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王爷对古琴热爱的也不乏其人。其中有一位王爷，他是乾隆帝第五世孙，不仅官运亨通，历任御前大臣、礼部尚书、工部尚书、步军统领等职，还是道光帝倚重的股肱之臣，道光帝去世前诏其为顾命大臣，而且他擅弹古琴，编有琴谱，至今仍有他使用、收藏过的名琴传世。他就是定敏亲王——爱新觉罗·载铨。
“行有恒堂”藏名琴
“霜鸿”琴琴头
“霜鸿”琴琴尾
清代 “霜鸿”琴正面、侧面、背面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董建国 摄
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三月初八日，正在第六次南巡途中的乾隆帝收到第一位玄孙载锡（1784-1821）出生的消息，73岁的老皇帝大喜，挥笔写下“五福五代堂”五个大字，命人制成匾额后悬挂于宁寿宫东北部的景福宫内。
“五福”出自《尚书·洪范》：“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这是中国古人对人生幸福追求的目标。清代皇帝自然对“五福”也十分看重，康熙帝曾御题“五福堂”匾赐给其四子胤禛（雍正帝），后来，雍正帝则敬摹其父赐给的三字，制成匾额，高悬于雍和宫与圆明园内。
乾隆四十一年（1776），景福宫重修后，乾隆帝命人制成《五福颂》书屏放于此。8年后，乾隆帝喜得首位玄孙，增书“五福五代堂”匾，撰《五福五代堂记》：“兹蒙天贶，予得元孙，五代同堂，为今古希有之吉瑞。古之获此瑞者，或名其堂，以饷其事。则予之所名堂，正宜用此五福之名。”同时，乾隆帝命人镌刻多方“五福五代堂宝”玺以纪其事，并镌制“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可见，“古稀有七，曾元绕膝”，对于乾隆帝而言是多么的重要。而且载锡是长房长子长孙长曾孙长玄孙，在极其重视长子的时代，长玄孙有着特殊的意义。
乾隆帝长子定安亲王永璜（载锡曾祖）育有两子：长子绵德，是载锡的爷爷；次子绵恩，是载铨（1794-1854）的爷爷。乾隆四十一年（1776）春，定郡王绵德因被告发与被革职的礼部郎中秦雄褒馈赠书画而被削爵，爵位自此由弟弟绵恩承袭。
嘉庆八年（1803）闰二月二十日，嘉庆帝从圆明园起銮返回紫禁城，在进入紫禁城北门神武门后，一名大汉持刀冲出，欲刺杀皇帝。御前大臣定亲王绵恩上前阻拦，袍袖被刺破，因护驾有功，绵恩被赏赐御用补褂，其子奕绍（载铨之父）也晋封贝子，道光二年（1822），奕绍袭亲王。
载铨也是乾隆帝见过的五世孙，他虽然比载锡小10岁，但是比载锡更为官运亨通。道光十四年（1834）正月，40岁的载铨出任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十一月，为礼部尚书；道光十五年（1835）封辅国公；道光十六年（1836）袭爵，同年授御前大臣、工部尚书、步军统领。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道光帝召宗人府宗令载铨，御前大臣载垣、端华、僧格林沁，军机大臣穆彰阿、赛尚阿、何汝林、陈孚恩、季芝昌，总管内务府大臣文庆公启鐍匣，宣示御书“皇四子立为皇太子”，载铨自此成为顾命大臣，仕途到达巅峰。
咸丰帝即位后，载铨日渐骄纵。咸丰二年（1852）六月，给事中袁甲三上书弹劾：“载铨营私舞弊，自谓‘操进退用人之权’。刑部尚书恒春、侍郎书元潜赴私邸，听其指使。步军统领衙门但准收呈，例不审办。而载铨不识大体，任意颠倒，遇有盗案咨部，乃以武断济其规避。又广收门生，外间传闻有定门四配、十哲、七十二贤之称。”袁甲三向以“好弹击，颇著直声”闻名，皇帝问其有何证据？袁甲三奏称：“闻载铨绘有《息肩图》一卷，题承甚多，凡属门生，均系师生称谓。应请旨饬令载铨将所藏《息肩图》呈出，则某人为门生，历历可数，无从含混矣。”载铨只得将图交出，皇帝看后说：“诸王与在廷臣工不得往来，历圣垂诫周详。恒春、书元因审办案件，趋府私谒，载铨并未拒绝。至拜认师生，例有明禁，而《息肩图》题咏中，载龄、许诵恒均以门生自居，不知远嫌。”因此，“罚王俸二年，所领职并罢”。载铨自此被罢官夺权，但没过多久，咸丰二年（1852）九月，咸丰帝仍授载铨为步军统领，并于次年为其加亲王衔，并让其充办理巡防事宜，不过好景不长，咸丰四年（1854）九月，载铨病入膏肓，咸丰帝下诏以绵德曾孙溥煦为后，是月薨逝。
