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由中国档案报社和深圳市档案局合作编辑，中国出版集团、现代出版社出版。本书收编了《中国档案报》（包括《档案大观》）创刊至今刊登过的有关描写清朝的文章。书中展示着清朝片断，探究着清朝真相，讲述着清朝发生的那些真实故事。
摘编内容：
1.慈禧养发的秘方
孔未名
慈禧像
药膳保健在中国源远流长。早在周朝就有“食医”一科，专门调配膳食，为帝王养生、保健服务。后来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又有许许多多的有关专著问世，直至清代药膳保健已进入了鼎盛时期。除了药膳养生，宫廷里也会用中草药制成护肤养发剂供帝王后妃享用。
从一张照片说起
这张照片摄于1903年，照片上的妇人举止端庄，神态专注，只见她左手持一把椭圆镜子，右手拿着一枝花儿正在往头上插，将一个女人的爱美之心表现得淋漓尽致。她就是清朝末年的慈禧太后，从照片中我们似乎看不到她的威严和冷酷，专制与独裁。实际上这张照片里的慈禧太后已经是69岁的老人了，可看上去与实际的年龄却有着一定的差距，如果说画师们为讨好太后而特意将其“美化”的话，那么照相技术的真实性应该是很难夹杂个人的意愿的。
众所周知，慈禧太后年轻时就非常重视皮肤的日常保养，为了保持容颜的细嫩，她喝人乳、服珍珠。还经常用玉石棒按摩面部。对体现女人健康美丽的又一个标志——头发也极为重视，她曾为头发渐渐变灰白、稀疏而烦恼过，并且对身边女官德龄说过：“头发真是一件最讨厌的东西，尤其当人的年事稍高时，黑发一根根地变灰白起来，更令人可恨……”。当时日用化学合成技术还不很发达，化学染发是不太可能实现，但是为了满足了慈禧护发养发的需求，宫廷御医们采用了草药制剂来滋养她的头发，以求达到乌黑浓密的效果。
御医巧配护发方
清朝有座太医院，太医院里的御医都是时代的名医，他们负责皇帝及后妃们的日常保健和为他们诊治疾病。太医们为满足慈禧太后爱美的欲望又不能伤及头皮和发丝也着实费了不少脑筋，因为他们知道慈禧太后对中医中药也颇有研究，在她的寝宫里就放着几本中药书，每当御医开来药方，慈禧太后都要翻书核实各味药的功效，那么御医们都开过了哪些养发护发的妙方呢？
抿头方 从清宫档案记载上看，慈禧太后经常会传御药房配制抿头散(抿头：用梳子蘸水反复梳头)宫中档簿记载：“光绪六年一月初五，老佛爷传御药房配抿头散两份。”其中使用的主要药味有：当归、柏叶、荆穗、薄荷、香白芷、零零香、白僵蚕、藿香叶等。这些草药有活血、祛风的作用，并且多数含有挥发油。抿过的头发既蓬松又带有阵阵香气。
治发槁不泽方 人到了晚年机体会自然衰老，皱纹在不经意间爬上了太后的脸面，头发也渐渐干枯起来，为使发丝有光泽，御医们开据了治发槁不泽之药方(槁：枯的意思)。这个方子很简单其实只有两味药，即：桑根白皮、柏叶。制作方法是将这两味药一起煎煮，然后用煎好的药汁儿来洗发。御医们所用的柏叶和桑根白皮的药性比较温和，用后也不会出什么大事。
治发落不生方 慈禧太后不但喜欢头发有光泽，同时希望发丝浓密，因为浓密的头发会给人以健康和美丽的感觉。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气血亏损头发似乎只落不生了，晚年的慈禧很重视头发的保护，每日梳头时就特别注重观察，看看太监是否梳头时刮下发丝了，赶上太后心情不好时，再梳掉几根儿头发，那么梳头太监的下场就可想而知了。清宫女官德龄曾这样描述：“平日里给太后梳头的太监这天病了，只好吩咐另一个太监给她梳头。太后叫我们盯着他，不能有掉头发的现象发生。即使掉下一两根，她也不能容忍。这个太监是个不会说谎的老实人，不像原先的太监，即使掉了头发也会悄悄地藏起来。当有头发脱落的时候，这个可怜的家伙吓得手足无措。太后在镜子里看到他慌里慌张的样子，就问是不是掉头发了，太监哆哆嗦嗦地回答说：是。太后大怒喝令那个太监把掉下的头发再给她栽回去。我听了几乎要笑出声来，可太监却被吓哭了。”
斗转星移，日月轮回，转眼间到了暮年，慈禧的一头乌发还是渐渐变得灰白了，并且也稀疏了，眼见发丝一天天地往下掉，让慈禧太后好不烦恼。其实人老了头发必然要脱落，这是自然规律，谁也不能抗拒，但是慈禧老太后偏不信这“邪”，非要让御医们配制一种秘方，能让头发不落。太后懿旨就是圣旨谁敢抗拒呢？于是宫廷御医们只好又为太后配制了一种所谓“治发落不生秘方”。它主要由合欢木灰、墙衣、铁精、水萍末等组成，将这些草药剂研匀，再用桂花油调匀，每天晚上睡前将其抹在头发上。
医学上讲掉发既有身体内部的原因，也有外在因素，内因起决定作用，机体的衰老也是不争的事实。晚年后，慈禧的头发还是渐渐发白了，仅仅用草药制剂外用洗发的方法不行了，因此她也在德龄的推荐下用起了进口的染发水。此前还是以中草药剂为主。
御医秘制“香发散”
今天我们所用的洗发护发的制品都是高科技提炼的，不仅去污力强而且还带有浓郁的香味儿。清朝时的慈禧太后对头发的要求也不仅仅是乌黑发亮，同时更希望头发能飘出阵阵香味儿来。慈禧太后不太爱用洋玩意儿，她不用外来香水，也不愿香熏，她喜欢自然的香味儿，特别喜欢麝香，也很喜欢水果的香味儿，据说她经常将新鲜水果置于室内借以熏香，仅就这张照片看，她身后的两个桌子上都摆满了大苹果。当时全国各地的官员，为讨好太后都会将本地的特色水果进贡给朝廷。慈禧室内陈设的水果一般都在每月的初一和十五两天更换，以使室内总充满浓郁的果香味儿。那时慈禧周围的宫女太监们也因此能经常吃到撤换下来的水果。既然慈禧太后喜欢自然香味儿，御医们只好用中药给太后配制香味剂了。
