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6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经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后下发全党。《决定》论述了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统筹全局、工作要突出重点等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方法，群众路线的思想贯穿其中。《决定》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把群众路线确定为毛泽东思想三个“活的灵魂”之一，并将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内容概括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妙语数论“党群关系”

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源于党的性质和宗旨。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指出：“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1928年7月，中共六大《政治决议案》提出，“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

1943年6月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 的决定》。 中央档案馆藏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毛泽东对中国革命运动中人民群众的作用的认识是最敏锐、最深刻的，也是极具洞察力的。在群众路线思想形成过程中，毛泽东曾多次形象地运用比喻和类比的手法，深入浅出地论述党群关系。

1927年，毛泽东在湘赣边界成功领导了秋收起义，起义部队在井冈山地区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诠释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的新内涵。毛泽东指出，红军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绝不是单纯打仗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还要承担宣传、组织、武装和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重大任务。红军的主要任务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游击战，打仗与做群众工作是一与十之比。1934年，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工作路线。他提醒干部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毛泽东认为：一切依靠群众，必须置身群众之中，去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靠发动群众去团结群众，使群众自觉投身于党和人民共同的事业当中。反之，“不依靠群众，不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难”。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著名论断，这是党的群众观点在党的军事思想与战略中的完整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他要求“共产党员决不可脱离群众的多数，置多数人的情况于不顾”“必须注意组织先进分子和广大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

毛泽东把人民群众和党员干部的关系视为朋友关系。1938年，他曾鲜明地指出：“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毛泽东把党群关系比喻为学生和老师的关系，要求党员要向群众学习。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毛泽东还把党群关系形容为种子和土地的关系，强调党要植根于群众。抗战胜利后，针对党的干部到各地开展工作，毛泽东提出：“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将“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列为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并强调群众路线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中共七大以后，群众路线被载入党章，标志着党的群众路线的真正形成。

“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群众路线的高度概括和精辟解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表明，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无一不是反映群众要求的，同时又是能够领导群众的。抗日战争期间，陕甘边区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展的大生产运动，就是党的群众路线的一次生动实践。

1941年前后，陕甘宁边区及附近地区连年遭受自然灾害，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边区财政经济陷入极度困难的境地。这一阶段，边区非生产人员增加较多，加重了边区的财政困难，随之而来的是，群众生活艰难至极，边区的粮食供应陷入极大的紧张和恐慌，老百姓公粮负担年年加重，人民群众对征粮工作产生了很大的不满情绪。

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杨家岭小礼堂召开会议，讨论征粮工作和农民负担问题。会议正在进行时，突然风雨大作、雷电交加，一个炸雷，击断了礼堂的一根木柱，坐在旁边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被雷电击中不幸身亡。同一天，延安一个农民家的一头驴也被雷电击死了。事后，这个农民逢人就说:“老天爷不开眼，响雷把县长劈死了，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保卫部门闻讯，要把这件事当作反革命事件来追查，逮捕这个“咒骂毛主席”的农民。毛泽东从警卫员口中知道这件事以后，立即阻止了保卫部门的行动。毛泽东说：“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去追查，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毛泽东还说：“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共产党是鱼，老百姓是水；水里可以没有鱼，鱼可是永远也离不开水啊！”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通过深入调查发现，“确实公粮太多”“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毛泽东从群众的“咒骂”中进行深刻反思，决定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领导同志一道，采取措施改进工作。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通过了边区政府实行精兵简政的决议，边区政府进行了三次精简，在减轻人民负担、减少政府支出、提高工作人员素质和工作效率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此后，党中央号召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以使边区的财政经济由半自给转到完全自给，人民负担大大减轻，军民生活明显改善。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7年9月22日 总第3122期 第二版

来源：中国档案资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