载铨出生显贵，一生在宦海浮沉，留下了大量器物。至今，在故宫博物院还收藏有一大批与定王府有关的器物，包括瓷器、玉器、铜器、匏器、文房等，书画藏品中也有不少加盖“行有恒堂”印章的文物。除故宫博物院外，中国国家博物馆、南京博物院等也收藏有不少刻有“行有恒堂”款的文物。除“行有恒堂”外，这些器物中有时还会刻有“行有恒堂主人珍用”“定府行有恒堂珍赏”“行有恒堂珍藏”“定邸清赏”等印。据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郑宏考证：“从目前新发现的带年款器物可知，行有恒堂款器物最早于嘉庆六年（1801），晚不过咸丰四年（1854），大部分属载铨时期所造，也是定王府最为鼎盛时期。”
但是在这些传世器物当中，与载铨相关的古琴文物传世较少，定府“行有恒堂”原藏古琴百余张，1900年“庚子之乱”后散落，目前，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霜鸿”琴背面刻有“定府行有恒堂珍赏”印，可知其为载铨所用之琴。
此琴为仲尼式，长122.5厘米、肩宽22厘米、尾宽15厘米。通体髹黑漆，琴背发蛇腹断纹，岳山、焦尾均为硬木，琴面镶蚌徽13枚，7条丝制琴弦色微黄，木轸、木制雁足，琴背龙池、凤沼均为长方形。龙池上方刻“霜鸿”琴名，琴名下有“定府行有恒堂珍赏”印。此琴道光年间由定亲王载铨珍藏，后为北京夏莲居（1884-1965）居士珍藏。
清代 王肇基绘《王梦楼抚琴图》 故宫博物院藏
浙江省博物馆所藏传世名琴“彩凤鸣岐”的琴铭中，也有一段与定府藏琴相关的记载。
“彩凤鸣岐”琴背龙池下方右侧刻有杨宗稷小楷6行：“庚申二月，与朗贝勒公祭长沙张文达公于岳云别业。贝勒见此云，定慎郡王旧藏百余琴，庚子散失，此为第一。因赠长歌有‘曾存定府先人言，我持此琴三叹息’之句。定府琴有名于时，识之以告来者。”落款“宗稷再题”，尾钤椭圆形篆书“时百”印。
“彩凤鸣岐”琴铭文（局部） 浙江省博物馆藏
据此琴铭可知，庚申（1920）二月，57岁的杨宗稷与朗贝勒在岳云别业一起公祭“张文达公”。张文达是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的重要创始人之一张百熙。张百熙（1847-1907）湖南长沙人，同治十三年（1874）进士，曾任日讲起居注官、国子监祭酒、都察院左都御史、顺天府尹和工部、礼部、刑部、吏部、户部尚书等职，谥号“文达”，因此，又称“张文达公”。张百熙去世后，各学堂办事员、教习、学生、故旧亲戚、各省督抚捐款在北京城南购地建园纪念，名为“岳云别业”。“每岁逢文达生没日，设公祭于中，凡与文达有旧者，皆得往祭，十余年如一日。将军与文达有文字知遇之感亦与祭焉。”
关于朗贝勒，杨宗稷在《琴学丛书》中介绍说：“朗贝勒，本名毓朗，号月华。辛丑后封镇国将军，称为毓将军。时长沙张文达公奉命以吏部尚书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兼管宗室觉罗八旗学堂，奏派将军为八旗学堂总教习。”毓朗（1864-1922）是定慎郡王溥煦次子，载铨死后，咸丰帝将绵德曾孙溥煦过继给他，继承王爵，因此毓朗是定敏亲王载铨之孙。杨宗稷写道：“定慎郡王旧藏百余琴，庚子散失，此为第一。”毓朗为这张琴写了诗，诗中有“曾存定府先人言，我持此琴三叹息”的句子。杨宗稷认为定府之琴有名于时，将这件事记载下来以告诉将来的人。
《琴学丛书》详录了朗贝勒为记录此次相遇所作之长歌（诗）与序言，序言中说：“庚申二月十七日，公祭张文达公于岳云别业，入门有弹琴者，杨君宗稷也。鼓《平沙落雁》数段，声疏落，异时曲。初余家有古琴，制独钜，朱漆斑驳，声沉着，不似他琴作三弦音者，背镌刻彩凤鸣岐四字，琴身中镌大唐开元二年雷威制。庚子之乱，此琴并抄本《临鹤斋琴谱》皆为人掠去。至是与杨君言及，杨君惊曰曩从一小女子手中购得一琴，即雷威也。亟使持来相示，徽轸如故，而色少退矣。杨君嘱书其事为成七古一章以纪实。”