这种香味剂名为“香发散”，清宫档案记载：光绪三十年（1904年）七月初五日老佛爷传用“香发散”。如果说抿头散是偏重洗发的话，那么香发散则不仅仅是洗发，它更偏重的是味道。“香发散”主要由：辛夷、玫瑰花、檀香、川锦纹、甘草、粉丹皮、山柰、公丁香、苏合油、白芷等组成，这些草药多数含有挥发油。具有抗菌消炎的作用。并且几乎都能散发出香味儿。“香发散”的制作方法是将这几味药研磨，用苏合油调制晾成干粉收藏。用时将其撒在头发上，再用篦子篦几次。这种香发散不但能去油腻，据说久用还能使“发落重生至老不白”呢！用它洗后的头发也总会时时地飘出香气来，这样既满足了太后养发护发的需求又达到了香发的目的，御医们真可谓用心良苦。
2.顺治皇帝与董鄂妃的生死奇恋
孙诚
在大清朝初年北京的皇宫里，少年天子顺治曾对一位满族女子一见钟情，并将其诏封专宠，演绎出一段轰动天下的风流艳史。这位满族女子不仅品貌绝佳，而且见识超拔。她竭力襄赞夫君，代掌后宫，给顺治帝以莫大慰藉。她进宫入侍只有四载便英年早逝，却与夫君两情相悦，生死与共，爱得刻骨铭心，成为帝妃之恋中的千古绝唱。这位满族女子就是本文的主人公，顺治帝的皇贵妃，死后又被顺治帝追封为孝献皇后的董鄂氏。
身世迷离，董鄂氏原系将门女
关于董鄂氏的身世，一直众说纷纭，于是便有了董鄂氏就是董小宛的说法。
传说中，董小宛乃秦淮八艳之一，生得“香姿玉色，神韵天成”，她与江南才子冒辟疆相爱，郎才女貌，出双入对。后来清军入关南下，两人因战乱天各一方，董小宛被洪承畴掳掠，进献宫中。顺治帝见到董小宛，龙颜大悦，为避外界闲话，特赐董小宛满族姓氏董鄂氏，将其册立为妃，董小宛便有了董鄂妃之称。顺治帝册立汉家风尘女子董氏为妃，遭到皇太后的反对，她硬将这对鸳鸯强行拆散，逼令董小宛迁住西山玉泉寺，旋又怒烧玉泉寺，颁旨董小宛已死的消息。顺治帝得知小宛的不幸遭遇，万念俱灰，从此抛却皇位，在五台山出家为僧。
以上便是董鄂妃的传说，有人还列举清代著名诗人吴梅村的一首清凉山参佛诗为证，认定董小宛就是董鄂妃。这个传说虽然丝丝入扣，引人入胜，却是文人墨客们的笔下戏说。据有人考证，秦淮名妓董小宛早已于顺治八年(1651年)死于江南冒辟疆家中影梅庵，时年28岁。顺治帝既无缘面见董小宛，更不会钟情于比自己大十几岁的半老徐娘。
那么，顺治帝皇贵妃董鄂氏到底是谁呢？原来，董鄂氏是以地名为姓，董鄂又称栋鄂，该地名又是根据董鄂河而得名，董鄂河就是现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境内的大雅河，属佟家江(今浑江)的支流。16世纪，东海女真瓦尔喀部一支迁到此地居住，便以地为部族姓氏，成为建州女真五部之一的董鄂部。
据《清史稿?后妃传》记载，顺治帝皇贵妃董鄂氏，为“内大臣鄂硕女，年十八，入侍”。寥寥数语，交代了董鄂氏的家庭出身和入宫时的年龄。董鄂氏曾祖伦布，在清太祖努尔哈赤时期，曾率领400人归附，努尔哈赤为其赐名鲁克素，确定旗制时，隶满洲正白旗。祖父锡罕曾授骑都尉世职，后在从征朝鲜的战争中阵亡。父亲鄂硕，曾随皇太极南征北战，官至护军统领和内大臣。董鄂氏生于崇德四年(1639年)，自幼聪慧过人，“乃长娴女红，修谨自饬，进止有序”，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董鄂氏乃出身于三代武职的满族官宦之家，为将门之女，并非野史传闻中的秦淮名妓董小宛。
根据清代内廷的选秀制度，凡满洲旗籍官吏有年及十三四岁的女儿必须报选秀女，以备选后妃或为皇室指婚，董鄂氏出身于上三旗的满洲正白旗，决不会允许等到18岁才进宫入侍，而且任何一个旗籍官吏都不会放弃与皇宫结亲的机会，因为一女当选，满门朱紫。那么，董鄂氏何时入选秀女？进宫入侍前是否已名花有主？夫君是谁？由于避讳等原因，那些所谓的正史对此事亦讳莫如深。
尽管如此，细心的人们还是发现了其中的端倪。一是每次册封董鄂氏时，顺治帝都要派官员祭告自己的异母弟襄亲王，说明襄亲王与董鄂氏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二是供职于清宫中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的日记，记载顺治帝对一位满籍军人的夫人有着火热的爱恋，汤若望与顺治帝的关系极为特殊，而且他的日记没有官书中的诸多避讳。于是，人们断定，董鄂氏入宫之前，已是襄亲王的妃子。
原来，董鄂氏于顺治十年(1653年)便被选中秀女，并被指配给顺治帝同父异母弟襄亲王博穆博果尔为妻，次年与博穆博果尔合卺成婚，成为襄亲王妃。由于襄亲王经常率军外出征战，难以顾及儿女私情，董鄂氏虽贵为王妃，也要独守空闺，加上两人性情多有不合，因此董鄂氏的婚姻并不幸福。
清初，凡逢太后万寿节或皇后千秋节等庆贺活动，内廷筵宴，王公贝勒福晋及文武大员命妇都要按制进宫入侍，行礼陪宴。董鄂氏因经常进宫叩拜孝庄皇太后、皇后及婆母懿靖太妃(襄亲王的母亲)，自然有机会与顺治帝相遇。顺治帝本是少年天子痴情皇帝，与董鄂氏邂逅，便被她如花似玉的美貌、脱俗不凡的气质所深深吸引，竟致穷追不舍，而顺治帝的多情和善解人意也使董鄂氏为之心动。于是两人频繁约会，共坠爱河。
襄亲王得知此事，前去质问皇兄，却被顺治帝掴了一记耳光，致使这位襄亲王怨愤而死。
