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毛泽东逝世40周年:毛泽东藏书的故事(5)
毛泽东是一位政治家,他不仅研究有关马克思的理论著作,同时对于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涉猎得也非常广泛。毛泽东批注、圈画过的社会科学类书籍一共有135种。他把哲学书籍当作通读马列著作的工具书,他认为只有先读好哲学书籍,才能读好马列书籍。他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就想专修社会科学。
1921年新民学会在长沙的会员开新年大会时,讨论“改造中国与世界需采用什么方法的问题”,毛泽东发言,赞成“俄式”方法和“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列宁主义”,这说明当时的毛泽东已经明确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门科学。在延安时期,他就写信给胡乔木,请他收集唯物史观和社会发展史方面的图书。哲学和社会发展史是他比较看重的图书类型之一。
毛泽东在《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中的部分批注和圈画
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中的部分批注和圈画
《伦理学原理》:批注1.2万字
《伦理学原理》是19世纪末德国康德派哲学家鲍尔生所著的一部带有二元论色彩的伦理学著作。中文译本约10万字,毛泽东在书上写了1.2万余字的批语。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把它选作课本让学生阅读。在这本书的批语中,毛泽东绝大部分是阐述自己的伦理观、历史观和世界观,以及对原著的引申或批判。其中许多地方联系中国的历史,以及五四前夜的国事与思潮,对比分析后得出自己的结论。其中最经典的就是主张涤旧染新,彻底改造国家社会。
20世纪20年代初,毛泽东移居清水塘时,《伦理学原理》被同学杨韶华借去。此后各奔东西,无缘相见。将近30年后,杨韶华托周世钊将这本书带进北京,奉还毛泽东,杨韶华在扉页上写道:“珍藏至今,深恐或失!兹趁周敦元同学北上之便,托其奉还故主,借镜当时思想之一斑。”毛泽东拿到书后,高兴地翻阅了自己写在书中的批语,微笑着说:“我当时喜欢读这本书,有什么意见和感想就随时写在书上,现在看来,这些话有好些不正确了。”接着又说:“这本书的道理也不那么正确,它不是纯粹的唯物论,而是心物二元论。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派的学说,一旦接触一点唯物论的东西,就觉得很新颖,很有道理,越读越觉得有趣味。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启发和帮助。”
《社会学大纲》:圈画全书四分之三
1937年七八月间,毛泽东收到了李达(既是我党早期领导人,又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当教授,同时还是经济系主任)寄给他的《社会学大纲》一书。这本哲学书籍于1936年完稿,全书40余万字,1937年5月由上海笔耕堂出版。
毛泽东称赞这是一本好书,1938年开始系统地通读,花了两个月的时间读了两遍,用粗细铅笔圈画了多处,圈画部分占全书的四分之三,同时写了大量的评点,批注3400余字,其中近3000字是讲哲学的起源和古希腊哲学史。
1938年2月1日,毛泽东在《读书日记》中写道:“二十多年没有写过日记了,今天起再来开始,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点学问。看李达的《社会学大纲》,1月17日至昨天看完第一篇,唯物辩证法,从1-385页。今天开始看第二篇,当作科学看的历史唯物论,387-416页……”
毛泽东在该书第4页至5页“万物有灵论”一节处批注:“生产过程中,由于不断认识自然的新方面,就能改变对自然斗争的方法,同时改变了生活方法,于是有了剩余生产物,改良了技术,人类对自然的支配就增大了。在这种时候,就在思维体系中出现了万物有灵论,能把世界分为物质与灵魂,这是人类最初企图认识自然,成为自觉地对自然斗争的开端。”
毛泽东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的部分批注和圈画
毛泽东在《辩证唯物论诸问题》中的部分批画
《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实践是真理的标准”
延安时期,毛泽东读的大都是哲学书,当时能够找到的国内外哲学书籍他几乎都读遍了。遗憾的是,许多当时毛泽东批注过的书籍都找不到了。目前,在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主要有7种8本书:《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这是两本书,一本是1935年6月出版的第三版;一本是1936年12月出版的第四版)《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基础》《社会学大纲》《思想方法论》《哲学选辑》。
这8本书中,批注多且重要的有5本,在此只介绍一本比较重要的,在文字和内容上与毛泽东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有直接关系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该书1936年1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共计34万余字,491页。
毛泽东在这本书上留下批画符号的有186页,写了2600多字的批注。从这些批注看,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深入思考和发挥,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哲学体系框架。
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第三章的批注中,毛泽东明确提出:“实践是真理的标准。”
关于认识论,毛泽东在批注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能动的反映论,“反映”不是被动摄取对象,而是一个能动的过程,在生产和阶级斗争中,认识是能动的因素,起着改造世界的作用。关于辩证法,毛泽东的批注主要反映了这样一些认识:差异就是矛盾;一切客观过程都是由内部矛盾而起的;没有同型的矛盾,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矛盾的双方互为条件,量虽增减,质仍不变,但在一定的瞬间以后,事情就会发生变化,量的改变促成质的改变。这时,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
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对哲学的极大热情,引起了他对二十几岁的哲学家艾思奇的兴趣。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哲学选辑》《思想方法论》是毛泽东爱看的,不仅有批注、圈画,还于1937年9月摘录了《哲学与生活》中的2000多字,就疑问之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给艾思奇写了如下的信,“思奇同志: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益处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毛泽东”。至于毛泽东与艾思奇谈过什么,人们不得而知,但毛泽东确在他的著作中,展现了哲学家的地位。
后来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又进一步阐明:“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种错误思想。”延安整风时,他又对此理论做了进一步阐述,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但是,许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却把它看成是死的教条,这样就阻碍了理论的发展,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这一时期,毛泽东正是通过对哲学书籍的认真研读和思考,并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写出了最能代表他哲学主张的两个论断——《实践论》和《矛盾论》。
本文所示档案为中央档案馆馆藏
来源:中国档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