长诗中有言：“我持此琴三叹息，人失依旧为人得。曾存定府先人言（余家旧藏书画珍玩多有钤先祖曾存定府行有恒堂章者，概达观也），始信成亏两无惑。”“曾存”两字也就是说此时琴上已经没有了“定府行有恒堂章”的印章，可能是被人刮去了。
除以上两琴外，《春雷琴室图卷·春雷琴记》中有这样一句话：“轸足明镂金景泰蓝，张莲舫见之云，行有恒堂藏琴，多有用之。”这句话说的是“春雷”琴为景泰蓝琴足，晚清古琴修复家张莲舫认为“行有恒堂”藏琴多使用景泰蓝琴足，不知依据何来。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郑珉中认为这样的说法是不合实际的。
“行有恒堂”存曲谱
《清史稿》中有关载铨的记载很少，而且主要在讲《息肩图》案，只字未提载铨与古琴的关系。那么，载铨与古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行有恒堂录存曲谱》与《行有恒堂初集》，可以给我们一些答案。
《行有恒堂录存曲谱》序言为“道光庚子长至日行有恒堂主人识并书”，“道光庚子”是道光二十年（1840），“长至日”是冬至那天，正处于事业巅峰期的46岁的“行有恒堂”主人载铨完成了这部曲谱的编纂，并写下了序言，在署名下钤上了“定府珍赏”印。
载铨在序言中写道：“指下宫商寄闲情于绿绮，胸中丘壑寻逸响于冰弦。”弹琴可以抒发心中的情绪，这可能是他喜爱弹琴的重要原因：“操缦宣情理，性幽，莫过于丝桐。”
学习弹琴，闭门造车肯定是不能成功的，需要名师的指点，载铨说道，“爰访知音，乃延雅客。有诸暨陈荻舟者，指法殊时，琴音臻妙”，“胸藏太古之声，手扶大雅之响”。于是，他跟随陈先生学习，弹得越好越觉得“金徽玉轸，实获我心”。因此，他才将曲谱记录下来，“筠管银毫，写成小谱。聊备遗忘，敢云好古”。这部曲谱共录有8首琴曲：《良宵引》（前钤“定府清赏”“行有恒堂主人”印）《秋江夜泊》《梧叶舞秋风》《平沙落雁》《昭君怨》《汉宫秋》《潇湘水云》《渔歌》。
在《潇湘水云》和《渔歌》两首曲谱旁，载铨还记有其弹奏这两首乐曲时的感受。在演奏《潇湘水云》时，载铨说：“此曲中段颇有万顷波涛惊起一群鸿雁，使人俗虑顿消耳。”在演奏《渔歌》时，载铨认为：“此曲音韵古浊，真有逍遥世外之想，余对谱鼓之，月半始得其宗旨也。”
这部琴谱本来也已散落民间，光绪二十六年（1900）长至（冬至）日，此谱完成整整一甲子（60年）后，古琴大家叶诗梦先生于街市中买到了这本“巾箱册页朱格写本”的琴谱。这部曲谱所收8首曲谱，均为道光年间古琴家陈荻舟所传，陈荻舟著有《临鹤斋琴谱》，对比两谱中相同的《良宵引》一曲，可知“行有恒堂”抄本更为精致。而且《梧叶舞秋风》《昭君怨》两曲《临鹤斋琴谱》均未收录。由此可见，载铨的古琴演奏水平是很高的。
除著有琴谱外，载铨还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九月刊印有诗集——《行有恒堂初集》，在紫禁城的怡情书史、长春宫、昭仁殿中均存有《行有恒堂初集》，可见其在当时的影响力。
诗集中录有《古琴歌》：“峄阳古桐不易得，不遇子期空叹息。我今徒做瑶琴歌，况兼双手生荆棘。绝调翻成郑卫讥，广陵散失逸声稀。独怜空谷幽兰秀，漫想平沙落雁飞。”诗中提到《广陵散》《幽兰》《平沙落雁》等多首曲目，可见作者对古琴名曲的熟练程度。
诗集中还有写作者弹琴的诗歌，如《清夜琴兴》：“纱窗春暖夜调琴，清冷应知大雅音。”《清明日晓起鼓琴》：“泠泠响奏宫商协，袅袅音余兴趣赊。”也有写听朋友弹琴的诗歌，如《和韩厚卿听裴蘅石抚琴韵》：“长夏闲窗日似年，听君促轸韵泠然。知音应叹今时罕，挥手翻惊古调鲜。”还有写藏琴的诗歌，如《题唐雷文琴》：“微风入长松，明月照江浦。万虑寂静时，泠然希太古。”除写古琴的诗歌外，书中还有《吹箫词》，可见作者熟悉多种乐器。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1年8月27日 总第3723期 第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