对顺治帝和弟妃董鄂氏的绯闻，顺治帝的母亲孝庄皇太后亦有所察觉，为阻止儿子对董鄂氏的恋情，她提议立已故定南王孔有德之女孔四贞为东宫皇妃，并下令停止命妇入侍制度，但为时已晚，襄亲王的死，成就了顺治帝与董鄂氏的这段姻缘。待董鄂氏为丈夫服丧期满，顺治帝便召董鄂氏进宫入侍。
顺治帝迎娶弟妃进宫入侍，自然会遭到人们的非议，认为此事有悖伦常。但按照满族原有的治栖之俗，即兄死弟可妻其嫂，弟亡兄可妻弟妇等，古有匈奴单于治栖在先，清初有多尔衮娶嫂(孝庄皇太后下嫁)，娶侄妇(肃亲王豪格之妃)在后，何况清初对此亦无严格规定，顺治帝为一国之君，在弟死之后，召弟妃董鄂氏进宫入侍，似乎不足为怪。
超封厚眷，三千宠爱在一身
董鄂氏进宫入侍，不仅改变了她本人的命运，更使顺治帝发生了脱胎换骨式的变化，从此两人在紫禁城内双宿双飞，爱得轰轰烈烈。顺治帝对董鄂氏的礼遇程度，从册封典礼的规模上可见一斑。
顺治十三年(1656年)八月，董鄂氏年方18岁，即因“性资敏慧，轨度端和，克佐壶仪”，而被顺治帝册立为贤妃。本来当时要册立孔四贞为皇妃，但因该女早已许配孙延龄，只好作罢。董鄂氏册立为贤妃，也只是顺治帝身边几位普通妃子之一，地位并不十分显贵。但令人惊奇的是，仅过一个月，董鄂氏又被顺治帝谕升为皇贵妃，一下子跃居众妃之上，并于当年十二月举行了册封典礼。谕示中称赞董鄂氏“敏慧夙成，谦恭有度。椒涂敷秀，弘昭四德之修；兰殿承芳，允佐二南之化”，几乎把世间最美好的词句都镶嵌在董鄂氏身上。董鄂氏虽为官宦之女，入宫不到半年，便由贤妃而晋封皇贵妃，超封之速，历史罕见。
不仅如此，册立皇贵妃的典礼也十分隆重。册封的当天早晨，先遣官祭告太庙，宣册之，再行册封之礼。时顺治帝御南苑，故陈册封皇贵妃的节册宝于南苑前殿，等顺治帝阅视完毕，遂遣少保太子太保翰林院大学士刘正忠为正使，礼部侍郎沃赫为副使，率人持节授册于董鄂氏所居的承乾宫。次日早晨，先陈设皇贵妃仪仗于宫前，等正、副使到来，董鄂氏身着皇贵妃礼服，在女官及宫女、太监的簇拥下，来到宫门内，听赞礼官赞礼，受册宝。随后，顺治帝以册封礼成，特颁恩诏，布告天下。其诏曰：“帝王临御天下，庆赏刑威虽当并用，然吉祥茂集之时，尤宜推恩肆赦，敬迓天庥。朕遵圣母皇太后谕旨，思佐宫闱之化，爰慎贤淑之求，于本月初六日，册封内大臣鄂硕之女董鄂氏为皇贵妃，赞理得人，群情悦豫。逢兹庆典，恩赦特颁。”按清朝规定，只有册封皇后礼成才能颁发诏书，而董鄂氏入宫不到半年，超擢皇贵妃，并大赦天下，这在清代历史上是空前的，属于逾制行为，足以说明顺治帝对董鄂氏的宠爱程度。
皇贵妃在后宫的地位仅次于皇后，却远远高于其他妃嫔。董鄂氏入宫前，顺治帝先后册封过两位皇后，第一位博尔济吉特氏，是蒙古科尔沁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之女，孝庄皇太后的侄女，顺治帝的表妹。虽然美貌巧慧，但骄奢任性，妒心特强，见到后宫有貌美者，即极为憎恶，恨不能将其置于死地。本期望帝后亲上加亲，谁料形同水火，加上这门亲事系多尔衮生前做主，因此两年后便被顺治帝废为静妃，改居侧室，从此永不相见。第二位皇后也是博尔济吉特氏，是孝庄皇太后的侄孙女，虽然秉性淳朴，容貌端庄，但仍难博得顺治帝的欢心，认为她“乏长才”，即没有什么特长爱好，又差点被顺治帝借故废掉。顺治帝是一位纵情声色，又颇具个性的年轻皇帝，自是心高气傲，尽管后宫不乏美女，但他所喜爱的，不仅要有倾国倾城的美貌，还要擅长琴棋书画，感情丰富细腻的女人。
顺治帝虽后妃成群，却找不到一位真正的红颜知己；虽贵为天子，却有着“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寂寞和孤独。董鄂氏的出现，彻底打破了后宫的沉寂，也彻底改变了顺治帝的生活。董鄂氏不仅是绝代佳人，多才多艺，温柔多情，而且深明大义，见识过人，又谙熟宫中的各种礼节，除与顺治帝邂逅热恋的绯闻瑕疵外，其他方面确实让人无可挑剔。顺治帝庆幸上苍赐给他一位能与自己心心相印的红颜知己，使他找到了人世间的真爱，因此将董鄂氏超封皇贵妃，以示专宠。从此两人朝夕相伴，爱得如醉如痴。可怜年轻的皇后和众妃嫔被冷落达数年之久，这边盼望皇帝临幸，秋水望穿；那边却海誓山盟，爱笃情痴。堪称“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连《清史稿?后妃传》也说“上眷之特厚，宠冠后宫”，显然是有根据的。
顺治帝亲政之后，虽想有一番作为，但由于家世和环境的影响，加上一些奸狡之徒的纵容教唆，曾沾染满族贵族子弟的恶习，行为放荡淫纵，尽管有大臣们的拼命谏阻，却无济于事，依然我行我素，甚至变本加厉。自从遇上了董鄂氏，顺治帝就像换了一个人，再也看不到他在生活上不检点的行为，竟能脱胎换骨，尽改荡习，专宠爱妃，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人们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大概董鄂氏身上有一种无形的魔力，顺治帝已被她彻底征服了！
据说，顺治帝自从当上一国之君，只听过4个人的话，第一位便是生母孝庄皇太后，她对顺治帝登基和稳定清初政局起到了重要作用，顺治帝对皇太后的话不能不听，但也未全听，废掉皇后表妹便是一例。第二位是摄政王多尔衮，权倾朝野，当时顺治帝年幼，势如危卵，多尔衮的话不敢不听，但心中却燃烧着复仇的烈焰。第三位是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其资历足可以当顺治帝的玛法(爷爷)，顺治帝虽然拒绝了汤若望的传教企图，但对于他的政治见解和治国之道却深表赞同。第四位便是董鄂氏，董鄂氏温柔体贴，善解人意，不仅给夫君以爱的慰藉，更规劝夫君学会怎样做一个好皇帝，这使顺治帝感触极深，如果不是皇太后的阻止和董鄂氏的拼死力谏，董鄂氏恐怕早就被夫君册封为皇后而母仪天下了。
