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6月，中共党员人数已经由一大时的50余人发展到195人。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有所增加，在宣传、群众运动等方面的工作，也有了明显进展，中国工人运动出现了第一次高潮。这些情况的出现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制定出一个符合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明确纲领和适应党组织发展需要的正式党章。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和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中央档案馆藏

严明纪律的开始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公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现静安区老成都北里7弄30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出席大会的有中央局成员、党的地方组织的代表和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回国的部分代表。他们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施存统等12人（尚有1人姓名不详），代表着全党195名党员。

鉴于中共一大期间曾遭到法国巡捕破坏的教训，中共二大采取了较为严格的防范措施。大会以小型分组会为主，尽量减少全体会议的次数，每一次开会都要更换地点。大会共进行了8天，举行了3次全体会议。会后，除了按规定将有关文件送到莫斯科共产国际外，为了更好地宣传和贯彻党的代表大会精神，中共中央还印制了小册子，将大会通过的党的章程和9个决议案收录其中，分发给各地党组织传达贯彻。作为中共早期全国21名工人党员之一的张静泉也获得1本。而他保存下来的这本小册子就是中共二大唯一存世的中文文献。

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正式党章，共六章二十九条。该党章规定了严格的入党手续，主要是为了从组织制度上保证把确实具备党员条件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因此，入党时，须有党员介绍，并要经过逐级上报的审查手续。这对防止投机分子和不够条件的人入党，是十分必要的。对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党员的质量标志着党政治上的先进性和组织上的纯洁性。降低质量去追求数量，只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可贵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提出积极发展党员的同时，丝毫没有忽略质量问题。朱德入党的事情就是一例。

1922年8月下旬，朱德怀着极大的期望和孙炳文来到上海的闸北区，在一幢房子里，他们见到了陈独秀。当时，朱德以为只要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就会被接受。然而，见面后的谈话使他大失所望。朱德坦诚地向陈独秀陈述了自己的经历，恳切地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而陈独秀却拒绝了，并对朱德说，要加入共产党，就必须以工人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准备为它献出生命；对于当过高级旧军官的人来说，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朱德在后来的回忆中说：“那些日子真难过，我感到绝望，混乱。我的一只脚还站在旧秩序中，另一只脚却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但他没有放弃追求真理的信念及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9月初，朱德离开上海赴欧，10月到达德国柏林。10月下旬，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周恩来在柏林住所接待了朱德。在倾听了朱德陈述自己的身世和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后，周恩来表示愿意介绍他和孙炳文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他们的入党申请没有得到国内批准之前，可以为候补党员。11月，周恩来和张申府介绍朱德、孙炳文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根据工作需要，朱德的党员身份对外界保密。

此外，在这部《中国共产党章程》中还专门设立了“纪律”一章，分别对党员应遵守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做了严格的规定。党在实际工作中坚持实行严格的纪律，对违反纪律、不符合标准的党员予以严肃处理。陈公博和周佛海两人在建立党的早期组织过程中曾做过一些工作，并被选为代表出席了中共一大，但不久就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我党毫不留情地将这样的人清理出去，因而保持了党组织的纯洁性。

我党第一部正式党章的产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党的创建工作的最后完成。从此这个年轻的政党有了自己的立党之本和最高的政治行为规范。

到群众中去的起点

在中共二大上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等议案，不仅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还阐明了党和群众的关系。《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是中共二大通过的一个重要文件，同时也是服务于中共二大党章并与之配套的一个重要文件。为了把党建设成为一个革命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大会提出两个重要的原则：一是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二是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和训练，并且要求“个个党员不应只是在言论上表示是共产主义者，重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是共产主义者”。这些规定表明，党在初创时期，就非常重视要求保持党员的先进性。针对人们对共产党认识上的模糊和错误观念，文件还明确指出：“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急先锋’。”

中共二大结束后，毛泽东就对湖南的工作提出：用接近群众的方法，如在工人中办夜校、读书班，在学生中办刊物或组织社团，从中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并逐步扩大成为建立工会、学生会的核心。这和中共二大有关开展群众工作的正确思路密切相关。其实，在中共一大结束后，毛泽东就通过改组和指导湖南劳工会的活动，初步获得领导工人运动的经验。他深知依靠和培养骨干、建立强有力的工会组织的重要性。于是，毛泽东指派党内干部，先后组建了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从1922年下半年到1923年初，他先后领导发动了安源路矿、粤汉铁路等一系列的大罢工，掀起了湖南工人运动的高潮并“引起社会之注目”，同时也获得党内的高度评价。陈独秀在中共三大上总结中共二大以来中央和各地区工作时，曾这样说：“就地区来说，我们可以说，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了。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党组织，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有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讲到中国共产党与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时强调：“为了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共产党必须扩大自己的组织，向着真诚革命、信仰党的主义、拥护党的政策、并愿意服从纪律、努力工作的广大工人、农民和青年积极分子开门，使党成为一个伟大的群众性的党。在这里，关门主义倾向是不能容许的。”1939年10月，他又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可见，中共二大提出的有关“群众党”的决议影响深远，对党的建设产生了重要指导作用。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7年3月10日 总第3038期 第二版

来源：中国档案资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