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8月1日，江西南昌，一声枪响划破长空，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率部用血与火的语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决心！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之路由此展开。

南昌起义军按照预定计划撤离江西，挥师南下，于9月下旬进驻广东潮汕地区。起义军虽然沿途建立了一批革命政权，但也面临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伤亡重大。然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没有一位被捕、被杀，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奇迹的创造者正是潮汕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他们热情迎接起义部队，全力保护起义领导人安全，使他们最终化险为夷。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之际，记者赴广东汕头、揭阳、普宁等地采访了研究相关历史的学者，听他们讲述南昌起义军转战千里的豪情万丈与潮汕人民扶危救困的义薄云天。

起义军挥师潮汕

国民党重兵围城

1927年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起义军领导人于汕头市内大埔会馆设立指挥部，在此运筹帷幄。时下，扶着石质的栏杆，沿着颇陡的台阶，记者登上这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小楼，采访了广东省政府文史馆馆员、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副理事长陈汉初，听他讲述了南昌起义军进入潮汕地区前的严峻形势。

位于广东汕头大埔会馆的南昌起义南下部队指挥部旧址

陈汉初说起话来慢条斯理，但他对南昌起义军进入汕头的历史却研究颇深，对于国民党军在潮汕地区的布防更是了如指掌：“南昌起义军接近潮汕地区时，国民党当局就已获悉。当时，驻守汕头的潮梅警备司令何辑五急于辞职，继任的王俊直到9月18日才迟迟就任。这个王俊，曾在黄埔军校任教官，参加过两次东征和北伐，与周恩来可谓是‘老相识’。他上任后即于9月20日到潮安检阅部队，并布下三道防线。国民党军在粤东亦有重兵。很快，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兼国民政府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济深调陈济棠部来汕头接防。”

汕头四周的国民党军队已在排兵布阵，可陈汉初却告诉记者，南昌起义军主力几乎是在“无抵抗”的情况下，于24日入城，周恩来、贺龙、叶挺等领导人也于25日5时进驻大埔会馆。记者能够感觉到，他在说到“无抵抗”3个字时，别有深意：“起义军看似长驱直入，实际也进了敌人的重重包围中。之所以没遇到什么抵抗，一方面是因为驻守汕头的国民党军队不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国民党反动派仍在观望起义军的下一步行动，是留在汕头，还是途经此处。当起义军驻扎下来并建立红色政权后，他们就不淡定了，开始调兵遣将向潮汕猛扑。李济深命3个师的兵力向揭阳一带进发，王俊的警备旅在揭阳城北的汾水以逸待劳，黄绍竑所部两个师则兵指潮州，准备直插我侧后。”

记者不禁好奇，大兵压境，形势危急之下，南昌起义军的情况又如何呢？陈汉初语气有些凝重，“起义军南下，着实不易。当时正值酷暑，部队长途行军，既要应对敌人的进攻，又面临着自身粮食紧缺的问题。9月21日，南昌起义军在三河坝兵分两路：一路由朱德率领，扼守三河坝；另一路（主力）由贺龙、叶挺率领前往潮汕。汾水战役前夕，我军主力名义上为3个师，实际兵力只有6500人，岌岌可危”。

老百姓欢欣鼓舞

女护士义助陈赓

南昌起义军进入汕头后，无惧险恶形势，积极扫除潮汕地区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以来笼罩城内的白色恐怖阴霾。为了了解起义军进城后的细节，记者采访了汕头市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秦梓高。

在秦梓高心中，90多年前，周恩来在汕头人民心中已是“德高望重”：“周恩来曾率国民革命军东征至此，为老百姓办了不少好事，是汕头人民最为熟悉和爱戴的革命领导人之一。1927年9月25日，汕头上万群众在牛屠地隆重集会，热烈欢迎这支由周恩来率领的队伍。”