在中国历史上，有关帝妃之恋的歌咏佳作颇多，最为著名的则要属白居易的《长恨歌》。尽管唐玄宗与杨玉环发誓“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但是两人的爱情并不纯真，杨玉环的两个姐姐也被唐玄宗爱屋及乌。而且唐玄宗荒淫误国，杨玉环乐极生悲。相比之下，顺治帝与董鄂氏相爱虽然只有短暂的四载时光却是相濡以沫，志同道合。董鄂氏也以其超凡的才貌、气质和人品，足令杨玉环、赵飞燕之辈相形见绌。
翼赞内治，殚竭心力赖周旋
自古以来，后宫事务都是由皇后掌管，只有在皇后空位或皇后病故之时，后宫事务才能由皇贵妃掌管。董鄂氏晋封皇贵妃时，孝惠皇后不仅健在，而且比董鄂氏还年轻，顺治帝却让董鄂氏掌管后宫，硬把年轻的蒙古皇后抛在一边。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在顺治帝看来，皇后虽然为人心地淳朴善良，却没有什么特长和才干，董鄂氏德才兼备，聪明过人，管理后宫事务绰绰有余。董鄂氏不仅有倾国倾城的美貌，还是感情细腻、善解人意，而且多才多艺的奇女子，这正是顺治帝所需要和追求的，顺治帝性格孤傲，有时竟喜怒无常，每当此时，董鄂氏总是能用爱去抚慰夫君那颗受过创伤的心灵，这是那位蒙古皇后和众妃嫔难以做到的，因为没有人比董鄂氏更了解夫君的秉性。
董鄂氏出身于满族官宦之家，入宫后顺治帝对她的宠信已经到了极点，她完全可以把夫君对她的专宠作为实现个人目的的阶梯，因为皇贵妃距皇后只有一步之遥，凭着夫君对她的宠信程度，凭着她自己的美貌、人品和聪慧，她完全可以封后，而且在顺治帝的心目中，她早就是真正的皇后了，只因皇后还年轻健在，才让她以皇贵妃身份代掌后宫。董鄂氏毕竟不是那种野心勃勃、私欲膨胀的女人，她所追求的是能与夫君长相厮守，而夫君却把她置于一个十分显赫而又十分尴尬的境地，这对她不能不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董鄂氏所要面对的，既有以孝庄皇太后和皇后为首的强大的蒙古后党，又有人数众多的妃嫔姻党和善于搬弄是非的太监宫女们。蒙古贵族与清朝皇室有着极深的渊源，为了实现满蒙政治联姻和军事同盟，早在努尔哈赤时期，就曾娶过蒙古王公之女为妃。皇太极十分重视与蒙古贵族联姻，他正式册封的五宫后妃全是蒙古公主，其中科尔沁博尔济吉特家族就占有一后两妃，即中宫(皇后)哲哲、关雎宫宸妃和永福宫庄妃(即后来的孝庄皇太后)，而且是姑侄三人同事一君，可见其关系非同寻常。到了顺治帝，母亲孝庄皇太后先后为他娶了科尔沁家族两后一妃。
顺治皇帝与他的父亲皇太极不同，对满蒙联姻十分反感，千方百计要跳出这种政治婚姻的羁绊，因此，他借故把母亲和多尔衮为他娶的科尔沁家族那位高傲的小公主废为静妃，打入冷宫，对新娶的孝惠皇后也有意疏远冷淡。尽管如此，以皇太后为首的蒙古后党在后宫的地位依然十分强大，这一点董鄂氏心中十分清楚，她知道自己该怎样做。对于皇太后，她极尽儿媳的孝道，“侍皇太后，奉养至甚，伺颜色如子女，左右趋走，无异女侍”，即使顺治帝离宫时她也是如此，绝不是做做样子，皇太后也逐渐转变了对她的看法，使婆媳间的关系大为缓和，皇太后甚至把她当成自己的女儿一样看待，出入必带着她。
董鄂氏入宫后，皇后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因此大病一场。这本来是董鄂氏专宠的天赐良机，但出乎人们的意料，董鄂氏天天为皇后端茶奉药，亲自到床前扶持，宫中的侍御还可以乘机稍事休息，而董鄂氏却五天五夜未曾合眼，并说：“皇上命我侍奉皇后，皇后若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皇上交待呢？”她或为皇后诵读诗书，或与皇后闲谈解闷。皇后病好后，她仍然早晚侍候，根本不像皇贵妃，倒像是侍婢，连皇后本人也十分感动。
后宫的等级十分森严，皇贵妃的地位虽次于皇后，却远在其他妃嫔之上，但董鄂氏从不炫耀自己，而是主动与众妃嫔搞好关系，没有一点架子，更没有丝毫的妒嫉之意。连顺治帝也说她“性孝敬，知大体，其于上下，能谦抑惠爱，不以贵自矜。”对宫中的眷属，无论大小都一视同仁，年长的称为婆婆，年少的以姐妹相称，从来没有不合礼法的地方。由于她谦逊知礼，乐于助人，懂得怎样体贴人、关心人，所以凡是见到她的，没有不喜欢的。宫中有什么事情，她都出面张罗。顺治十八年(1660年)春，董鄂氏已重病在身，但当她听说永寿宫恪妃有病时，依然去躬视扶持，三天三夜没有休息，还反复劝慰恪妃，不要过多忧虑。恪妃病重，她亲自为其治备衣物，准备后事。恪妃去逝时，她为之痛哭流涕，说：“恪妃十几岁就入宫，为什么不能长久侍候皇上，这么年轻就突然去逝了呢？”
对待宫中的太监和宫女，她也显示出自己的仁爱之心，太监、宫女做了好事，她立即向皇上奏明，请予表彰；有了过失则极力为之掩盖，从来不在皇上面前打小报告。有的太监犯了过错，恰好被皇上撞见，正欲大声责问时，她及时赶到，为其求情说好话，以其以往的功绩来劝慰皇上不要发怒，这件事使太监、宫女们对她十分感激。由于皇上对她十分宠爱，自然要给她许多赏赐，她都毫不吝啬地分发给大家，哪怕是些许美味佳肴，她也要和大家一起分享，这才觉得心安。
