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20世纪80年代村里出的第一批大学生，毕业后被分配到湖南省常德市一家国有企业工作，是厂里的技术骨干。1995年年初，我调回湖南临澧县档案局馆工作，而今已过21个春秋。第一次在黑漆漆的档案柜里看到发黄的林伯渠日记、林修梅遗著、丁玲手稿等档案时，我感到深深的震撼，一股神圣感和使命感油然而生。档案馆这个平时看起来很普通甚至有点落寞的地方，内涵是这样丰富，它记录着历史、传承着文明、洗礼着灵魂。通过档案，我看到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生生不息的地方文化、辉煌壮阔的人生篇章，我由衷感到在这儿工作很值得。

　　2016年年初，我的父亲过世了，他临终前非常吃力地说：“枉费心机送你们读书，太苦了！”我并不明白父亲为何要说“枉费心机”这么重的话，直到从长辈那里知道父亲的心结时，才明白过来。父亲年轻时是村里响当当的人物，但因为说错了一句话，被人告发，关押了一年。他性格要强，特别希望子女能在仕途上有出息，为他挽回面子。但他从没透露过自己的心思，怕增加子女负担。我大学毕业后从大城市跑回小县城，在档案部门一干20多年，用过去“光宗耀祖”的观念看，肯定是没有实现父亲心愿的。但父亲对我的选择非常支持，他说：“闺女，你既然回了临澧工作，就不要为家乡丢脸，家里的事不用你操心，你的单位才是你的一亩三分地！”

　　我从1996年到业务指导股工作，为提高业务，白天看老同志做，晚上对着标准学，积极参加培训，很快业务就上了手，从2000年起担任业务指导股股长。当时，一些单位对档案工作不大重视，开展业务指导难度比较大。记得有一次到一个工程项目单位进行业务指导，档案人员不重视，我就找项目经理沟通，还没说几句话，项目经理就大声嚷嚷着说：“我们是搞工程的，档案关我们什么事？你走！走！走！”为了工作，我厚着脸皮，勤快去跑，反复去磨，档案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项目经理也被感动了，工作也就顺畅了。之后，我给自己规定，全县近200个建档单位一年至少去2次。乡镇档案人员调动频繁，凡是有调整的，我都会第一时间和新的档案员对接。我还主动把电话留给档案员，和他们既谈工作，又聊心事，帮助解决各种困难，大家把我当作“知心大姐”。我就好比一只蜘蛛，不断地织网，慢慢地把全县档案员织在了一张网上。

　　但在执行档案规范上，我从不因感情亲近放低要求。2015年撤乡并村改革后，一些被撤乡镇的档案需要重新整理，我们单位一位退休职工接下了这项整理业务，整理完成后这些档案被接收进馆。但我在库房中无意发现，这批档案盒上的全宗名称是用纸打印后贴上去的，这不符合规定，必须用全宗单位专用章盖上去。尽管这位退休职工是我多年的好朋友，但在我一再坚持下，将近1000卷已整好的档案还是返了工。

　　业务指导股工作人员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整理档案。长期搞档案整理的人知道，档案整理工作不仅脏累，而且消耗体力。2000年时，县委一个单位将20多年的档案长期放在一个潮湿不通风的杂物间，很多档案上都生了霉斑，急需抢救整理，我二话不说就把任务接了下来。当时正值夏天，整理间里没有空调，只有一个老吊扇，还不敢开太大，因为档案上灰尘太多，风稍微大点，就尘螨满天飞。因为没地方洗手，喝水还要上厕所，浪费工作时间，我连水都不敢喝；每天回家时头发和衣服都湿透了，尘螨沾到皮肤上，又痒又黏。有一次用锥子装订档案时，不小心把手指划破了，我没当回事，结果感染了霉菌，整个右手变成了乌黑色，3个指甲盖都坏死了，还得了灰指甲，治疗了10多年，直到去年才完全治好。

　　2015年9月，全县各单位档案年检年审工作启动，其间我明显感到体力不支，步行到指导单位都要休息好几次。利用国庆假期检查身体后，我才知道自己居然患了肾癌，而且已经到中晚期，必须马上动手术。手术持续了6个多小时，我的整个右肾和右侧输尿管被切除。麻药退后我醒了，感觉整个腰部剧烈胀痛，迷迷糊糊中想起了放假前约定的工作，开口第一句话就是问：“有人打电话找我吗？”丈夫心疼地说：“君辉，你这个人心里永远只有工作，你就不问问手术怎样，你要先关心关心自己呀！”出院后，医生一再强调要在家静养一段时间，可业务指导的事单位没人替代，我不想因为身体影响到工作，就利用电话进行业务指导。因为身体虚弱，没力气拿电话，我就把电话放在枕头上，侧着耳朵听。有时电话一讲就半个小时，我说话都吃力，就尽量多听少说。2016年4月，我身体稍好后就申请上班了，工作耽搁久了我放心不下。由于身体不便，我在下乡镇、村里去指导时，水不敢多喝，饭不敢随便吃，有时一天下来，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但我心里不觉得累，能充分释放自己的光和热，人活着才有价值。

　　现在，我已快到知天命的年纪，有人说过，人无法延长生命的长度，却可以把握生命的宽度。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能在岗位上多做点事，让生命燃烧得更有意义。

来源：中国档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