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天津的游客，大多会到天津“五大道”和“意风街”转一转。

　　在天津市中心区的南部，东、西向并列着以中国西南名城成都、重庆、常德、大理、睦南及马场为名的五条街道，它位于原先的英租界内，天津人把它称作“五大道”“意风街”，就是那些风格各异的欧陆风情小洋楼，这里汇聚着英、法、意、德、西班牙等国各式风貌建筑230多幢，名人名宅50余座，被称为“万国建筑博览会”。

　　当年天津各租界之间的文化、制度、建筑风格甚至法律都不尽相同，往来穿梭于不同的租界的人，需要九国所批准的特殊证件。那么，那里的人们怎样

　　生活？租界在市政各项事业上与其他地方有着怎样的不同之处呢？

俄租界街景

　　天津租界是1860年至1945年期间，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意大利、俄国、日本、奥匈帝国和比利时通过与清朝当局签订条约，在天津设立的。1860年，英国首先在天津设立租界，而天津租界在建设伊始多挑选在原天津市区（老城厢）周边及沿海河一带建设发展，大致在今日的和平、河西、河北、河东几个区。

　　据文史学者何德骞研究，以英法租界为典型代表，租界中的行政管理机构为工部局。工部局最早出现在上海，之后在中国的各个租界地纷纷效仿，天津最早的英租界工部局成立于1862年。何德骞说：“工部局中的最高权力机关事会，董事会的性质兼议决与执行两种功能，董事会由各国驻津领事主持，董事会的董事长由领事任命，而领事在董事会中还有一项职责，为监督董事会的日常工作。”

　　租界皆“司法独立”，董事会中除领事任命的董事之外，另一部分董事为租界居民通过各租界自行制定的选举法规公选产生。据何德骞介绍，董事会以租界本国人为董事主体，他国人为辅助。这些董事中有华人的身影，以英租界为例，英租界董事会由5人以上9人以下董事组成，其中至少5人是英籍人，1人是美籍人，其余董事可以由华人担任。董事会规定董事任期1年，任期满后全体改选，遇有违反租界规章制度以及不尽职之董事，可以提议开会公决将其撤换。

　　“董事会主持事务范围很广，涉及租界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租界章程之议决、官吏之任免、公产之买卖、民地之监督、公有设备及公用事务之经营以及警察、财政、捐税，但凡关系租界生活之项目，莫不在董事会权限之内。”何德骞说。

英租界内白河（海河）

　　在这些英租界工部局的董事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华人担任的“华董”，其中，意租界的华人董事被称为“咨议”。何德骞说，“华董”的任职条件非常之高，首先每年必须捐给租界240两白银；其次，所有的房屋估定租价每年最低必须达到3000两白银。对此，何德骞评价：“这里所说的白银的价值要大于银元，那个年代，1两白银约相当于1.5块银元，1926年，鲁迅先生在北京买下一套四合院，房价约1000块银元，以此作为参照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担任华董，此人房产价值之巨大。”

　　毫无疑问，在这样的规定之下产生的“华董”非有钱人莫属，其中以大商人、大买办居多，不过即便担任“华董”，在董事会开会时也没有表决权，只有建议权。这让“华董”成为一个名誉职位，并无实际权力，从中也让人看出工部局及其董事会带有浓重的租界地殖民色彩。

　　当时天津租界的管理机构建制不尽相同，其中以日租界最为特殊。日租界设“租界局”，相当于英法租界的“工部局”。“租界局”中没有董事会，由一个名为“行政委员会”的组织作为议事会，行政委员由日本驻天津领事拣选，多为日本人充任，他国人士即便为行政委员，亦无实权。另外，与其他国家租界中警察机构由董事会管理不同，日租界内的日本警察直接受日本驻天津总领事管控。另外，在天津众多租界中，比利时租界之组织建制最不完善，它没有形式上的董事会，很多事务由比利时驻天津领事直接管理。

　　各租界的工部局中董事会下设财务、卫生、教育、市政工程、电气、自来水、公益事业等专项管理部门。以英租界为例，董事会下设理事长、市政工程师、电气工程师、巡捕监督、卫生官、学校监督等职能部门，负责租界内赋税、基础设施建设、供水、供电、警察、卫生教育等工作。

　　何德骞说，这些职能部门业务繁多，因此需要众多吏员，租界内外国人有限，很多部门的吏员都由华人担任，“在我们的想象中，尤其是曾经的英租界，街道上会出现这样的情景——到处是印度籍巡捕，而事实上，有资料显示，在天津租界中，英租界中警察人数最多，然而巡捕（即普通警察）中印度籍者只有21人，中国国籍者有270人。不过对于警察机构来说，日租界是个例外，日租界中的警察中没有华人。”

英租界戈登堂夜景

　　在租界中拥有很多公共设施，如菜市、公园、体育场、自来水、供电系统等都有详细的规章制度，租界地章程中禁止嫖娼和赌博，不过这样的章程对于特权阶层并没有起到约束作用。

　　在寓居天津的北洋政坛人物中，潘复好赌是出了名的，20世纪20年代，潘复下野居住天津的时候，广泛结交，经常在居所举行各类聚会。据说，潘复打麻将拥有出神入化的“绝技”，他结交各路军阀显贵，玩得风生水起，其寓所成了在天津朝野官僚的“俱乐部”。

　　在中国划有租界的城市中，以天津的租界为最多，但是天津也成为中国最早收回租界的城市之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政府就将天津德、奥租界收回，20世纪20年代，新成立的苏联政府将天津俄租界正式归还。曾经的德、奥、俄租界均有工部局和董事会，收回后的3国租界改由天津市政局管理，而后德、奥、俄租界被称为天津特别行政区第一区（特一区）、天津特别行政区第二区（特二区）和天津特别行政区第三区（特三区），其内设市政筹备委员会，派出主任1人、副主任2人分管。

　　194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政府正式收回天津英、法2个租界，标志着天津租界历史的结束。自那时以后，中国政府着手管理规划租界，将一些中国人的理念带入租界。

　　何德骞的叔父曾当过民国河北省府官员，与当时河北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孙奂仑之长子孙鹏九交好。20世纪40年代中期，担任过北京农事实验场厂长的孙鹏九来到天津法租界负责城市建设工作，“听我叔父早年回忆，当时孙鹏九主持改造修缮过一次中心公园，对于公园园门的设计费了不少心思。中心公园周围有6条马路，过去外国人的习惯为园门依路而建，然而如此一来，中心公园的园门过多，影响其整体美观，这个问题让孙鹏九很伤脑筋，他把困惑讲给我叔父听，我叔父说：‘既然是咱中国人设计，不如就按中国传统习惯，设青龙、白虎、朱雀、玄武4个门为好’。”何德骞说，最终，孙鹏九采纳了4个园门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