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为海疆重地。雍正帝强调，“台湾是要紧地方”。为打造有效治理台湾的官员队伍，雍正帝推出了一系列重要举措。这里根据清宫档案，看看雍正帝是如何加强对台湾官员的任用与管理的。
严格选用台湾文武官员：务求出色、确保强干
雍正一朝，台湾文武“俱就内地出色之员选补”。雍正帝深感：“台湾地方险要，人众冗杂，又隔两重大洋，紧要之事，地方文武不能待上司之批行斟酌，即须先行办理，万一不妥即累地方，即令更改已在数月半年之后，故得人尤为吃紧。”为此,雍正帝要求“台地各员，俱就内地选择精明强干熟悉风土者调补”。譬如，雍正六年（1728）四月，新任台湾总兵王郡赴台经过省城，福建总督高其倬见其有才，拟作水师提督之用。雍正帝批示：“台湾之任紧要，且动不得。”雍正六年（1728），台湾道出缺，雍正帝经仔细甄选，命内地贤员署福建按察使孙国玺赴台接任。雍正十年（1732），闽省水师提督许良彬病故，总督郝玉麟拟以台湾镇臣苏明良补授。雍正帝批复，“苏明良去得。但台湾甫定，目今此任更为紧要”，命郝玉麟另行物色水师提督人选。就这样，雍正帝不惜以提督之才委用台湾总兵之任，以一省臬司大员调补台湾道员之缺，而且还觉得十分值得，突显了他对台湾的重视。
雍正帝还委派官员赴台实习预用。台湾远隔重洋，官员每有升迁离任，新委派的官员往往不能立即赶到，以致官缺虚悬。巡台御史赫硕色、夏之芳于雍正七年（1729）三月奏道，“似此海疆重地，难容一日无官”，与其出缺临时委署，不如预行派员实习，请由总督、巡抚挑选老成廉干者，预发一二人驻台，无事则熟悉地方人情风土，有事即听道、府委派协办，遇有缺出，可即着署理任用。雍正帝谕令福建总督高其倬照此办理。
对台湾各官勤加训导劝诫：要紧、据实、和衷
雍正三年（1725）八月十五日，台湾水师副将蔡征温在奏折中
写到他当年被任命为台湾游击时，雍正帝曾在养心殿告诫他：
“台湾是要紧地方，你用心替朕出力。”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雍正帝要求在台各官务必认识到海疆台湾的重要性及其职责的重大。雍正元年（1723）六月，雍正帝任命皇宫侍卫蔡征温为台湾游击,蔡征温临行前，雍正帝在养心殿召见，郑重告诫他说：“台湾是要紧地方，你用心替朕出力，不可负朕委用你的意思。”当高其倬调任福建总督时，雍正帝特地嘱咐他，“台湾地方紧要”，“尔到闽省加意料理，务使可以放心方为妥协”。雍正五年（1727）七月，高其倬将到任后料理台湾事务情形奏报，雍正帝再次向他强调，“闽省未要于理台之事者”，命他“再当留心访察博采”。雍正帝提醒，台湾地方紧要，台湾事务重要，这类训导，屡见不鲜。
雍正帝要求在台臣工务须据实无隐，以确保台地实情上达，为朝廷制定相应的治台措施和任免调用有关官员提供准确的依据。雍正四年（1726）七月，巡台御史索琳、汪继景上折说：台地官兵操练精益求精，可保海疆万载升平。看了这一言过其实的奏报，雍正帝警告说：“凡事务实为要，况君臣之分惟以忠诚无隐为主，粉饰、迎合、颂赞、套文陋习，万不可法。”
雍正帝反复告诫台湾各官，“和衷二字第一紧要”，“只务文武和衷，莫论内外”，万万不可互结朋党，排斥异己。雍正三年（1725），有关台湾官员不能协调共事的消息传到朝廷，雍正帝手谕巡台御史禅济布、景考祥：“朕风闻得尔台湾文武不合，诸事异见，恐与地方无益，兵民受累。朕为此甚忧之。有则改，无则免。朕若访闻的确，尔等当不起也。”
