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嘉庆三年（1798）八月初七日，长芦盐政董椿为玉册制成请代为进呈事给内务府造办处的移文。

名目繁多的进贡

　　清代，长芦盐政的进贡有着各种名目。首先是例贡，也就是在每年年节、端午、皇帝生日的三次进贡。但以孝著称的乾隆帝在即位后，便将自己母亲的生日也列入了例贡之内，因此，在乾隆年间，长芦盐政每年的例贡变为四次，即年节、端午、皇帝生日、皇太后生日。例贡主要是一些奢侈品，像丝绸、玉器、瓷器、家具等。除了例贡，长芦盐政每年还要进献古玩、雀鸟、花卉、果品、食物等七八次。有些贡品还是固定的，比如每年四月要进呈雀鸟40笼8架、佛手5桶。

　　长芦盐政的进贡，还要考虑到乾隆帝的特殊爱好。乾隆帝爱玉、爱作诗文，他将这两项爱好结合起来，命人将自己的得意之作刻在玉片上并加以装潢，称为“玉册”，置于座旁时常把玩。这些玉册一部分是内务府造办处制作的，还有一部分来自于大臣的进贡。嘉庆三年（1798）八月初七日，长芦盐政董椿向已成为太上皇的乾隆帝进献了御制诗文玉册13份共100片，基本上囊括了乾隆帝涉笔的各种文体。其中，《南巡记》所用玉片长九寸、宽四寸、厚三分。其他玉册要小一些，每片长六寸六分、宽二寸六分、厚二分。这些玉册都以青玉制成，刻字后填金，再配上紫檀木拉道填金云龙匣座，非常精致。

　　乾隆帝热衷于出巡，除了六次南巡，他还经常到离京城不远的地方巡视一下，所到之地的官员照例要呈进贡品，这被称为“迎銮贡”，也叫“路贡”。天津是乾隆帝南巡的必经之地，他还经常到天津巡视河工、武备。他每到天津，甚至南巡途中经过天津临近的地方，长芦盐政都要进呈路贡。综合起来，皇室的吃、穿、用都是需要长芦盐政考虑的，各种项目加起来，进贡的次数就多了。例如乾隆五十九年（1794），长芦盐政徵瑞前后进贡达15次之多。

养廉银外的“潜规则”

　　长芦盐政办贡的资金从哪里来呢？答案是养廉银。在乾隆朝中期，长芦盐政的养廉银是每年1.47万两，其中的1.17万两要用来办例贡，只剩下3000两作为办公费用，最后落到盐政自己手里的就所剩无几了。然而，除了例贡，乾隆朝还有花样繁多的其他贡品，如果都从养廉银里出，盐政恐怕还要倒贴钱。于是，盐政和盐商之间逐渐形成一种“潜规则”：由盐政先从运库中拨出一笔银子借给盐商去办例贡之外的其他贡品，然后再逐渐从他们交纳的各种税费中扣还，这样，盐政就用不着自掏腰包了。

　　乾隆二十六年（1761）三月，出身于内务府的包衣金辉就任长芦盐政。第二年正月十二日，乾隆帝陪同皇太后开始了他的第三次南巡，金辉进献了价值不菲的路贡。四月中旬，皇太后从德州登舟，经由运河返京。端午节前夕，船队到达天津，此时金辉正随乾隆帝在山东。他觉得自己“世受皇恩至深极厚”，虽然人不在天津，也要想办法向皇太后表达自己的忠心。于是，他让自己的妻子觐见了皇太后，并且献上香扇、小菜等。这本来是件好事，体现了金辉和皇室之间的密切关系，但几个月后，知道了事情真相的乾隆帝却着实被气了一下。

　　金辉在跟着乾隆帝南巡后，被调任为苏州织造。接任金辉的达色在盘点运库的时候，发现了两笔由盐商借出未还的银两，共计3.7万两。乾隆帝下令调查，真相很快浮出水面：这3.7万两银子，都是金辉挪给盐商替他备办贡品所用。这本已出乎乾隆帝的预料，而更令乾隆帝惊讶的是，就连金辉让妻子给皇太后进献的那些香扇、小菜竟然也不是自掏腰包，而是令办理路贡的长芦盐商预备的。这样的真相让金辉的忠心在乾隆帝心中大打折扣，于是，乾隆帝立刻降旨对金辉加以申斥，说他连小菜等“些微不堪纤悉之物”都无一不出自商力，实在是“非朕意料所及，深负朕委任之意”。被揭穿的金辉，除了在奏折中表示自己“愧泪交流，实觉无地自容”“糊涂谬误，咎实难逭”，恳求乾隆帝对自己严加治罪之外，也就无话可说了。

公开秘密里有乾坤

　　乾隆朝中期以后，盐商购买贡品，再由盐政以自己的名义进献，几乎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甚至得到了乾隆帝的默许。乾隆三十五年（1770）九月，乾隆帝召见长芦盐政西宁，问起关于长芦盐商代办进贡古玩的事，西宁大方地承认了该项贡品确由盐商代办，并说此事历任相沿，其前任高诚、李质颖都是如此办理。但西宁并不知道的是，这年春天乾隆帝在天津已经就此事问过李质颖，但李质颖当时并没有承认。乾隆帝认为西宁“人尚诚实，是以和盘托出，不敢隐瞒”，而李质颖则不老实，没有据实奏明，于是下令“存记”，给李质颖记了一笔。不过，乾隆帝对此事并不怎么较真，不管是金辉还是李质颖，都没有因此受到实质性的惩罚。金辉被申斥后仍好端端当他的苏州织造，遭到“存记”的李质颖则被调到了更大的盐区两淮担任盐政。

　　乾隆三十六年（1771），乾隆帝下令：“嗣后长芦盐政每年留养廉银3000两日用，其余银1.17万两为办贡之需。”不过规定是规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从乾隆五十一年（1786）开始担任长芦盐政的穆腾额，就在进贡上耍起了花招。他倒是按规定每年把1.17万两养廉银交给盐商去备办贡品，但是他向盐商们宣称自己还要备办其他的贡品，让盐商们缴纳银子。从乾隆五十二年（1787）至五十七年（1792），他以这种方式从盐商那里收敛的白银多达25万余两，而且还将乾隆帝发还给盐商们的贡品也扣在自己手里。数年之间，他就从一个内务府的穷微司员变成身家数十万两白银的富豪。乾隆五十八年（1793），穆腾额刚刚卸任长芦盐政，就被早已心怀不满的盐商检举，最终被从重判了斩监候。他也因此成为乾隆朝唯一一个在进贡上栽了跟头的长芦盐政。怎一个“贪”字了得！

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六月二十五日，长芦盐政西宁的进贡单。

　　文中所示档案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

来源：中国档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