不仅如此，她还有着悲天悯人的菩萨心肠，将3个宗室孤女养育宫中，其中有承泽郡王两个幼女，安王一个幼女，和她们朝夕相处，百般呵护，对她们的慈爱之情，如同亲生母亲一样，她带头扶弱救孤，受到宫中上下交口称赞。
清初，由于连年征战，军费开支过重，财政紧张，宫中也不宽裕。董鄂氏代掌后宫，深感责任重大，她决心从自身做起，在后宫带头倡导节俭。在个人生活上，她从不奢华，平时穿着的衣饰绝无华彩，连头上戴的耳上缀的也不用金玉之器，而是用骨角做的普通饰品，以致于她当皇贵妃多年，却没有一点储蓄，这与那位服饰莫不以珠玉绮绣缀饰，用膳时有一件器物非金者便大发雷霆的废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中国历史上，后妃一旦得到皇帝的宠幸，整个家族就会鸡犬升天，汉代的吕氏集团、霍氏集团、唐代的杨氏集团等莫不如此，几乎成了历代王朝的通病。董鄂氏的父亲鄂硕，曾随皇太极南征北战，官至护军统领，世职二等男。女儿晋封皇贵妃后，鄂硕官至内大臣，世职三等伯，也只是加官晋爵而已，并未享受其他什么特权。但董鄂氏并不这样认为，她生怕父兄倚仗皇亲国戚的身份恃宠而骄，惹祸上身，认为“父性夙愚，不达大道，有女获侍至尊，荣宠已极，恐心无所惧，所行或不韪，以是每用忧念”，“妾兄心矜傲，在外所行，多不以礼”，“恐举国谓陛下以一微贱女，至多不肖者肆行罔忌，故夙夜忧惧，寝食未敢安。”自己受宠，父兄沾光，却使她寝食难安，父兄去逝，她反觉心安，她就是这样一位深明大义的女子。
她是一位普通的弱女子，又是一位非凡的奇女子。后宫向来为是非之地，她却从不搬弄是非；后宫向来等级森严，她却平等待人，和蔼可亲；后宫向来奢华，她却带头倡导节俭。她没有赵飞燕的蛇蝎心肠，也没有杨玉环的娇揉造作，她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巧妙地周旋于后宫上下，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办事公道，把后宫治理得井井有条，许多矛盾被她化解于无形之中，这就是她的成功之处。对此，顺治皇帝大为满意，称赞她“持躬谨恪，翼赞内治，殚竭心力，无微不饰，于诸务孜孜焉，罔弗周详。”其中对爱妃虽不免有溢美之词，但也不为过。
绝代双骄，明君名妃同比翼
顺治帝虽然名为福临，却非皇太极遗诏继位，如果不是诸王争位和黄白四旗的剑拔弩张，帝位无论如何也轮不到他的头上。他虽然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实权却控制在叔叔多尔衮的手中。多尔衮为人阴险狡诈，锋芒毕露，掌握着大清国的军政大权，使这位小皇帝如芒在背。长兄豪格冤死，亲嫂被其霸占，又有母后下嫁于他。于是，多尔衮由辅政王、叔父摄政王、皇叔父摄政王到皇父摄政王，一时气焰熏天。顺治帝不得不在惊骇、屈辱和愤恨中度日。
所幸苍天有眼，多尔衮39岁时突然暴亡，才使13岁的顺治帝摆脱了羁绊。他亲政伊始，便亲领正黄、镶黄、正白上三旗，并追罪多尔衮，削其封号，诛其党羽。当了七年的儿皇帝，这时才体会到什么叫至高无上！于是，这位少年天子开始整顿朝纲，励精图治。
顺治帝虽以明君自期，但开国之初，百废待兴，要做的事情很多，急需治国方面的人才。对此，董鄂氏虽不能直接干政，却全身心为夫君当好贤内助，并适时提出一些很好的建议，对顺治帝治国方略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顺治帝对董鄂氏一往情深，引为知己，董鄂氏对夫君更是尊崇挚爱，体贴入微，亲自照顾顺治帝的起居和饮食，并利用夫君对自己的宠信，劝谏夫君勤于政事，励精图治。
清初已有日讲制度，由经史名家讲授，顺治帝听讲。他每次日讲完回宫，董鄂氏都要询问所讲内容，顺治帝便将日讲的章词大义说与董鄂氏听，偶尔有些内容记不起来，董鄂氏便劝谏说：“妾听说圣贤之道，都载于经史典籍之中，陛下应该牢记在心，才有利于治理国家，否则搞这些讲习有什么用处呢？”有时遇到庆典，顺治帝兴致所致，多饮了几杯，董鄂氏则劝夫君不要贪杯。顺治帝喜欢打猎，董鄂氏则谏阻说：“陛下继承祖宗基业，讲武事，安不忘战，本来是好事，但陛下身系国家安危，不能轻于驰骋啊！”顺治帝认为她说得入情入理，听从了她的劝谏，并赞扬董鄂氏“深识远虑，所关者切”。
顺治帝性格复杂，脾气暴躁，有时在朝中与大臣们闹得不欢而散。一次，顺治帝下朝回宫，特让忙碌中的爱妃与他共同进餐，董鄂氏借机劝谏说：“陛下厚爱，我感到非常荣幸，然而您为什么不多与大臣们共餐，谈笑说乐，让他们也铭记皇上的恩惠呢？”自此之后，顺治帝经常与大臣共餐。一次，顺治帝曾下谕免视朝，董鄂氏谏阻说：“群臣只有在视朝时才能获得面见陛下的机会，这不能因陛下个人喜好而定啊！”顺治帝此后便频频视朝。顺治帝每天要批阅数百道奏章，常常忙到深夜，董鄂氏都要在他身旁侍奉。有些奏章只要按惯例走一下程序，皇帝大致翻阅一下就表示同意其奏。见夫君草率处理这些奏章，董鄂氏便轻声问道：“这些难道不重要吗？陛下为什么要轻易处置呢？”顺治帝漫不经心回答：“没有用，都是老一套呀！”董鄂氏却说：“虽然已有法度，但怎么知道情况是有变化的呢？或者有其他缘故需要批阅呢？”并语重心长地说：“祖宗留下的基业任重而道远，陛下虽然身心劳苦，也不能草率行事啊！”在董鄂氏的劝谏下，顺治帝对每道奏章都细心批阅。