对在台文武官员多方笼络：赏赐、召见、重用
雍正帝频繁地赏赐在台官员。据清宫档案记载，几乎每一任巡台御史及台湾大小官员，都不时收到雍正帝钦赐的物品。雍正元年（1723）六月，皇宫侍卫蔡征温在赴任台湾游击时，雍正帝叫他到台传话，台湾总兵蓝廷珍征打台湾，留心地方，“很替朕出过力”，朕心里甚记挂他，……如今路离得远，带不得别的东西，只带朕戴的帽子一顶，赏他翎子，问总兵好。在这里，雍正帝对台湾总兵蓝廷珍的慰勉激励之意溢于言中。雍正三年（1725），台湾总兵林亮招抚生番颇有成效，雍正帝称赞他“甚属可嘉”，接连赏给哈密瓜1个、平安丸100粒、蟒缎1匹、内造缎4匹。
雍正帝还经常召见台湾官员，对于刚刚任命的巡台御史、台湾道员、台湾知府、台湾总兵等台地大员，多是在其赴任前召入宫内，面加劝勉。那些台地中下级将弁，也时常被引见。这些远在海疆边地的台员，将御赐与召见视作殊荣，对雍正帝的“记挂”感恩戴德，更是用心尽责。
雍正帝对在台湾任职的官员，往往给予特别的提升重用。且看：雍正元年（1723），台湾总兵蓝廷珍升任福建水路提督。雍正二年（1724），巡台御史丁士一补授福建按察使，台湾知府高铎升用道员。雍正六年（1728），澎湖副将吕瑞麟升任海坛总兵，台湾道员吴昌祚升山东按察使。雍正九年（1731），台湾道员刘藩长丁忧离台，福建总督刘世明拟以闽省道员之缺委用，雍正帝批复：“刘藩长岂有复用闽省道员之理，两司如有缺出再酌量。”意思是说，刘藩长作为台湾道员不能平调，明确指示可升任布政使或按察使这样的省级官职，刘藩长于是升任福建按察使。雍正十年（1732），台湾总兵王郡升署福建陆路提督。雍正十二年（1734），台湾北路副将马骥升任海坛总兵。雍正十三年（1735），台湾总兵苏明良升署福建陆路提督。雍正帝这样大力提升在台各官，对他们积极赴任、勤奋治台无疑是莫大的鼓励。
对“木偶”官员及时调整：调离庸官、撤换劣员
雍正帝常常把不干事的官员比作“木偶”，不时清理调整。对在台官员尤其不能迁就，不能称职者随时调离其任。雍正三年（1725），当雍正帝得知台湾游击游全兴年事已高后，当即下令将其与金门右营游击蔡勇对调。雍正五年（1727），福建总督高其倬奏报，台湾知县徐琨虽没有什么不好之处，但办事恃才而欠斟酌；彰化知县张镐操守尚好，但办事平庸，不够谙练。雍正帝命吏部“察明”后，立即将这两个县官调离台湾。雍正七年（1729），台湾凤山知县彭之昙对番民仇杀之事不能及时处理，事后还称病推卸责任。雍正帝得报指示，“此等劣员万不可姑容，况在台官弁犹为切要”，马上将不干事的凤山知县彭之昙撤职。
如何确定内地官员派往台湾任职的年限，直接关系到台地吏治民生。任期过短，人地刚熟即需离台；任期过长，又影响在台官员的积极性。为此，雍正帝多次调整台湾臣工的任期。最终，雍正帝确定，台湾官员的正式任期为两年，任满后再与新到任的官员交接协办半年时间，然后调回提拔使用，这样每个台湾官员的任期实际接近三年。
雍正帝如此苦心经营，就是要打造一支干练贤明的官吏队伍，以巩固清中央政府在台湾的有效统治。雍正帝的这些措施，对台湾的稳定与发展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并对清政府此后治理台湾产生了深远影响。
来源：中国档案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