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颇高 “茹苦食淡”却也“挥金如土”

　　在《回忆李大钊》一书中，许多到过李大钊家里的老同志和他的学生不约而同地说，他的家里非常简陋，除了书之外，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对此，李建生深表认同：“爷爷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家里的孩子也不太讲究，那时我二姑还是个小孩子，穿着前襟满是油渍的棉袄在院子里跑来跑去，你看不出这是一个大学教授的孩子。”

　　生活艰苦是因为收入低吗？李建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1918年1月，经章士钊推荐，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邀请，爷爷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那时，北大薪水表上写着他的月薪是120元（银圆，下同），后来他被评为教授，工资自然也涨了些，也就是通常讲的240元。此外，爷爷还是5所高校的兼职教授，尽管兼职收入要全部交给北大，但北大也会返还一些作为对学者的鼓励。为此，有学者提出，爷爷的月收入应该在300元左右，而且收入很稳定。如果按照当时的购买力计算，240元可以买大米5280斤，或白面6000斤，或猪肉2280斤，如果是300元可买的就更多了。”由此可见，李大钊的收入并不低。可与他的收入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他的一生都崇尚简朴的生活。

李大钊被捕后关押于京师看守所

李大钊就义前狱中“供词” 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

　　提到李大钊简朴的衣食住行，李建生说：“在河北张家口出席内蒙古农工兵大同盟会议时，爷爷穿着破旧的衣服前往，就连在场的铁路工人都看不过去，提出用自己的衣服跟他换。爷爷说，还是你们自己穿吧，我不用换。

　　“爷爷平日吃得很简单，就是北方农村最普通的饮食。高粱米、棒子面是他最常吃的。家里来了客人，也就是添个炒鸡蛋或者他亲自下厨烙几张葱花饼而已。人们常说的‘黄卷青灯，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就是他生活的真实写照。不过‘黄卷青灯’，并不是人们常说的在光线青荧的油灯旁读着纸张泛黄的书卷，而是指饼卷大葱。

　　“当时一套房子并不贵，几百块大洋就能买下来，也不过是爷爷几个月的工资，可他从没买过房，一直租住在造价低廉的院子里。那时北京石驸马大街后宅35号（今文华胡同24号李大钊故居）周围的环境差着呢，比现在的棚户区还乱，堂堂的北大教授就住在那儿。

　　“爷爷从家到办公室的距离不近，当时虽然可以雇黄包车，但他从来不坐，他觉得不应该花这个钱，每天上下班都是步行，而同是教授的胡适已经乘坐汽车出行了。”

　　既然李大钊并没有把自己的收入用在改善家庭生活上，那他的高薪都花在哪里呢——北大学生刘仁静、曹靖华交不起学费时，他写了个字条说，你们先从我的工资中把学费扣除，等他的学费到了，你们再还给我。中共建党之初，党组织没什么经费，可搞宣传、调研、工人运动无一不要用到钱，李大钊就每月从他的工资中拿出80元当作党的活动经费……

　　“爷爷花钱没个计算，有时候家里连吃饭的钱都留不下。后来，有人把这个情况反映到北大校长蔡元培那里，蔡元培就指示会计在每月发爷爷工资前，一定要把50元生活费留足交给我奶奶，保障爷爷一家人的正常生活。”李建生笑着对记者说，笑容中带着作为李大钊后人的自豪。

危机四伏 毅然坚守终致身陷囹圄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白色恐怖一直笼罩京城。张作霖逮捕杀害了进步报人邵飘萍等人。被张作霖视为眼中钉、由李大钊领导的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构也被迫转入地下，由北京翠花胡同迁至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馆西院旧兵营内。中共中央认为李大钊在此处十分危险，多次劝说他撤离，并根据大革命的发展，调他到武汉任中央局书记；在北洋政府任职的杨度、章士钊都想方设法告诉他，张作霖要对他动手；冯玉祥手下的军官也想把他接出北京城。“可爷爷从党的工作大局出发，考虑到北京是国共两党领导北方、华北、东北、西北革命运动的中枢，实在太重要！他们撤离了，这些军阀势力强盛的地方，就没有了国共两党的指挥中心，所以毅然选择坚守。1927年4月6日，张作霖买通东交民巷使馆区外国使团团长，派大量军警包围苏联大使馆西院旧兵营，包括爷爷和奶奶、两个姑姑在内，约有数十人被捕。有人说，他是不是大意了，在看过爷爷留下的许多文章后，我想，他从投身革命那刻起，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李建生肯定地说。

　　李大钊被捕后，北京学界、政界的知名人士都在积极营救他：国立九个院校校长联名向北洋政府请愿，要求释放李大钊；与他政治立场对立的章士钊也伸出援手，为营救李大钊筹集了数千元；舆论界，多数报章都呼吁当局从李大钊高尚的品格考虑，予以宽释；中共党组织更是拟订劫狱计划，想营救李大钊。对此，李建生说：“劫狱计划传到爷爷那里，他表示，当前保存革命力量更重要，冒险劫狱只会造成更大的牺牲，为了革命事业的发展要保存实力，不能贸然行事。因此，劫狱计划就没有进行。”

　　各界所做的努力，并没有阻止奉系军阀对革命者痛下杀手。被捕22天后，在对李大钊审问无果的情况下，张作霖决定绞杀包括李大钊在内的20名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构的主要成员。李大钊从容不迫、镇定自若地第一个走上绞刑架，壮烈地走完他人生的最后一步，牺牲时年仅38岁。

