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蒋曾经“蜜月” “剿共”渐生嫌隙

　　其实，西安事变中的两个主角张学良和蒋介石，也曾经有过一段令人欣羡的政治“蜜月”。1928年12月29日，力主“息内争，御外侮”的张学良通电“东北易帜”，宣布从即日起“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此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算是成就了蒋介石在形式上“统一”中国“大业”的夙愿。蒋介石投桃报李，在“东北易帜”后的第三天，即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继续掌管东北大局，而南京国民政府不派一兵一卒，不委一官一吏。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张学良拒绝了反蒋派的阎锡山、冯玉祥等人的拉拢，于6月21出任蒋介石委任的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一职，并在9月18日派兵入关，助蒋击败反蒋联军，进而巩固了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领袖地位。为了表示谢意，蒋介石又让张学良主持华北军政大局，并特邀张学良和于凤至夫妇飞赴南京，同时亲率军政大员前往机场迎接，随后举行了隆重的欢迎酒宴。不仅如此，蒋介石还与张学良结拜为盟兄弟，夫人宋美龄也和于凤至结拜为金兰姐妹，于凤至同时又被蒋介石岳母倪桂珍认做干女儿。一时间，张、蒋关系形同“蜜月”。

西安事变时的张学良

　　然而，蒋介石和张学良之间的这种政治“蜜月”随着国内外局势的演变而渐生变化，直至在“剿共”问题上酿成无可挽回的嫌隙。张学良先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执行不抵抗政策，率领数十万东北军撤回关内，致使东北全境很快沦入敌手，从此背上了“不抵抗将军”之名，后又在1933年热河抗战中失利，被迫引咎辞职，出洋考察。1934年初，回国不久的张学良即被蒋介石任命为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副司令，开始参与“剿共”。1935年3月，张学良又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主任；于10月开始兼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并代行总司令蒋介石的职权。但让张学良惊醒的是在同年9月，蒋介石调他和东北军入陕甘“剿共”，在榆林桥、直罗镇等战斗中，东北军损失惨重，不得不与红军停战对峙。然而，蒋介石对东北军的损失却不予补充，甚至取消被歼部队番号，这种做法让张学良看清了蒋介石借刀杀人的真实用心。而张学良在与中共领导人的接触中，深化了对“御外侮、报父仇”的认识，并多次劝谏蒋介石，“内战的结果，无论谁胜谁败，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自我消耗，无异在客观上帮助了民族的敌人”，但均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以至于原来亲密无间的盟兄弟因“剿共”问题而渐行渐远。1936年10月至12月，蒋介石两赴西安，强令张学良和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陕绥靖公署主任、第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继续“剿共”。张、杨反复“涕泣进谏”蒋介石停止“剿共”，但均遭“重斥”。12月9日，西安1万余名学生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当晚，张学良再次劝谏蒋介石遭拒后，决定实行兵谏，逼蒋联共抗日。半个世纪以后，张学良在谈到西安事变时说：“内战，我不干了，说什么我都不干……你(指蒋介石)跟日本打，我打！你跟共产党打，我不干，我不打了。”

1936年12月3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张学良

的判决书（抄件）。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兵谏逼蒋抗日 送蒋自请处分

　　1936年12月12日凌晨5时，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兵谏，东北军一部在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第17路军同时控制了西安城，软禁了几十名从南京来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当天，张、杨联名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主张，并说明事变动机完全是出于抗日救国，对蒋本人是“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事变发生后，当事各方都紧急进行了诸多应对和处置。从西安事变发生到和平解决的10余天中，张学良多次面见蒋介石，向其表明西安事变的初衷，请求其“联合全国力量，坚决抗日”，并在多个场合声明，“委员长（蒋介石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今日诚然是中国的领袖，即今后还是需要他做我们的领袖……只要委员长能改变态度，采纳意见，我将亲自送他回南京”，另外还安抚主张“杀蒋”的部下，“不许在外面胡说，尤其不许任意胡闹”。与此同时，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宋子文和宋美龄兄妹以及支持中国抗战的国家和友人的积极斡旋下，蒋介石最终做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等六项承诺。当事各方终于就停止内战、团结抗日达成一致，西安事变遂告和平解决。