这一时期也是顺治帝最为勤政的时期，朝中大臣们看到年轻的皇帝能励精图治，而且与大臣们共餐的次数多了，态度也大为缓和，前后判若两人，殊不知这里有董鄂氏的一份功劳。董鄂氏虽然得到顺治帝的宠幸，却从不干预朝政。有时夜深人静，顺治帝提出让董鄂氏与他同阅奏章，董鄂氏起身致谢说：“我听说宫中女子不得过问宫外之事，又怎能干预国政呢？请陛下明察。”董鄂氏不是专权擅政之人，在她的心目中总有一把无形的尺度，言行举止恰到好处。清朝初年，由于吏治不整，新旧矛盾突出，处理起来缺少规范，曾令顺治帝大伤脑筋。董鄂氏得知原委后，劝道：“这种事情确实不是我所敢干预的，但我愚见，以为诸大臣虽都有过失，但都是为了国事，并非为一己之私，陛下应当息怒详察，以服其心。不然，大臣们不服，又怎能服天下之心呢？”她的这些建议和思想，成为顺治帝整饬吏治的重要指导方针。
董鄂氏劝谏顺治帝以仁义治天下，更使顺治帝感佩不已。一次，顺治帝审阅一批报斩罪犯的卷宗，提笔良久不忍勾决。董鄂氏见状，起身问道：“不知是什么事，竟使陛下如此心神不安，忧虑重重？”顺治帝沉吟道：“这是秋天正法犯人的卷宗，这里面的十几个人，只要我说可斩，就将被正法啊！”董鄂氏听罢，潸然泪下，劝谏说：“这些该杀头的人，都是愚昧无知，又不是陛下亲自审理。我知道陛下的心意，即使是亲自审理，也难免有失误之处，况且刑部审案，又怎能全无冤枉呢？陛下应该慎重处理，尽量减轻对他们的处罚，存其性命，以示好生之德，仁人之心啊！”并一再劝谏夫君：“人命关天，死而不可复生，陛下要多加留意，仔细考虑，不然，百姓还能依靠谁呢？”对此，顺治帝深为赞同，以后审案时亦极为审慎。在处置死刑犯人的指导思想上，董鄂氏还提出“与其失入，毋宁失出”，即与其错判而被错杀，还不如将罪犯减刑或释放，因为错杀无法纠正，而错释却可复判。这种法制与量刑思想，在清初吏治不整、草菅人命的情况下显得尤为重要，对于缓和清初社会矛盾，巩固清王朝统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数年之间，杀头的被免死，关押的被减罪，吏治也大为改变，这不能不说与董鄂氏的劝谏有很大的关系。就是顺治帝也承认，由于自己的多次重审而少杀许多的无辜者，亦多出于董鄂氏的规劝之力。顺治帝每追忆及此，似有无限感慨：“朕日御万机，籍后(董鄂氏死后追封皇后)内助，故得安意综理，今复何恃耶？宁有协意如后者耶？”天下虽大，帝位虽尊，后宫佳丽虽多，然而称得上红颜知己者，唯董鄂氏一人而已！
顺治帝在佛学和书法上均有造诣，他没有听从汤若望的苦心劝导加入基督教，却对佛学参悟甚深，并给自己取法号“行痴”、“痴道人”。董鄂氏本不信佛，由于受夫君的影响，也潜心研究禅学，而且对四书五经也很精通。她研习书法不长时间，便因天资敏慧，“遂精书法”，这话出自顺治帝之口，说明董鄂氏已不仅仅是一名普通书法爱好者。
3.刘墉与文字狱
哈恩忠
在我们印象中，电视剧中的刘墉，清正廉明，刚直不阿，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在翻阅现存清代档案史料时发现，刘墉参与制造了一起文字狱案。
这个文字狱案，就是在清史上著名的“一柱楼诗”案。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八月，时任江苏学政的刘墉接到该省如皋县民童志夔呈缴的《一柱楼小题诗》和《徐述夔传》。经过查阅，刘墉认为诗中“语多激愤”，“或者因愤生逆，亦未可定，其所著述如有悖逆，即当严办；如无逆迹，亦当核销”，再查徐述夔是乾隆三年（1738年）举子，此时已故，当即向乾隆皇帝奏报，同时移文该省督抚查办。究竟诗中如何“语多激愤”而从生逆言，刘墉显然不十分清楚，只好把最后裁定权交给乾隆皇帝。
其实，早在刘墉接到呈控之前，已有人举报徐述夔诗文。乾隆四十三年四月六日，徐述夔之孙徐食田因与同县监生蔡嘉树争吵生嫌，恐蔡嘉树借机报复，首告徐述夔诗文违禁，遂向东台县报书自首，只是由于当地官员，包括督、抚、道、府、县各级没有认真究办，耽搁下来。
乾隆皇帝接到刘墉奏报后，龙颜大怒，谕令严办，并严斥当地官员办事不力，“查明该管之县、府、司、道各官，一并参处”。眼看大祸临头的当地官员，为保住乌纱帽，纷纷追查徐述夔诗文一案；抄没徐氏家产，将其家属及刊印徐诗有关人员押解赴京，徐述夔所写诗文俱查缴赴京。十一月，经过刑部会审，对徐述夔诗做出结论，认为“一柱楼诗”中“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一句，借朝字双音，用朝夕之“朝”代明朝之“朝”，暗指明朝；不用“到清都”，而用“去清都”，“显寓欲复兴明朝之意”，实在是十恶不赦，应按大逆律治罪：徐述夔及其子刊写逆诗，俱已死，故剖棺戮尸，其孙徐食田等人藏匿逆书，被判了斩监候，秋后处决，其余徐氏家人等，俱各治罪，或流放，或为奴，人人自危的当地各级官员十三人亦被严办，或革职，或流放，或处决。至此，上上下下牵连数十人的这起著名的文字狱审结。
文字狱作为清朝统治集团桎梏人民思想，强压民族矛盾的特殊手段，在乾隆时期达到高潮，刘墉作为统治集团成员，涉及参与文字狱，有其历史必然性，但正如史书中所载，刘墉官居高位，政绩平平，在这起文字狱案中，只不过时机巧合，刘墉以奏报人身份出现，摆脱了受牵连的干系，如若不然，刘墉很可能亦受到查处。
4.中国古代最大科场舞弊案揭秘
李国荣
