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爱国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学生、工人和各界群众掀起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卖国的全国规模的革命斗争。这场伟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烈火一经点燃，便以燎原之势遍及各地，其中包括北京、长沙、上海。

北京：城楼之下始播火种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学生向天安门广场集合。中央档案馆藏

1919年5月7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师生热烈欢迎5月4日被捕八勇士返校。

　　1919年5月4日，恰逢星期天，那时还在铁路管理学校读书的郑振铎刚刚吃完午饭，连日的苦读使他略感疲惫，于是他放弃了去图书馆看书的想法，躺在床上进入了梦乡。在位于东交民巷东口的德国医院里，19岁的冰心刚刚照顾好因生病动了手术的二弟谢为杰，看他睡去，便在窗边静静看起书来。此时的郑振铎和冰心还不知道，窗外一场波澜壮阔、席卷整个中华大地的运动正悄然发生。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立即激起了知识分子和学生们的强烈愤慨，他们决心进行一场斗争，要求北洋政府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并惩办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3个亲日派官僚。以北京大学为起点，越来越多学校的学生加入进来，他们用举行集会、印发传单、发表演说等方式为这场即将载入史册的运动贡献着力量。更多的学子选择在5月4日走上街头，表达爱国情怀，他们手中举着写有“还我青岛”“废除二十一条”等标语的旗子，心中装着岌岌可危的祖国。不一会儿，已经聚集起了3000余人，他们将事先准备好的传单抛撒出来。其中，有一份印刷的传单，在众多手写传单中显得格外特别，那上面写有“……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等慷慨激昂的话语。起草这份传单的是当时在北京大学主修外文的罗家伦。就在5月4日上午10点，为了能与同学们一起参加下午的游行，罗家伦匆忙从城外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现北京师范大学）往回赶，刚刚回到北京大学新潮社坐定，同学狄福鼎便推门进来，对他说：“今天的运动，不可没有宣言。北京八校推举咱们北大来起草宣言，我们推举你。”由于时间紧迫，罗家伦顾不上推辞，站在一张长桌旁就写了起来。这份《北京学界全体宣言》，虽然只有百余字，却慷慨激昂，十分富有号召力。罗家伦后来在《黑云暴雨到明霞》中回忆这段往事说，自己起草宣言时“像面临紧急事件，心情万分紧张，但注意力非常集中，虽然社里人来人往，很是嘈杂，我却好像完全没有留意。写成后也没修改过”。《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写好后立即交往北大教员李辛白办的老百姓印刷所印刷，原计划印制5万份，但直到下午1点才赶印出2万份，便拿到街头散发，这也成为当天唯一发出的印刷传单。除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在集会上宣读的《北京学生界宣言》也是大气磅礴，它由另一位北大学生许德珩所拟。这位家庭贫困的青年为了准备游行示威的标语，在5月3日深夜就起床借着微弱的烛光，将自己的床单撕成一条条用来写标语。要知道这是许德珩当时所有家当中唯一的一条床单，对于他来说这既是床单又是被子，睡觉时常常要一半铺在身下，一半盖在身上。这些爱国学子们的举动如一颗火种，在万千中国人民心中点燃。

　　第二天，郑振铎一回到学校便组织爱国活动，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中来。而从保姆口中听闻当天情形的冰心随后也加入了为五四运动而成立的女学界联合会，成为宣传股的一员，按她自己的话来说，由此被五四运动的一声惊雷“震”上了写作道路。

长沙：橘子洲头续掀声浪

五四时期的毛泽东及其在湖南创办的《湘江评论》 中央档案馆藏

　　以北京为起点的这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发生之时，整个湖南仍笼罩在北洋政府督军张敬尧统治的阴影之下，他自1918年3月入长沙后，在湖南作恶多端，钳制舆论、纵兵抢劫、强种鸦片等等，犯下了不少罪行，引得湖南人民怨声载道。早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前，湖南各校学生就曾不顾张敬尧的镇压，以秘密散发爱国传单、游行等形式，号召人民“勿忘国耻，誓死反抗”，同时《大公报》等报刊也纷纷用大字标题报道了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北京五四运动发生后，为避免全国学生的爱国运动与湖南学生的爱国运动相汇合，张敬尧勒令各报不得刊登与爱国运动、山东问题相关的报道，并散布谣言称“过激党来到了湖南”，企图抹黑学生运动。直到1919年5月9日，长沙的报纸终于冲破了张敬尧的封锁，报道了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

