中共中央考虑到，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将分别于当年春天和夏天在莫斯科召开，少共国际也将在莫斯科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届时，中国共产党需要派代表参加这几个会议，而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及时指导，因此，中共中央报请共产国际执委会，请求批准中共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3月底，共产国际同意将开会的地点确定为共产国际所在地莫斯科。

3月15日和4月2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两次开会讨论中共六大代表名额的分配和代表人选问题，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共产国际提出，代表人数应为100人至110人。会后，正式发出通告给各省，进行代表的推举。因时间仓促，加上国内环境十分险恶，因此许多省来不及按照选举办法选举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据李维汉回忆：“除了广东、河南等省的代表是开会选出来的，其余大多数是中央指定的。”中共中央决定，李维汉、任弼时、罗登贤留守国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为留守中央秘书长。

从4月下旬开始，各地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分批前往莫斯科。他们除小部分从上海乘商船到海参崴过境，改乘火车赴莫斯科外，大部分人赴莫斯科的线路是由上海经大连至哈尔滨，或由北京经天津至哈尔滨，然后再由哈尔滨通过中东铁路到绥芬河或满洲里出境。中共中央责成哈尔滨党组织设立秘密接待站，接头地点是中央大街上一个卖旧衣服的商店，接头暗号是“以一盒火柴，抽出几根一齐折断”。满洲里秘密交通站设在一家名为“晋丰泰”的杂货铺内。联络暗号每次不同，按组织规定的接头暗语联络上以后，由满洲里交通站安排食宿。每个代表离开哈尔滨时，携带有一个号码牌，在满洲里下车后，根据手中号码找到带号的马车，不必说话，点点头即可上车，随即向中苏边境奔去。绥芬河是位于中国黑龙江东南部的边境山城，东与苏联滨海边疆区接壤。据考证，目前已知从绥芬河出境的中共六大代表有瞿秋白、蔡畅、徐特立、何叔衡、龚饮冰、杨之华等。中共六大代表到达绥芬河后，由绥芬河中共地下交通站安排与一个苏联铁路工人接头，由这个苏联人带路，前往苏联境内的约定地点，然后乘火车经海参崴去莫斯科。历时一个多月，6月中旬，中共六大代表们纷纷安全抵达莫斯科。

中共六大通过的《政治议决案》（部分） 中央档案馆藏

6月14日和15日，布哈林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召集有瞿秋白、周恩来等21人参加的“政治谈话会”。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中共六大的预备会议。

“银色别墅”里的红色会议

1928年6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州纳罗法明斯克区五一村公园街18号的“银色别墅”内举行。五一村（俄语音译“别勒乌麦斯基村”），原名旧尼科利斯基村，是俄罗斯沙皇时代大贵族的庄园，十月革命后更名为“五一村”。这里离莫斯科中心西南约40公里。“银色别墅”是一幢红砖墙壁的3层乡间别墅，因其白墙在阳光照耀下耀眼夺目而得名。

莫斯科郊外的中共六大遗址

中共六大的筹备、会议代表赴莫斯科路线的选择、会议地点确定等等，都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即使在会议结束后，外界也不知道中共六大是在莫斯科召开的。参加中共六大的代表，日后在回忆六大召开经过时，只简单地说在莫斯科召开，或者说在莫斯科近郊召开，而没有说明具体地点。随着苏联及共产国际档案的解密，研究者确定，中共六大召开的确切地点是莫斯科郊外的五一村。印证这一结论的原始档案文献包括：《米夫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1928年6月19日）；《周恩来在党的六大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28年6月27日）；《布哈林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1928年7月19日）。这3份档案落款都是“莫斯科州纳罗法明斯克地区五一村”。

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选举权的代表84人。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组织报告和军事报告，李立三作农民问题报告，向忠发作职工运动报告。此外，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布哈林以《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为题，作了长达9个小时的报告。

中共六大就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前途、形势和策略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认真总结了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提出反对“左”、右两种错误倾向。大会进一步批评了大革命后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认为这种错误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大会也批评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左”倾盲动错误，认为盲动主义与命令主义是当前使党脱离群众的最主要的危险倾向。

中共六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部分） 中央档案馆藏

中共六大集中解决了当时困扰党的两大问题：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上，指出现阶段的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指出当前中国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即低潮时期，革命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的中心工作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这两个重要问题的解决，基本上统一了全党思想，对克服党内存在的“左”倾情绪，摆脱被动局面，实现工作的转变，对中国革命的复兴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重大意义与历史局限

中共六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23人，候补中央委员13人。随后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选举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李立三、罗登贤、彭湃、杨殷、卢福坦、徐锡根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选举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李立三、杨殷、徐锡根为常委会候补委员。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

在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中央主席时，由于过分强调工人成分和对知识分子的偏见，加之共产国际定的基调与苏联的干预，最终在周恩来、向忠发两人中，选择了工人出身的向忠发。

大会讨论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草案。中共六大党章草案的报告人是邓中夏，但党章起草人是共产国际指定的团队。由于该党章的起草者大多数是苏联人，导致中共六大党章具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内容和体例上深受苏共十四大党章的影响；二是更加突出地强调了共产国际的领导。中共六大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须“由中央委员会征得共产国际同意后召集之”，明显地过分强调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此外，大会还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苏维埃政权、农民、土地、职工、宣传、民族、妇女、青年团等问题的决议。中共六大结束后，瞿秋白等人作为中共常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留驻莫斯科。

黑龙江满洲里国门

中共六大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做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但是，中共六大也存在着一些缺点：一是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缺乏正确认识，把民族资产阶级当成最危险的敌人；二是把党的工作重心仍然放在城市；三是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估计不足；四是在组织上片面强调党员成分无产阶级化和“指导机关之工人化”。尽管中共六大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中共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中共六大以后的两年，全党贯彻执行中共六大路线，中国革命呈现复兴和发展的局面。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7年5月12日 总第3065期 第一版

来源：中国档案资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