自从隋唐开科取士以来，因为科场舞弊案被杀的官员士子不计其数，但其中官职最高的要数清朝一品大员柏葰了。柏葰是咸丰年间的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位当宰相，官至人臣极鼎，他于咸丰八年(1858年)充任顺天(今北京)乡试主考官，因科场舞弊被斩。这起中国古代最大的科场案，起因是什么，惩处人数有多少，特别是柏葰该不该杀，历来说法不一。这里根据清宫档案，对这一震惊晚清朝野而又一波三折的科场大案略作寻绎考察。
戏子应考起风波
清代，各省考取举人的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考期在八月，九月发榜。咸丰八年九月，顺天乡试按期放榜，内有镶白旗满洲附学生平龄中式第7名。平龄素娴曲调，曾在戏院登台演戏，所以“京师议论哗然，谓优伶亦得中高魁矣。”因为在明清时代，戏子是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的。恰巧，这年十月初七日，御史孟传金上疏，弹劾“中式举人平龄朱墨不符，物议沸腾。”咸丰览奏立即下谕，钦派载垣等4位亲王、大臣会同查办此案。
所谓朱墨卷，是明清两代科举考试的两套卷子，是为防止考官认识考生笔迹徇私作弊而采取的一种特殊措施。墨卷是考生本人在场内用墨笔写的答卷，朱卷是由誉录人用朱笔将应试人的原卷誉抄后送交考官批阅的卷子。至于平龄之卷朱墨不符，经吏部会同都察院详细磨勘校阅，发现平龄的墨卷内草稿不全，并有7处谬误文字。当同考官邹石麟批阅试卷时，发现平龄的朱卷内有错字，怀疑是誉录人员抄错了，便为他更改了。充任同考官的翰林院编修邹石麟擅自改写考生试卷，即被朝廷革职，丢了乌纱帽。
与此同时，办案大臣还发现，在已被录取为举人的考生试卷中，竟有50本有问题，不是诗文悖谬，就是字句潦草。咸丰得报大为震怒，立即把主考官柏葰革职，两位副考官户部尚书朱凤标和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程庭桂暂行解任。
条子与银子
就在审理戏子平龄一案过程中，又查出了一起关节条子案。关节条子，是考官和考生串通作弊，在入场前约定在试卷某几处用某几个特定的字眼，一般是“夫”“也”“哉”一类虚词，多约定用在卷内某段的开头或结尾，考官入场后，“凭条索录，百不失一”。此次顺天乡试，有广东肇庆人刑部主事罗鸿绎应试，科考前他几次去拜望同乡兵部主事李鹤龄，李鹤龄便给他拟了几个字眼，并答应留心照应他的文章。罗鸿绎入场后就把所拟的关节用入文内。
李鹤龄在开考前把写有罗鸿绎关节的条子送给充任同考官的老同学翰林院编修浦安，求他关照一下罗鸿绎的卷子，浦安入场批卷时，见有一本卷子与条子字眼完全相符，就向正副主考官推荐。但柏葰感到这份卷子的文笔很一般，不想录取。这时，浦安找到在考场内应差的柏葰的家仆靳祥，求他向柏葰说情，结果柏葰听从请托，调换了其他已取中的卷子，终于使本已落选的罗鸿绎以第238名举人登榜。
发榜后，李鹤龄向罗鸿绎索要了500两酬谢银。同时，浦安赴柏葰园寓往谒，罗鸿绎也到房师浦安和主考柏葰家拜望，分别送上十几两银子。场后士子考官彼此往来拜谒馈送，这在清朝已是科考必经的“程序”了。
咸丰含泪斩柏葰
咸丰九年（1859年）二月十三日，咸丰御临勤政殿，亲自审决柏葰一案。上自亲王、军机大臣，下至内务府大臣、各部尚书，共17名大员被面召领旨。这些亲王大臣惴惴而入，心神不定，以至于有几位相互碰头撞倒。
咸丰皇帝一开始就说：“据载垣等奏会审，朕详加披览，反复审定，有不能不为在廷诸臣明白宣示者。”接着他就宣布对柏葰不得已用刑之故，指出柏葰身为一品大员，竟辜恩藐法，况且他是科甲出身，岂不知大清科场定例？此次柏葰以家人求情，辄即撤换试卷，“就所供情节，详加审核，情虽可原，法难宽宥，言念及此，不禁垂泣。柏葰著照王、大臣所拟，即行处斩。”柏葰于是被押赴菜市口，开刀问斩。同时，浦安、李鹤龄、罗鸿绎3人，按着同考官与应试举子交通嘱托关节问实斩决的律例，也同日弃市。副考官朱凤标因失察违例革职。考生平龄和柏葰家人靳祥早已病死在狱中，就不再追究其罪了。其他有关士子官员也各有斥革。这样，以柏葰为主的转恳嘱托更换中卷诸舞弊案情即告审结。
另外，在审讯浦安转恳柏葰取中罗鸿绎一案时，浦安经受不住苦刑，又供出“在场时曾闻程主考有烧毁条子之事。”随即革审副主考程庭桂。于是又查出，在考试过程中，程庭桂的儿子程炳采，在场外接收了刑部、工部等大员子弟送来的7份关节条子，让家仆运送铺盖时带入场内，转给程庭桂照应。正在场内主持考试的程庭桂怕惹出麻烦，把条子偷偷烧掉了。对于这一舞弊案情，咸丰于九年七月谕令，程炳采处斩，其父程庭桂加恩免死，发往军台效力赎罪。
据清宫档案统计，这起顺天乡试科场案，前后共有91人受到各种处罚，其中处斩5人，充军3人，先是加恩免死遣戍新疆后准捐赎罪者7人，革职解任7人，降级调用16人，罚俸一年者38人，另有13名考生或罚停会试或革去举人，还毙瘐于狱中2人。惩处人数如此之多，不仅在清代，就是在整个中国古代科场案中也是鲜见少闻的。
慈禧“翻案”余波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咸丰死在热河，同年九月，慈禧发动北京政变，咸丰临死时指定的8个“顾命大臣”载垣、肃顺等，或被斩杀或被革职。慈禧刚刚垂帘听政，就颁谕说，从前载垣等办理科场一案，借逞私愤，不合情法。紧接着，便有言官迎合慈禧，请求为柏葰“加恩昭雪”。终于，在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慈禧下诏翻案，指责载垣等“以牵连朦混之词致柏葰身罹重辟”，并召见柏葰的儿子钟濂，赐给四品官衔。
