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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致家乡政府及亲友书信 “勤耕守法,不应特殊”

2016-12-22 17:23 来源:南方网 郎迎洁

1954年4月29日,毛泽东致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的信。中央档案馆藏

  1910年初秋,16岁的毛泽东没有向父亲告别,只抄录一首诗夹在父亲的账本里:“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此后,他便离开家乡。书信,是毛泽东离开湖南韶山之后与故乡保持联系的纽带。读毛泽东写给家乡及亲友的书信,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一代伟人忧国忧民、艰苦奋斗、廉洁自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风范和人格魅力。

  文炳璋是毛泽东的表侄。1954年初,他由部队转业担任了湖南湘乡县石城乡武装部部长。到职以后,他听到当地人对毛泽东的外婆文家成员有一些反映,便着手进行了解。文炳璋发现,文家有个别人因为去北京见过毛泽东,回来后便在群众中骄傲起来,说大话、摆架子,有的人甚至不大听从地方干部的管理。文炳璋认为这是一种不良现象,于是给毛泽东写信,汇报了文家有人“不大服政府管理”的情况。曾任湖南韶山党支部书记的毛月秋来北京时,带来了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给毛泽东的报告和文炳璋给毛泽东的信。毛泽东见信后感到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随即于4月29日给唐家文家所在的石城乡党支部和乡政府写了一封长信。

  在信中,毛泽东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严肃批评少数亲戚的错误做法。他在信中说,“我的亲戚唐家文家,过去几年常有人来北京看我。回去之后,有些人骄傲起来,不大服政府管,这是不对的。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态度是: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

  在信的最后,毛泽东还写道:“请你们将我这信及文炳璋的信给唐家的人们看,帮助他们改正缺点错误。我相信,只要我和你们都采取正确的态度,只要他们不固执成见,他们的缺点错误是可以改正,并会进步的。”

  这封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致家乡书信中较长的一封,有350多字。足见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

  毛泽东对旧中国官场上那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做官,全家享福”的腐朽现象深恶痛绝。他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们共产党的章法,决不能向蒋介石他们一样搞裙带关系。一个人当了官,沾亲带故的都可以升官发财,如果那样下去,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和蒋介石一样早晚要垮台。”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不利用自己的地位、权力、影响力为家乡及亲友谋取特殊的利益和照顾。他把对外婆文家亲友的关怀和挚爱化作最严格的要求。

  说起毛泽东与外婆文家的关系,不得不追溯到毛泽东的童年。毛泽东两岁时,母亲就把他送到外婆家寄养,直至1902年9岁时,父亲才把他接回韶山冲读书。因此,毛泽东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婆家度过的。由于毛泽东上边曾有过两个哥哥先后夭折,所以外婆格外疼爱、呵护他。当时与毛泽东同辈的文家亲表兄有6个,加上其他文家的后人和两个姨家的表兄,共有22个。毛泽东最小,排行在第23位。在外婆家生活的几年里,他不仅得到了舅舅、舅母等亲戚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也与表兄弟、表姊妹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因此,毛泽东对外婆家是有着深厚感情的,每当想起文家那些表兄妹,总有一种眷恋和思念之情。

  1937年11月,正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紧张时期,毛泽东在延安写信给表兄文运昌,满怀深情地说:“我为全社会出一些力,是把我十分敬爱的外(婆)家及我家乡一切穷苦人包括在内的,我十分眷念我外(婆)家诸兄弟子侄,及一切穷苦同乡……”并表示非常希望家乡亲友与他通信。毛泽东对外婆文家的亲属们是充满感情的。他爱他们,希望他们生活得很好,希望他们不断进步。正因为爱他们,所以对他们的要求也就更严。

  文运昌是毛泽东的表兄,自幼与毛泽东交往甚密。当年他不仅极力帮助毛泽东走出风气闭塞的韶山冲到湘乡东山学校就读新学,而且还向毛泽东推荐《盛世危言》《新民丛报》等进步书刊,毛泽东纪念馆至今还保存着1915年毛泽东写给表兄文运昌的还书便条。可以说,文运昌在早期引导毛泽东接触新思想上起了关键作用。毛泽东对他一直心存感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运昌觉得情同手足的表弟毛泽东当上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一句话就可以帮助亲戚解决工作问题。文运昌曾要求毛泽东出面为他介绍工作,却被毛泽东婉言拒绝了。1950年5月12日,毛泽东在写给另一位表兄文南松的信中说:“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后来,文运昌通过自己的努力担任了湖南省文史馆馆员。文涧泉也是毛泽东从小形影不离的表兄弟,他们曾同桌共餐,同床共被。毛泽东在信中亲切地称他为“十一哥”,友谊不可谓不深。但当他1950年初写信给毛泽东请求为其同宗文凯解决工作问题时,毛泽东同样婉言拒绝:“文凯先生宜在湖南就近解决工作问题,不宜远游。弟亦未便直接为他作介,尚乞谅之。”1953年,文涧泉又为岳父家的亲戚赵某想去北京读书的事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9月8日,毛泽东回信说:“赵某求学事,我不便介绍。”

  毛泽东深爱故乡,思念亲人。他对韶山的来信,件件过问,几乎每信必复。当得知乡亲们生活有困难时,他慷慨解囊,从自己的工资和稿费中拿出钱给予帮助;当一些亲友来信要求推荐工作、升学、提职时,他都耐心开导,婉言拒绝,一律“不介绍、不推荐、不说话、不写信”,从不凭借个人权力为亲属故旧提供方便。

  作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他只用手中的权力来为中国革命服务,为全中国人民服务,从不为自己的亲朋好友谋取半点私利。毛泽东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这一切无不昭示着毛泽东功高不自居、权重不谋私的高风亮节。

  毛泽东熟读史书,深知历史上封建王朝所以跳不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个“周期率”,根源就在于腐败。所以,毛泽东从领导中国革命那天起,就非常重视反腐败问题,强调领导干部要廉洁自律,艰苦奋斗,并处处事事以身作则,为全党带了一个好头。

来源:中国档案报

编辑:陈冰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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