　　此后，身处湘江大地、关切祖国命运的人们才知道了发生在北京的一切。其中，就包括由于母亲重病刚刚从北京返回湖南的毛泽东。为了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于1918年5月15日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走出湖南，对于出身农民家庭的他来说，北京是一个崭新而缤纷的世界，正是在这里，他亲眼见到了新文化运动中那些著名人士的活动，并开始具体了解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迈出了从湖南走向全中国的第一步。毛泽东在北京的这段日子充实而忙碌，他到天安门广场亲耳聆听李大钊《庶民的胜利》的演说，与同样来自湖南的北大中文系学生邓中夏谈天说地，当面请教蔡元培和胡适问题等。这些宝贵的经历使毛泽东学到了许多新思想。

　　1919年5月中旬，毛泽东没想到在长沙遇见了邓中夏，原来他是受北京学生联合会委派回湖南联络、发动湖南学生响应北京的爱国运动。旧友相见分外激动，但二人顾不上寒暄，就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之中，邓中夏向毛泽东、何叔衡等介绍了北京学生运动的情况。随后，毛泽东召集蒋竹如、陈书农、张国基等人商谈响应北京爱国运动的计划。那是一个月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山，这几个年轻人将五四运动的火种开始在湘江大地播撒，以毛泽东为首的爱国学生们通过组织罢课、创办《湘江评论》、发动“驱张运动”等掀起了来自橘子洲头层叠的爱国声浪。毛泽东为这场运动投入了巨大心血，在一个多月内就为《湘江评论》写了40篇文章，同时还自己编辑、排版、校对，有时甚至亲自上街叫卖。当时，在修业小学任教的他生活很是艰苦，赚得的薪水只够吃饭，行李也只有旧蚊帐、旧被套、旧竹席和身上破旧的灰布长衫、白布裤子。一次，商专学生易礼容来找毛泽东，见他还未睡醒，易礼容就掀开蚊帐，不料惊动了一群臭虫，“它们在他作枕头的暗黄色线装书上乱窜，每一只都显得肚皮饱满”。

上海：黄浦江畔汽笛齐喑

1919年6月5日，上海工人阶级举行示威游行。中央档案馆藏

　　在长沙、天津、上海等城市的学生纷纷举行抗议行动，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之时，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

　　在这之前，上海的学生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爱国运动，到了5月底、6月初，学生们感到单靠罢课不可能迫使军阀政府让步，于是开始注意发动工人阶级参加爱国斗争，以增强对军阀政府的压力。在学生们连续3次向上海县商会要求罢市无果后，他们决定直接号召工人群众和中小商人罢工、罢市。学生们手持传单，走上街头沿途分发，这种广泛深入的宣传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从1919年6月5日起，上海工人自发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作为当时中国最大工商业城市的上海，在短短几日内，罢工工人就达到了六七万人。上海工人们的爱国运动能够如潮水般汹涌，海员们功不可没。那是一个雨天，不知是受天气还是罢工、罢市的影响，上海的繁华绮丽似乎都蒙上了一层阴影，往日喧闹的码头此时也只有忙碌着的起卸工人和三三两两的坐客。“北京号”和“宁绍号”两艘客轮停泊在码头上，上面已经坐满了乘客。随着开船时间的迫近，乘客们的心情越发急切，他们希望能够早点踏上旅程，同样心情急切的还有海员们。但与乘客不同的是，海员们的急切是因为他们马上要做一件大事——用罢工的方式表达激愤，发出他们的爱国之声，这是上海海员的第一次罢工，也是中国海员工人的第一次罢工。就这样，从“北京号”和“宁绍号”开始，从海上泊来的船只都立时罢工，第一天就罢下了5条船，那沉默的汽笛如无声的语言，诉说着工人们救国救民的悲愤与热忱。在外界的压力之下，海员们没有丝毫的胆怯，不屈不挠进行着罢工行动。迫于海员们的气势，英国驻上海领事不敢与他们直接交涉，于是命令上海总商会催促海员们开工。总商会会长亲自到海员们自己组织的上海水手钧安公所拜见朱宝庭，他是上海太古公司海船上的海员，同时也是钧安公所的董事。据朱宝庭回忆，总商会会长让他通知海员到四明公所（即宁波同乡会）开会。开会那天，到会的工友有1000多人，他们都被巡捕、暗探监视着，总商会副会长方椒柏向到场的海员们说：“……如再不开工，你们就不能吃饭……”，话还没说完，他身后一位体大力壮的海员当即抓住他的衣领，撕破他的稠衫。周围的人都拍手称快，并高喊：“打！打！”方椒柏只得灰溜溜走了。这次上海海员罢工共持续了4个昼夜，之后，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北京军阀政府不得不于6月10日宣布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这是五四运动取得的重大胜利！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7年5月5日 总第3062期 第一版

来源：中国档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