　　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为表示发动兵谏完全是出于抗日救国之心，决定践行诺言，亲自护送蒋介石飞回南京。一到南京，张学良即遭软禁。几十年后，张学良在做口述史时，依然坚持当初“送蒋”的选择，“我上南京，把蒋先生送到南京，那我到南京，军法会审，可以把我枪毙，我也知道，可能把我枪毙。枪毙就枪毙，我是军人，我负责任……我这人是从来这样子，我干什么我负责任，我决不退却……”在张学良看来，送蒋之举虽是鸟入囚笼、羊落虎口，但“只要与国家有利，就是牺牲我张学良，甚至牺牲东北军也在所不惜”。26日，在宋子文授意下，张学良致函蒋介石自请处分：“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犯纪律不敬事件之大罪。兹靦颜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领受钧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纪纲，警将来，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27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由国民党元老李烈钧出任军法会审张学良的审判长。是晚，蒋介石看望了张学良。据《蒋介石日记》记载，“晚见汉卿（张学良字汉卿），彼极强余以实行改组政府而毫无悔祸之心，余乃以善言慰之，并实告以军法会审后请求特赦并予以待罪图功之意，彼乃昂昂然而去。”29日，蒋介石假意呈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对张学良依法宽大处理，“查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代理总司令职务，而在其管辖区内发生如此巨变，国法军纪自难逭免。现该员已来都门，束身请罪，以中正（即蒋介石）为其直属上官，到京后即亲笔具书，自认违纪不敬之咎，愿领受应得之罪罚，中正伏以该员统军无状，尚知自认罪愆，足征我中央法纪之严明，故该员有尊重国法悔悟自投之表示，理合将该员来书录呈钧会（府）鉴核，应如何斟酌情事，依法办理，并特予宽大，以励自新之处，伏候钧裁。”同日，国民政府颁令，“张学良亲向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具呈请予制裁，来京待罪，政府念其尚知咎戾……仍交军事委员会依法办理”。然而，所谓的“依法办理”和“特予宽大”，只不过是玩弄文字游戏而已，就如何处置张学良的决定权，仍然掌握在蒋介石的手中。

　　坦受军法会审 快意甘愿“身殉”

　　张学良在得知蒋介石要对他进行军法会审后，自信“平生从不负人，耿耿此心，可质天日”，遂坦然受审。据《李烈钧自传》记载，1936年12月31日上午，张学良受审时“颜色扬扬如平常，答词直率无忌”。李烈钧问：“尔胁迫统帅，有人指使乎？抑尔自策划耶？”张学良对曰：“吾自欲出此耳。我所作事，我自当之。我非任何人所能指使者。今我有一言，欲问审判长可得乎？”李烈钧示意可以。“当民国二年（1913），审判长在江西，曾起义讨伐袁世凯，有是事乎？”“然。”“为讨其施行专制乎？”“然。”“我在西安之举，亦对中央之独断，欲有所谏正之耳。”听到这里，同情张学良的李烈钧不由得暗自赞叹，真乃张作霖之子。嗣后，李烈钧将会审结果呈报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并公布了军法会审判决，主文是：“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上官为暴行胁迫，减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当天下午，蒋介石又假意呈请国民政府予以特赦，免予执行。4天后的1937年1月4日，国民政府令准特赦，但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

晚年张学良

　　1937年1月6日夜，软禁中的张学良料定蒋介石的“严加管束”可能是遥遥无期，也可能会某一天突然“消失”，遂写下5件处理后事的手札留言。其中，张学良给东北军和东北父老留言道：“致东北同袍同乡等，多年患难，困苦流离，良率诸君为维护统一而入关，不期今日，实难见江东父老，愿以身殉，他不愿多言。惟期为国努力，早日还乡。到那日，望诸君勿忘埋骨之言。”给当国诸公留言道：“余诚意救国，到现在反成为误国。余平生以信义自许，不期有今日。余最痛心者，为日本小鬼所快意。余不愿见亡国之事，愿自了，而使他事好了，并盼当国诸公，良心上加以醒觉。介公（即蒋介石）方面，余已再三陈之矣，想介公聪慧过人，乞再察良言，良为三叩首矣。”给家人留言道：“兄（父）（张学良自称）生性直鲁，救国有心，为事乏计。西北祸起，非余所初计。余支（只）身来京，期了此事，以救国家，勿为日本帝国主义所快，不期有如今日。余不愿留此一身，而使事变更生枝节。‘余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余当负其责也。吾张氏子孙为国为家，同日本不共戴天之仇，愿世世勿忘。诸弟、妹、子、侄、女、侄女同此。”另有两件是他写给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的。这些带有“遗嘱”性质的留言，虽然文字不多，但正如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原副馆长阮家新在《破解西安事变之谜的重大发现》一文中所说的那样：“豁然流露出他舍身为国的初衷和敢于担当的精神，饱含着他对日本的仇恨，对国家的血诚，对东北父老的歉疚，对张氏子弟的殷望，字字真切，句句有情，沁人肺腑，掷地有声！”之后，张学良当了50多年的“楚囚”，实现了“愿以身殉”的誓言，直到蒋介石去世15年后才彻底恢复自由，定居美国夏威夷，于2001年去世。

来源：中国档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