老百姓盼望已久的革命队伍来了，他们又为老百姓做了什么？记者的这个问题，正中秦梓高下怀，他不假思索地对记者说：“起义军接管旧政权，稳定社会秩序；组织复工复产，筹集军需；宣传革命思想和南下的意义。”说到这，秦梓高顿了顿，对记者说：“你可能不知道，当时全市差不多有400余支宣传队上街宣传，冯铿（‘左联五烈士’之一）和蔡楚生（中国近代著名电影导演）等都在宣传队伍之中。此外，起义军组织的慰问军烈属活动，一下点燃了群众拥军热情，他们争着为起义军当向导、挑东西。”

“你想想，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反动势力会放弃汕头吗？”秦梓高话锋一转，轻轻地敲着桌边向记者发问。“当然不会。所以就有了后来的汾水战役吧？”他点点头，继续说道：“9月28日，起义军与前来堵截的敌人激战于汾水，敌军兵力三倍于我，实力相差悬殊，贺龙、叶挺、刘伯承率部迎战，经两昼夜血战，虽重创敌军，自身也伤亡巨大。汾水一役后，所有机关和部队即刻撤出汕头。”

这时，秦梓高看到记者拿着的一摞资料，便从中抽出一本，翻到陈赓大将的回忆文章《从南昌到汕头》，对记者说：“起义军撤走时，有一个人却因受伤没有跟上大部队的步伐，这个人就是陈赓。”

见记者很感兴趣，秦梓高就将陈赓的这段经历娓娓道来：“那时，陈赓担任国民革命军第20军3师6团1营营长，在南昌起义军退至江西会昌时，与敌激战中左腿两处中弹，经福建汀州福音医院救治好转后，坐着担架随军南下，辗转来到汕头博爱医院继续治疗。9月30日，当起义军指挥部决定撤出汕头时，周恩来并没忘记住院的陈赓，星夜派人给他送去信和钱，安排他撤退。但来人到医院时，大门紧闭无法进入，从此陈赓与起义军失去了联系。10月1日一早，一位姓李的护士告诉他，起义军已于凌晨撤离。同情革命的李护士一面安排陈赓到男工宿舍躲避，一面回医院整理好病床，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国民党军警搜查病房时，见空无一人，也就离开了。陈赓知道，汕头绝非久留之地，决定先赴港再转沪。李护士又托人帮他买船票，送他上船。刚安顿好，就有军警前来盘查，李护士马上做出一副护理病人的架势，军警看到她帽子上‘博爱医院’的字样，转身走了。李护士给陈赓倒了杯水，叮嘱他按时吃药，随后道了声‘保重’就下船了。在李护士的掩护和帮助下，陈赓安全抵达香港，又转道上海找到中共党组织，重新投入战斗，日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屡建奇功。”

“咱们的领导人都是情深义重，李护士在陈赓危难之中伸出援手，让他十分感动，时隔多年一直铭记于心。广东解放后，陈赓一度打听她的下落，但始终没有找到。”秦梓高摇摇头遗憾地说。

莲花山艰难突围

周恩来带病转移

汾水战役后，周恩来带领中共前敌委员会成员以及东江特委委员杨石魂等人于1927年10月1日从汕头撤到普宁。3日，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带病在流沙教堂西侧厅召集南下部队指挥部军事决策会议，史称“流沙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恽代英、彭湃、贺龙、叶挺、刘伯承、聂荣臻、郭沫若、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等。

位于广东揭阳的汾水战役烈士纪念碑 王玉璘 摄

位于普宁的八一南昌起义军南下部队指挥部军事决策会议旧址，前身是建于清朝的流沙教堂。中共普宁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副研究员王宋斌对南昌起义军进入普宁的情况知之甚详，记者对他的采访就从旧址院内一口小小的水井开始了：“起义领导人进入普宁后，就住在流沙教堂。周恩来当时得了疟疾，高烧不止，大家就用这口小水井里的水为他降体温。”

