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帝关于兵部可从候补官员中选人补缺的改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清承明制 票签的流程与规制
清朝建国伊始，诸多制度尚不完备，承袭了许多明朝的规制，其中就有内阁票签制度。
清制，凡是各部院及诸臣子所上的本章，均交由通政司，由其送达内阁。首先，内阁中书会根据本章内容，按照规章制度与惯例草拟处理意见，这便是草签，其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本章主要内容，如“宁古塔将军乌查拉等一本为汇题入官银两数目事”；二是处理意见，如“知道了”。
草签经由侍读校阅无误，再转交大学士审核。核毕，即将草签交由满、汉票签处缮写正签，正签一般长22厘米、宽10厘米左右，左书满文，右书汉文。正签主要内容包括两部分：处理意见和时间及事由。以右书汉文为例，最右侧书写处理意见，其大体上分为三类：分别是肯定类，如“依议”“余依议”等；指示类，如“该部察议具奏”“另有旨”“户部知道”等；如果事情较为复杂，也有指示较为具体的，回复类，如“知道了”等。在其左侧靠中心位置是时间及事由，因为票签处理流转较快，所以时间一般仅写月、日，而事由则较草签更为简单，往往三四个字便可，如“估报事”“战船事”“钦奉事”“题明事”等等。
最后，内奏事处将正签进呈皇帝裁定。皇帝如果认可意见，便可择其签发，若不合意，或发回再拟，或直接于其上批改。
撰拟票签 中书以此博取晋升
从票签的撰拟流程可以看出，真正负责执笔拟写处理意见的主要是内阁的中书们。这些人大多数是进士出身，成绩虽然没有好到可以直接封官，或者进入翰林院学习，但他们也属于科考中的佼佼者，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对于朝堂之事也有一定了解。因此，他们虽然品级不高，只有从七品，但因其所处的职位特殊，往往发挥着意想不到的作用。
新选的中书刚进内阁时，往往会由有经验的老中书带着，从比较简单的本章拟签开始学起。由于拟写草签的内容多数还算简单，格式规范，用语相对固定，所以他们上手很快，天长日久，更是熟能生巧。当然，有时也需要拟写相对复杂的内容，这就需要中书揣度皇帝的心思了。而侍读和大学士，虽担负着校阅的职责，但除非特别重大的事件，一般倒也对中书们比较放心，所以往往不会太过认真检查草签，只需根据其想法，稍加选择与修改即可。于是，很多时候，如何撰写草签内容，反而成为中书们表明态度和博取晋升的一条捷径。
据清代笔记记载，嘉庆帝登基之初，皇权仍掌握在“退位不退权”的乾隆帝手中。于是，内阁所经手的政务，仍多依照乾隆帝的意愿来处理。但其中一位王姓中书，却坚持在草拟票签时以嘉庆帝的意愿为先。在一次任命礼部官员时，和珅向乾隆帝推荐了一人，乾隆帝默许，然而嘉庆帝却并不满意。当推荐折子递至内阁时，正好是王姓中书负责，他并未按照乾隆帝本意草拟“依议”，而是写为“知道了”。嘉庆帝看到后心中颇为满意，因为该意见在任命与否上态度模糊，正好可以顺水推舟，将此事拖延下去。乾隆帝知道后，十分生气，便将王姓中书逐出了内阁。谁曾想，乾隆帝去世后，嘉庆帝在惩办和珅时，想起此人，便将其重新召回京城，并委以重任。
圣意难测 皇帝才是决策人
内阁的这些中书、侍读、大学士们虽然常年处理政务，经验丰富，但毕竟圣意难测。
乾隆帝素喜诗文，经常随手而作，然而，他在票签批改的行文上却显得非常谨慎简练、思虑周详。有一次，兵部推荐辖下官员升补，因为当时兵部有部分官员一直处于候缺状态，或是屡经推荐也未能获升，他们并未被列入此次推荐名单，自然心中不忿，其中部分二品、三品的参领、总兵等更是经常于私下发牢骚，负面影响较大。乾隆帝得知后，便将此事放在心上。等到兵部将此事奏报上来后，中书草拟票签时，知道兹事体大，未敢直接批示可否，而是采用了询问的方式，以求稳妥。于是，上呈到乾隆帝面前的票签便是：“允升补官员应将候缺及先经推过官员推奏,候缺及先经推过官员并未令其再不必推,乃改推别员,尔部有何定例,著再察明推奏。”而此时的乾隆帝心中早已有了主意，他既不愿将此事拖拉，增加臣子的不满，同时也不想以此怪罪兵部，将事情闹大。于是，乾隆帝直接将原文划去，改为：“这员缺著于具任才能参领、候缺总兵官内选择好的推奏。”其满文批示大意也如是，为：“著从在职能干参领、候缺总兵官内选补具奏。”由此可见，乾隆帝考虑问题相当周全，行文也是十分简练。
当然，皇帝也有较为大意的时候，殊不知“大风起于青萍之末”，些微之事的后续发展远超其所想，从票签批改中亦可见一斑。乾隆年间，一些僧人在江浙一带化缘，恰逢化缘之地有小孩昏厥，不久传言四起，说小孩昏厥是这些僧人施法所致。当地官员循例查办，逐级呈报。礼部则认为这些僧人于募化时或有不当，上本建议稍加惩治。内阁拟定票签时为：“依议。”而乾隆帝看完所上题本后，觉得礼部有些小题大做，便改票签为：“这僧人等既有度牒，俱免罪。”令乾隆帝没有想到的是，这看似小事一桩，之后却在江南一带发展成了一股妖术浪潮，许多僧侣、道士都被指认为妖人，会施展法术摄人魂魄，一时间人心惶惶，此事足足折腾了数月之久才平息，并牵扯到了大量官员、民众，这可是乾隆帝批改时万万没有想到的。
可以说，内阁拟写票签时是依照常例，行文下笔颇有规制，所写内容是建立在对皇帝心思熟知的基础之上的，对于时局、政策等也是下了一番功夫的。虽然这里面或有着撰拟者自身的想法，但说到底，只有皇帝才是最终的决策人，他的意愿才是最终的“票签”。
来源：《中国档案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