　　当记者问及李大钊决心从事革命事业后，对家人可有嘱托时，李建生说：“爷爷处理革命事业和家庭之间的关系很妥当，家里的氛围非常和谐。一有时间，他就教子女唱歌、下棋，教奶奶认字，帮奶奶接待客人、做饭。可是，当他被捕后，他第一个考虑的是革命的大事，是保全组织，保全与他同时被捕的同志们的生命。”在李大钊于狱中完成的最后一篇檄文——《狱中自述》里，他竭力撇清与他一同被捕的人的关系，说责任都在自己身上。他“供述”了一些众所周知的情况，严格保守了党的机密。

入土难安 三块墓碑铭刻英烈忠魂

　　李建生对记者说：“爷爷牺牲后，家乡河北乐亭的乡亲李凌斗、白眉初去为爷爷购置新棺材，老板听说是装殓李大钊所用，就不肯收钱，他们还是坚持付钱买下一口上等的黄柏木棺材。可当时家中生活费寥寥无几，加上严酷的白色恐怖，爷爷的遗体安葬无望，先是寄放在宣武门外的长椿寺，后移厝妙光阁浙寺，一放就是6年，每年还要交租金。最后家里连租金都付不起，我奶奶找到时任北大校长蒋梦麟，让北大牵头，为爷爷做一场公葬。”

　　1933年4月23日，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策划下，在北大校长蒋梦麟和李大钊生前好友鼎力帮助下，冒着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的危险，李大钊的公葬仪式如期举行。李建生说：“公葬前在规划路线时，原本不打算让灵柩走闹市区，可我奶奶不同意，说一定要为爷爷昭雪申冤，一定要让大家都知道这场公葬，蒋梦麟等人也就同意了。公葬仪式开始后，不少青年组织、妇女组织都加入进去，打出一些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标语口号，出殡仪式演变成对反动派的控诉和声讨，当局见状，马上派宪兵进行残酷镇压，逮捕了几百名示威人员。”

　　李建生还提到公葬仪式之后，社会各界一共为李大钊立了5块碑，现存3块。

　　第一块墓碑是北京大学为李大钊所立，也是其中最为简易的一块。1933年公葬后，李大钊被安葬于北京西郊香山南麓的万安公墓中一块极其简陋的墓地，墓碑上有北大教授刘半农题写的“李先生之墓”的字样。李建生介绍说：“当时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统治下，不许写爷爷的名字，写了名字就叫‘宣传赤化’。墓碑上子女落款栏中大伯的名字也由‘葆华’改成‘荣华’。刘半农教授还为爷爷书写了碑文，除了叙述他牺牲的过程外，还称‘君温良长厚，处己以约，接物以诚，为学不疲，诲人不倦，是以从游日重，名满域中’。然而，就连这样的碑文也不许刻在碑上。”

　　第二块墓碑是中共外围组织河北省革命互济会所立，上面有“中华革命领袖李大钊同志之墓”的字样。这块墓碑是公葬时与李大钊灵柩同时运抵万安公墓的，其间用破旧衣被遮掩起来，未被敌人发现。李建生接着说：“碑文连名字都不让写，再加上‘中华革命领袖’这几个字后，就更不可能树立了。北大的教职工提出可参照‘六朝墓志’的做法，即先将碑埋在墓内，待日后择机重立，我父亲当时10岁了，现场的情况他记得很清楚。”没想到，这一埋就是50年，直到1983年中共中央决定建立李大钊烈士陵园，经过工作人员反复探测查找，这块墓碑才得以重见天日。

　　第三块墓碑是现在李大钊烈士陵园里矗立的黑色大理石墓碑，由中共中央为李大钊树立。在长方形的碑体上，朝着陵墓的一面刻有邓小平同志的题词“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烈士永垂不朽！”背面是中共中央1983年为李大钊烈士撰写的碑文。“在党的历史上，由中央撰写碑文的英烈人物，是少之又少。”李建生颇为感慨地说。

余 音

　　关于李大钊，李建生从其父李光华口中获知的并不多，可与李大钊革命事业密切相关的遗迹，父亲带他去的次数却不少。小时候，李建生多次去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参观，那个编号为0001号文物的绞刑架给他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在圆明园重新修建的九洲清晏遗址上有座“三一八”烈士公墓，那是1929年由北平市政府为纪念“三一八”惨案烈士建造的，但现在的人却知之甚少。幸而有鲁迅先生《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使“三一八”惨案得以默默流传。在李建生上小学时，父亲多次带他来此参观。长大后李建生才明白爷爷李大钊与这里的渊源——1926年3月18日，在以李大钊为首的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的统一领导下，北京爆发了抗议帝国主义侵略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反动军阀开枪镇压游行学生，当场死亡47人，200多人受伤，李大钊作为游行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被打伤。“父亲带着我一次又一次地来这里瞻仰，我想这就是父亲怀念我爷爷的方式。”李建生说，“现在，我在尽我所能去更多的地方讲述爷爷的事迹和精神，这既是完成一个后辈的传承责任，也是我怀念爷爷的方式。”

李建生 王玉璘 摄

1983年4月1日，邓小平为李大钊烈士陵园题词。

　　本文图片除标注外均由李建生提供

来源：《中国档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