起义军选择流沙停驻，在王宋斌看来是一种必然：“流沙当时是普宁的一个集市，交通便利，贸易发达，农会、农军都在这附近，群众基础好，周围的老百姓自发煮茶水和稀饭，招待过往的起义军战士。”

随后，记者走进旧址的西侧厅，厅内按照90年前流沙会议开会时的场景布置。在展厅内，王宋斌一面饱含感情地抚摸着桌椅，一面向记者介绍流沙会议的内容，之后又补充道：“会议实际上并未开完，因为当天下午4时许，附近农民突然来报告，说有敌军前来，会议不得不提前结束。周恩来命令起义军向海陆丰方向转移。那时去海陆丰都是走陆路，势必要经过莲花山。不想，指挥机关和后卫部队行至莲花山时，遭到陈济棠部截击。发着高烧的周恩来，坚持与叶挺一起指挥部队作战，掩护指挥机关突围。由于天色已晚，敌情不明，后卫部队与先头部队被拦腰截断。在激战中有300多名指战员血染莲花山畔。”说到这，王宋斌难掩痛心和惋惜。此时，普宁上空乌云压境，山雨欲来，可王宋斌仍坚持带记者驱车赶到莲花山脚下。他为记者扬手一指，说：“看到那片平地了吗？90年前，南昌起义军就是在那里与敌人激烈交战。”

在《南昌八·一起义部队经过潮梅地区史料》中，部分关于周恩来当时活动的口述。 汕头市档案馆藏

周恩来、叶挺、聂荣臻等人在战斗中被冲散，面临着国民党军警的抓捕。在《聂荣臻回忆录》南昌起义一节，记载着：“恩来仍在发烧，连稀粥都吃不下了，有时神志不清，还喊部队冲啊！冲啊！”“在流沙附近打响以后……我和叶挺始终跟着恩来同志。最后只剩我们几个人，路不熟，又不懂当地话，几个人总共只有一支小手枪，连自卫能力都没有。多亏彭湃同志在这里有工作基础，农民对我们很好，没有发生意外。”

“深夜，周恩来一行在杨石魂掩护下，转移到马栅村进步人士黄伟卿家。”王宋斌认为，在四处都是军警搜捕的情况下，南昌起义领导人选择投靠一地一人，都经过了慎重考虑，“之所以去马栅村，因为黄伟卿是大革命时期周恩来亲自任命的县长。杨石魂当年来揭阳指导工人运动时被绑架，也是黄伟卿广贴布告，重金悬赏救出来的。危难之中，他更值得信任。”说完，王宋斌又接上刚才的话题：“杨石魂找来一副担架让重病的周恩来躺在上面。在随时可能与敌人遭遇的情况下，使用担架容易暴露，后来杨石魂与叶挺、聂荣臻商量后，又为周恩来换了一顶轿子。周恩来装扮成商人，叶挺、聂荣臻也都换上便装，在杨石魂护送下辗转至南塘。周恩来即使身患重病，做起事来仍是先人后己。10月中旬，在安排好其他领导人由海路转移后，他才在南塘区委书记黄秀文帮助下，于10月底风浪较小时，由杨石魂找了一条小渔船送至香港。周恩来患病已无力走路，杨石魂就背着他找到广东省委。不久，周恩来回到上海重新在党中央工作。叶挺、聂荣臻前往广州，参与了广州起义的组织和领导工作。”

店老板救护伤员

郭沫若难忘流沙

除了周恩来、叶挺、聂荣臻以外，彭湃、郭沫若等人也在中共潮汕地方党组织帮助下，于险象环生中安全撤离。南昌起义领导人潮汕脱险正是中共揭阳市委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林运明的研究方向之一，为此记者专门赴揭阳采访了他。得知记者的来意后，林运明却坚持从另一个话题聊起：“我们先说说潮汕人民怎么对待起义军战士吧。要知道，汾水战役、莲花山战斗对起义军来说，是考验；对于平民百姓来说，身边炮火纷飞时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也是一种考验。然而，潮汕人民经受住了这次考验！汾水战役打响后，在中共潮汕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和发动下，有2000多名农会成员和赤卫队员分路奔赴战场，承担向导、协助后勤和外围警戒的工作。他们肩挑船载、水陆并进地帮助起义军运送军需。

