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中共党员的家国情怀

——张浩配合党组织营救，狱中写就声明书

1932年1月，张浩在狱中所写的声明书。 辽宁省档案馆馆藏

　　张浩，原名林育英，1897年2月出生于湖北黄冈县林家染铺湾，192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最早的工人党员之一。1942年3月6日，曾任八路军129师政委、时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书记的张浩病逝于延安。3月9日上午，张浩的公祭仪式在延安中央党校门前的广场上举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主祭，李克农念祭文。仪式结束后，万余人参加送殡。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杨尚昆、徐特立等中央领导人亲自为张浩执绋、抬棺、奠土入殓。当天，《新华日报》发表了《悼张浩同志》的社论，对张浩一生的贡献和功绩，做出很高的评价。

　　辽宁省档案馆保存着一份张浩1932年1月在狱中所写的声明书，行文间，既表达了他对亲人的思念之情，又巧妙地掩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这份声明书也是张浩受中共中央委派到东北恢复、发展党团组织的见证。

　　1930年4月，中共中央委派张浩到东北任满洲省委常委兼工委书记。他于5月到沈阳任中共满洲省委常委兼工委书记、代书记，为恢复、发展党团组织做了大量工作。

　　1930年11月，张浩化名陈子真，从沈阳乘坐火车到达抚顺。自张浩下火车后，就一直处于日本密探的监视之下。但这些都没能影响张浩的工作，他用了两天时间，深入矿区了解工人的工作和生活，以及抚顺工人运动的发展情况。在返程途中，张浩被驻抚顺日本警察署警察逮捕。

　　张浩被捕后，面对警察的审问，机智应答。他自称张春山，34岁，湖北夏口县人，曾在上海恒丰纺织厂工作，于1930年7月加入中华全国总工会，8月从上海到达沈阳，来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满洲办事处组织员。当敌人问起“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创办年月日及该组织和总部现在的代表者所在地”时，张浩说一概不知。敌人又问他来的时候满洲办事处成立了没有，张浩给出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说，他到沈阳的时候，只知道纺纱厂工会还没有成立，至于其他地方是否成立工会就不清楚了。日本警察虽然怀疑张浩是中共满洲省委的重要干部，但在张浩的机智应对下，完全找不到证据，就对其用尽酷刑。凶恶的敌人摧残了张浩的身体，却改变不了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他向同案的同志们指出，敌人没有拿到真凭实据，只要我们决不供出真情，敌人是没有办法的。敌人煞费苦心也找不到证据，便以违反《治安维持法》的罪名，将张浩引渡给抚顺县公安局。最终，辽宁高等法院以“危害民国罪”判处张浩有期徒刑5年，关押在辽宁第一监狱。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次日，张浩向狱中党组织提出了集体越狱的建议。因为日军突然进攻北大营，使沈阳地区陷入混乱，正是越狱的好时机。但党组织认为情况不明，不应冲动行事。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为收买人心，由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宣布释放狱中囚犯。12月，辽宁第一监狱释放了在押政治犯40余人，不论案情轻重，均予以释放。但张浩及其同案两人，因“属法院管辖，不在此列”。

　　张浩为配合党组织营救，便以陈子真为名给伪奉天省政府主席臧式毅写了一份声明书。在声明书中，张浩陈述自己因共产党员身份嫌疑被捕，并无事实证据，但仍以“危害民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他认为此案“既无事实，又无确据，只以南方人形迹可疑，决不能认为有罪，请求最高法院东北分院宣示无罪”。张浩还在声明书中详细写到，在他入狱后，先有妻子携幼子跋涉千里前来营救，后有家中七旬老母不顾身体来到东北，只盼与他团圆的事情。张浩的妻子原本在家务农，照顾父母和孩子，后来在张浩的影响下，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湖北武汉做党的工作。故张浩写道：“去年武汉空前水灾，民家适当其冲，田舍荡然，家计频（濒）于破产。民母既悲家业之凋零，复痛民之冤抑未伸（申），且媳孙远离，忧愁无已。念子思孙之情既切，遂忘年老跋涉之苦，乃不远数千里而来此矣。”以此来掩护自己的真实身份。

　　除此之外，张浩还将自家的现状写了进去，他母亲原本听说大赦之事，满怀希望，以为可重享天伦之乐，结果再遭打击，因此病倒，且北方严寒，家中经济拮据，病情渐重。而他本人原本身体受刑伤痛未愈，常年羁押饮食不调，再加上得知母亲病重，又担心妻儿，种种刺激之下，悲愤抑郁，病情加重。经医生诊治，“病症将入膏肓，应急治疗静养”。妻子一方面服侍病重的婆婆，一方面照顾年幼的孩子，还要为自己的案子奔走，并维持一家老小的生活，也是不堪重负。最后，张浩要求将其“早日释放”。虽然这份声明书的内容多为掩护身份，配合党组织营救，但其中张浩对亲人的思念与担心确是情真意切。

　　这份声明书呈递不久，经中共党组织多方斡旋，张浩终于1932年1月出狱。随后，张浩即赴上海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委和全国海员工会中共党团书记，踏上了革命的新征程。

来源：中国档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