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档案转移图

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新建档案大楼内的墙壁上，镌刻着一幅《民国档案迁移图》。这幅迁移图浓缩了民国政府中央机构颠沛流离的曲折历史。

颇费周折定都南京

1911年的辛亥革命敲响了清朝灭亡的丧钟。因打响辛亥革命的第一枪源自武昌，故武昌为首义之地，后湖北军政府成立，此处便成为革命党人的政治、军事指挥中心和革命政权首府。之所以说它是政权首府，而非一国之都，在于武昌起义后各地革命势力纷纷响应，一时间各地产生了众多“都督”，但均无统揽全局的名望与实力，历史在等待着一位众望所归的人物出现——这就是孙中山先生，当时，他尚在海外。

鄂沪的中心之争，随着孙中山的归来而尘埃落定。1911年12月21日，孙中山从法国马赛随船抵达香港，25日，出现在上海十六铺码头，中国同盟会领导人和多省都督府代表前往迎候。孙中山“为首创革命之人”，组建临时政府非他莫属。江苏军政府都督程德全的倡议得到了各地革命势力的认同，各省代表遂汇聚南京，共商组建临时政府事宜。南京，就这样成为最突出的政治中心。29日，各省代表在南京开会，无记名投票选举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7个省参与投票，一省一票，孙中山获16票，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于是，南京成为中华民国的第一座都城。

然而经过南北血战，袁世凯被推到政治舞台的中心，清政府授其为与南方民军和谈的全权代表。孙中山为了中华民国能早日建立，接受了“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等条件。黄兴等曾多次在反清武装起义中出生入死的人，也希望不流血或少流血就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因此希望与袁世凯妥协，南北议和。此时的北洋军最高统帅袁世凯已不再满足于在奄奄一息的清王朝当个权臣，而开始觊觎临时大总统的位子。袁世凯利用革命党迫使清帝溥仪于1912年2月12日下诏宣布退位。次日，孙中山履行让位诺言，向临时参议院辞职，并送交举荐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的咨文。咨文上附三个条件，其中第一条就是临时政府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定，不能更改。而袁世凯却反对，他发了一道电文给孙中山，借口“北方次序不易维持，军旅如林需加布置，而东北人心未尽一致，稍有动摇，牵涉全国，诸君皆洞察时局，必能谅此苦衷”。南北建都之争由此开始。《民立报》《大公报》《神州日报》等都载文论证建都于北京比南京适宜。此外，袁世凯密令曹锟“兵变”，又拒绝孙中山提出派南方劲旅北上维持治安的建议。这种形势下，孙中山、黄兴等不得不妥协，袁世凯移都得逞，北京临时政府成立。两年后，袁世凯去世，称帝闹剧落下帷幕。随之，军阀混战、张勋复辟、曹锟贿选，无一不是为了争权夺利。

乱世之中，孙中山在广州建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其领导的南方政权经历了艰难的奋斗，在广东的西江、北江和珠江一带站稳了脚跟。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北伐军由广州到达武汉时，蒋介石曾提出武汉是政治、军事中心，国民政府应迁都武汉。迁都又被提上议事日程，然而蒋介石为手中的权力不被削弱又提出移都南昌。1927年2月，武汉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召开扩大会议，根据当时的形势决定：结束党政联席会议，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在武汉正式开始办公；3月1日前在汉口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20日，国民政府委员在武汉宣誓就职。至此，武汉国民政府正式成立。“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前往南京另立中央。1928年6月，北伐军直抵北京，北京临时政府结束。南京颇费周折地再次成为中华民国首都。

战时迁都与胜利还都

随着日军侵华战争的升级，沪战事起，国民政府处在敌人的炮舰射程之内，蒋介石、汪精卫在政府迁移问题上达成共识。1932年1月30日，国民政府发表移驻洛阳办公的宣言，当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等1000余人离开南京前往洛阳。尽管有说国民政府迁都洛阳，但官方称，政府只是移驻洛阳办公，国民政府的政令、公报以及大部分例行公文仍在南京办理，蒋介石也时常坐镇南京。3月1日至5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在洛阳召开，通过了以洛阳为行都，以西安为陪都的提案。《上海停战协定》签订后，南京似乎安全了，这时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开始考虑还都问题。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的硝烟很快波及南京，“八一五”大轰炸首次让南京人民经历了战争的磨难，无辜百姓的生命被践踏。9月19日，66架日机分两批大规模空袭南京，侵略者已将重点打击的目标转移到中国的首都。

日军西进南京只是时间问题。在“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的同一天，四川省主席刘湘向蒋介石转呈了关于希望国民政府迁都四川的建议。蒋介石“甚表嘉许”，表示将迁都四川重庆。四川为迁都积极筹备，修公路，办工业，大力整军。1937年10月，淞沪战场形势急转直下，迁都重庆已迫在眉睫。蒋介石在南京国防最高会议上做题为《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演说时说：为坚持长期抗战，国民政府将迁都重庆，以四川为抗战大后方。10月30日，国民政府举行了国务会议，商定了迁都重庆的具体事宜。次日，国民政府发表宣言并电告前方将士：“国府决定迁都重庆，继续抗战，以争取最后胜利。”林森于11月20日宣布迁都重庆,并率员于11月底抵达重庆。然而工业和文教机构的西迁却是工程浩大，为了保护中国人才精英和文化精华的传承，中国的交通运输业义无反顾地担负起这一重任。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决定还都南京。蒋介石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国防最高委员会联席会议，责成国民政府行政院按照六项原则拟订具体的还都计划。1946年2月15日，蒋介石在重庆官邸安排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宣布“政府准备5月还都南京，重庆将永久成为中国陪都”。经历过西迁之苦的国民政府，又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还都大迁徙。西迁和还都皆是民国历史上的壮举，国民政府交通部在调集车船飞机运输方面所投入的精力和热情着实让人感叹。1946年3月以后，从重庆涌回南京的人流急剧增加，国民政府各职能机构也从重庆迁来。为了解决重庆对外交通拥挤问题，国民政府责成航空公司从4月中旬起大幅度增加航班，每天以20架的飞行密度轮番将军政部门人员送到南京。4月下旬，每天的飞行架次达到50架，以保证高级官员按时到达南京。而更多的人只能乘船而下。4月底，国民政府颁布了众人期盼已久的《还都令》：“政府定于本年5月5日凯旋南京，以慰众望。”劫后余生的南京，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庆贺抗战胜利，也庆贺南京恢复中华民国首都功能。

1946年5月5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国民政府还都庆祝大会的场景。

民国政府中央机构迁都的频繁留下了一张张历史“剪影”，而这一次次的迁都背后，又“迁”出多少民国大事。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提供档案资料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5年11月13日 总第2836期 第二版

来源：《中国档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