“此役，敌方伤亡3000多人，起义军伤亡2000多人。敌我双方为争夺山坡阵地，反复冲杀，大道及两侧坡地，尸横遍野。战后，300多名起义军伤员停留在新亨准备下船移往他处，转移不到一半时，国民党军1个营的追兵骤至，未及转移的伤员全部遇难。在转移安置幸免于难的132名伤员时，许多群众都是自觉地掩护他们。”

林运明拿出手边的《揭阳县地方志》对记者说：“这里面记载了榕城衙前启生药店老板，听见店门外有伤兵呻吟，马上和店员将伤兵抬进店内，并给他医治。此人名叫谭奎芳，是起义军见习副官。药店老板及店员不惧国民党军警的反复搜查，精心护理他8个月之久。待其伤愈，药店老板又筹集旅费送他上路。”

讲到这，身为潮汕人的林运明笑容里有着藏不住的自豪：“潮汕人民对战士都如此，对起义领导人更是竭力掩护、保护。莲花山战斗打响后，贺龙、刘伯承、林伯渠、彭湃夫妇等带着二三百名战士突出重围，撤到湖东港。湖东港革命气氛很浓，群众基础较好，彭湃曾多次到这里指导农民运动。湖东党组织的负责人陈宗尧是位富绅，在彭湃的影响下，毅然参加革命，还发动了一大批农民、渔民、盐民投身革命。此番，彭湃郑重地交代陈宗尧，‘形势很紧张，我们不能在这里久留，请去准备一艘船，叫上几个可靠的船工，将我们送到香港。由于战斗的失利，还有一些领导人会到湖东港来，要认真做好掩护工作，将他们安全送出港’。陈宗尧表示一定完成任务，并派人在四周巡逻警戒，保护领导人的安全。不久，恽代英也从战场上辗转到湖东港，被当地的中共党组织安全送出。”

1956年3月24日，郭沫若给陈开仪的亲笔复信。

或许，很多人如同记者一样，并不知道南昌起义后，郭沫若一直随部队南下。而林运明对郭沫若在潮汕的活动颇有研究：“1927年，郭沫若随起义军南下。在莲花山战斗后，他经历了与土匪过招的惊险，更感受到了当地群众无微不至的照顾。郭沫若等人被冲散后，辗转来到普宁。接待他们的是普宁县委农运委员方家悟和区农会干部陈开仪。为了他们的安全，陈开仪一次又一次地将他们安置到安全的地方，先是村后的草寮，两天后接到家里，后又转移到村西南的山洞，竭尽所能掩护和照顾他们。半个月后，陈开仪和方家悟小心地护送郭沫若来到陈少光的瓷器铺。陈少光热情地接待郭沫若等人。直到第11日天气好转，晚上，陈少光准备好50担菜脯，让郭沫若等装扮成商人模样，在方家悟的护送下启帆出海，成功脱险。”1928年3月，半月刊《流沙》在上海出版，郭沫若定此刊名便有纪念流沙一行之意。而郭沫若也一直记着此间陈开仪的照拂，1956年3月24日在写给陈开仪的信中，还亲切地称呼他为“老大哥”。

南昌起义军虽然在潮汕地区遭遇重大挫折，但起义军军纪严明，不扰民宅，给老百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部队所过之处，传播了革命精神，留下了军事干部和武器，对潮汕革命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起义领导人经过此番洗礼，成功脱险，为中国革命保存了火种。而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潮汕地区中共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群众。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起义领导人及广大官兵安全转移的义举，不仅留在几位起义领导人的回忆录中，出现在当代学者的研究中，更在人民解放军军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人民和子弟兵，永远心连着心！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7年8月4日 总第3101期 第二版

来源：中国档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