笔者根据档案资料分析认为，柏葰该杀，不应翻案。首先，清朝法律明确规定，“考官士子交通作弊，……”“俱立决”。而且，嘉庆三年(1798年)湖南乡试，有考官士子割换试卷冒中榜首，“三人俱绞立决”。柏葰听受嘱托换卷，罪情与此完全一样，处斩是符合大清“章法”的。其次，咸丰在审处柏葰一案中，“详加披览，反复审定”，处斩柏葰也是由他最后拍板的，皇上对此案的态度是决定性的，并非载垣诸人欺骗朦混而致柏葰于死地。第三，所谓为柏葰“昭雪”，是慈禧为尽扫政敌“逆焰”的政治需要，正说明在封建社会科场风云是与官场厮杀相呼应的。 清朝第一位状元傅以渐 王凤刚
清代从顺治三年(1646年)丙戌科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科止，258年间共开科112次，取状元114名(顺治九年与顺治十二年的两科，满、汉分榜各取2名)。其中仅山东就有21人，而清朝开国后的第一位状元则是山东聊城的傅以渐。
傅以渐，字于磐，号星岩，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10月13日)出生于山东东昌府聊城傅家庄(今聊城市东昌府区)。傅以渐幼年家境清贫，但他天资聪慧，“三岁能诵书，五岁熟读经史不遗一字，十岁工属文，博极群书”。
清顺治二年(1645年)，顺治采纳了大学士范文程的建议，仿照明制开科取士。35岁的傅以渐以老童生的身份打起精神再度投身科场。摄政王多尔衮第一次代行皇帝之职在重华殿出的题目是“王道之始也”，要求在大清如何整顿吏治、民风返朴、满汉同心、网罗人才四方面应答。傅以渐无所隐讳，对答如流。顺治大喜，御笔亲点他为第一甲第一名，时年37岁的傅以渐成为清代开国后的首科状元。
傅以渐品正才厚，处事精细，谨慎认真，深得皇帝信赖，“凡机务大政均与其磋商”。顺治八年(1651年)，傅以渐任国史院侍讲期间，发现明末盛行江南的文字狱非常严重，即奏请皇上，力挽狂澜，平息了这场灾难，解救了大批文人。
傅以渐一生为官，兢兢业业，鞠躬尽瘁，任劳任怨，以勤政著称于世，是一位竭诚尽忠的贤臣良相。傅以渐中状元时顺治才8岁，作为顺治钦赐“状元桂冠”的他，实际上成了顺治的授业老师。清初，南部边陲仍在打仗，因国库财源枯竭，地方富绅只要出钱就能买到官位，从而造成了吏治腐败；还有的官吏为升迁只讨好上司，不考虑百姓利益的行为，常常引起纠纷甚至民变。对此，傅以渐建议，每三年考核官吏一次，后成为律条，保护了民众的利益，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据清《东华录》记载，顺治十四年(1657年)，中国历史上先后发生了多次科场舞弊案，多名考官被处死，负责处理这些案件的部分刑部官员也因渎职、失职、行政不作为而受到处分。顺治十五年(1658年)，傅以渐受命主持会试大考。期间，备受压力的傅以渐惟恐辜负了举子们的心血，殚精竭虑，日夜不息操劳考务。过度的紧张劳累，使他病至吐血。傅以渐上疏乞归。皇帝降旨说：“知卿偶恙，著力疾料理闱事。”傅以渐带病主考完会试，选拔贡生400余名。皇帝也为之感动，说傅以渐“恪勤职业，股肱竭力”。
傅以渐官高位显，荣禄极致，却清廉节俭，简朴无华。《聊城县志》称傅以渐“位居相位，食不重味，衣皆再汗，与寒素无异。”又说：“每闻百姓疾苦，若切于身；闾里有义举，必赞成之。汲奖后进，唯恐不及。”别的官员骑马坐轿上朝，他却以驴代步，一仆牵缰，来往于宫廷和家庭之间。顺治偶见，感动不已。不几日，御笔为他绘制了一幅《状元骑驴图》，并将宋代苏轼《题云龙山放鹤亭》诗末句中的“马”字改为“驴”字后题上：“云龙山下试春衣，放鹤亭前送夕晖。一色杏花红十里，状元归去驴如飞。”赠与傅以渐。
傅以渐一生中处事公正，宽以待人，严于律己。康熙年间，傅以渐家人在聊城东关家庙拓修建设时，因宅基地与邻居产生纠纷打了官司。因此事涉及到朝中重臣，问案的地方官不敢贸然处理。傅家人便给时任国史院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的傅以渐写信，一则说明原委，二则让他出面说话尽快打赢官司。不久，傅家人就收到回信，信中只有四句话：“千里来书为堵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读后，深知其意，作为官宦人家，不能以势压人，而应以仁义为重。官司不能再打了，便将宅墙退让三尺，并主动找邻居道歉。邻居看到相府人家如此仁义，十分感动，也主动退让三尺。于是便形成了傅氏祠堂(现聊城市东昌府区东关大街111号傅斯年陈列馆)东邻一条六尺宽的胡同。后来，康熙皇帝南巡路过聊城，知道此事后挥笔题写了“仁义胡同”四个字。傅以渐公正处事，严格要求家人，化干戈为玉帛的故事，被后人传为美谈。
傅以渐一生学识广博，精通经史，兼工诗文，著述甚丰，可谓“道德文章实为一时之冠”的知名学者和治学严谨的史学家。傅以渐曾纂修《明史》《清太宗文皇帝实录》，主编《清太祖、太宗两朝圣训》《通鉴全书》等。据清国史院大学士杜立德为他撰写的《墓志铭》中说：“傅以渐天文、律、历、兵、农、漕、马诸大政多有编撰，至于经史诸子，素所优者。又刻《太史名篇》及《中规篇》行世”。 康熙四年(1665年)四月十九日，傅以渐病逝于故乡聊城，享年57岁，葬于城南傅家祖茔。
来源：中国档案资讯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