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九大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条件下召开的，有着深刻的国内和国际背景。九大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严重极“左”，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套错误纲领、方针、政策给予了全面肯定，使全局性的“左”的错误继续发展下去。
中共九大主席台
九大前的国内国际形势
20世纪50年代后期，由于我国经济上盲目冒进，经过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运动，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60年代初不得不采取符合经济规律的调整政策。但在中央内部，对此出现了分歧。毛泽东担心经济调整中出现的诸如自负盈亏、自由市场、自留地和包产到户等经济手段会产生资本主义。这时的国际形势也是风云际会，对我国的威胁加剧，特别是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发生的情况对中国的震动很大。怎样才能在中国不至于出现苏联式的问题，是毛泽东长期思考的；“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是毛泽东最担忧的。
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了。他把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出现的分歧，定性为两条道路的斗争。他强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于“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认为“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使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左”的观点进一步系统化，为政治上“左”倾错误的发展，做了理论准备。
毛泽东所坚持的社会主义方向，在基本原则上是正确的，但在具体实现的途径和方法上，出现了严重失误。他把提出某些正确主张的一些中央领导人看成是搞修正主义、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认为必须发动群众加以批判、打倒，最终导致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从国际上看，从1962年开始，中国周边不安全因素也在增加。如1962年发生了台湾企图袭扰大陆沿海事件、中印边界军事冲突以及新疆边民外逃事件；另外，美国已经介入越南战争，中苏关系恶化所带来的军事冲突可能性增加。鉴于此，党对国际形势的估计也趋于严重化。1969年3月2日，离九大开幕不到一个月，中国和苏联的边防军在黑龙江虎林县境内的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九大政治报告对于国际形势的判断。
九大的准备工作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林彪、江青、康生等大肆煽动、造谣、蛊惑“踢开党委闹革命”，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泛滥成灾，各级党政组织基本陷于瘫痪状态，全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随后经过所谓的“夺权”运动，全国各地建立了新的政权机构——革命委员会，被称为“全国山河一片红”，由此召开党的九大也摆上了日程。
1967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党委根据毛泽东提出的“什么时候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如何准备这次大会的问题”，做好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和意见报告中央。11月初，毛泽东指出，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政府、整军队；党要“吐故纳新”；党纲要修改。
1968年7月，毛泽东又提到召开九大的问题。10月，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为九大召开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全会通过了《关于第九次代表大会代表产生的决定》和《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定》。10月26日，毛泽东审阅了《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10月25日稿）。11月3日，《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11月1日稿）印发党内。
1969年2月2日，毛泽东审阅并批准了《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九大准备工作的通知（草稿）》。通知说：中央决定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应即将本地区协商提名为九大代表的同志，集中到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座谈和讨论九大的准备工作。
3月9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有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的九大准备工作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宣布准备工作会议的分组名单和任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讨论部分省、市、自治区提出的调换某些九大代表方案，批准各地区、各单位提出的九大代表名单，九大开会的日期、主席团人数、名单和议程等。当时，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以至基层党组织大都没有恢复，2200万党员绝大多数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与会代表当中的许多人都不是通过正常选举程序产生的，他们或由革命委员会与各造反派组织负责人协商决定，或直接由上级部门指定。3月27日，周恩来参加九大准备工作会议全体会议，说明在九大召开前要做的三件事：酝酿各组参加主席团的人员名单，讨论党章，讨论政治报告。
九大的政治报告起草工作最初由陈伯达负责。1969年3月12日陈伯达写的初稿经过讨论后，毛泽东不满意，后决定由张春桥、姚文元负责重新起草。后来，毛泽东对政治报告进行了多次修改。3月15日，毛泽东召集会议，讨论国内外形势和九大准备工作，初步确定4月1日举行大会。毛泽东认为，八大设书记处，又设常委会，重复了。九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常委会只设一个。所以，九届一中全会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后，并没有设立中央书记处。
九大的召开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512人。大会选举毛泽东为大会主席团主席，林彪为副主席，周恩来为秘书长。大会预备会期间，毛泽东提出要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准备打仗。这三句话成为九大的指导思想。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并致开幕词。他希望九大“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可以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
九大共有三项议程：通过政治报告，修改党章，选举中央委员会。
林彪代表党中央宣读政治报告。报告分为八个部分：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三、“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四、“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五、“关于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六、“关于党的整顿和建设”；七、“关于我国和外国的关系”；八、“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这个报告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核心，旨在为“文化大革命”作理论和历史的论证，肯定文化大革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政治报告从充分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出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八大以来党的历史在许多重要方面作了歪曲的总结，反而肯定了八大以后党在指导思想上和实践上的许多“左”的错误，恰恰把党在八大以来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许多正确的思想作为“修正主义”加以批判。
报告对于当时的国际形势，特别是“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也作了估计，提出“我们要做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
九大党章删去了八大党章的一些正确内容，在总纲中，强调“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强调“两条道路的斗争”，强调“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提出解决这些矛盾，要靠“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九大党章还取消了有关党员权利的规定。在党章总纲中，罕见地写上“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这在党的历史和各国政党史上都是少见的。九大党章给党的建设带来了严重危害。
4月2日以后的讨论中，在气氛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充斥着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文化大革命”的高度颂扬。4月14日，会议一致通过了政治报告和九大党章。自4月15日起，代表们开始酝酿、预选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
根据大会主席团秘书处提出的选举办法，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总数不超过250人。但由于整个酝酿过程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进行的，会议斗争非常尖锐。在4月24日的全体会议上，经过无记名投票，选出中央委员170名，候补中央委员109名。在新当选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只占19%。林彪、江青两个帮派体系中的一批骨干和亲信进入中央委员会，很多老同志和德才兼备的人却被排挤在外。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在选举中，有的代表仍然坚持原则，顶住压力，将并非候选人的王稼祥、胡耀邦等人的名字写在选票上。
九大的历史影响
4月2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九届一中全会，选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5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委员21人，包括了林彪、叶群、江青、陈伯达、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谢富治等12人。在新选出的政治局委员中，林彪、江青集团的骨干和亲信占半数以上。陈云、李富春、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虽然仍被选为中央委员，但被排斥在中央政治局之外。
同日，新的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委员名单和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名单：毛泽东任中央军委主席；林彪、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任中央军委副主席。黄永胜任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吴法宪任副组长，叶群等8人为成员。中央军委常委会实际由林彪等操纵下的军委办事组所取代。
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九届一中全会加强了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在中央最高领导层的地位。此后，这两个集团又围绕政治权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在党的历史上没有任何积极作用。
九大并没有像毛泽东所预想的那样，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相反，由于思想上、政治上“左”倾错误的发展和组织上的严重不纯，实际上是潜伏着更深的危机，酝酿着更加复杂尖锐的斗争。此后，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为了夺取更高的权力走上了不归路。
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严重脱离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的实际，严重偏离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要求，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错误的。在此大环境下召开的中共九大，不可能承担起应该承担的历史任务。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7年8月4日 总第3101期 第一版
来源：中国档案资讯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