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月，演员们进行“除四害”的表演。
1958年， 居民一起上街搞卫生。
1958年，上海市普陀区妇女举着成绩牌，展示“除四害”成果。
群众在树上驱赶麻雀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举国上下开展了以“除四害”(四害系指老鼠、苍蝇、蚊子、麻雀，1960年以后以臭虫取代麻雀。——笔者注)为核心的爱国卫生运动。这场全民性的运动，曾被提升到卫生领域的人民战争的高度。
说起“除四害”的种种场景，亲历运动的老一辈人都有难以忘却的记忆。清晨，大家拿着长竹竿、汽枪或鞭炮爬上房顶，手执旗子、扫帚、毛巾吆喝着，敲打锣鼓和脸盆追赶麻雀。家家户户用开水灌老鼠洞，用六六粉熏蚊子，集体去厕所、菜场等场所捕灭苍蝇……这场运动，留下的不仅是一代人的记忆，也给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卫生制度贴上了鲜明的时代标签，甚至可以说，也是后来接踵而至的群众运动的一场预演。
“除四害”，中南海也不例外
1958年注定是不寻常的一年。这一年,是毛泽东外出视察次数最多的一年, 也是“除四害”运动最火热、力度最大的一年。1月初，毛泽东来到杭州市视察小营巷的卫生工作，向居民询问这里的卫生情况。此前的1957年秋天，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表了《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特别提倡“可不可以就在今年准备一下，动员一下，明年春季就来搞，因为苍蝇就是那个时候出世……中国要变成四无国，一无老鼠，二无麻雀，三无苍蝇，四无蚊子”。犹如隆冬里的一把火，毛泽东讲话和下基层视察卫生的示范举动，将始于1956年的“除四害”运动推向火热的高潮。
在你追我赶的年月里，小营巷的卫生榜样发挥了巨大的示范效应，激发了人们模仿乃至超越的激情。比起那些高不可攀的钢铁产量、粮食增产目标，和小小的老鼠、麻雀、苍蝇、蚊子作斗争，似乎更易于组织实施，也更容易见成效。于是，在“各级党组织的第一书记对于这一运动必须亲自动手，抓规划，抓宣传，抓检查评比，并且要推动各单位的行政负责人同样亲自动手”(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的《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的指示下，各级党政负责人亲自挂帅领导“除四害”运动，他们甚至同群众一起，打扫马路、灭蚊灭蝇。那一年，剿灭“四害”也逐步上升为常态化、全民化的政治运动。
中南海驻地的党政机关每周腾出一定时间，暂停日常的行政工作，高层干部亲自动手清扫卫生。一天，时任西城区区长的杜若接到市委通知，让她带领工作组去辖区内的中南海检查卫生。下午，她带着副区长和几个专管卫生工作的干部，由中南海的有关人员领着进入中南海。一路上看到不少人在登梯爬高地擦办公室的大玻璃。“我们几个人边走边议论，看来这里也是人人动手搞卫生。陪着我们检查的人说：‘这些人都是十一二级的司局级干部。’后来我们来到干部饭厅，进去后没有发现一只苍蝇，连放筷子的瓷筒内底部都干干净净。”中南海高级干部集体擦玻璃的场景，带给她强烈的震撼，也成为驻留心中的时代记忆。
中南海大多是铺有木地板的老房子，地板下、天花板上有暗潮的间隙，很多老鼠长期盘踞。为了打一场攻坚战，大人和孩子被集体组织起来，铲除杂草，填平户外的脏水坑，使孑孓没有孳生的环境。每户人家还要喷洒药剂、撒药毒杀老鼠、苍蝇；各单位划片、分工负责，在统一时间里点燃六六粉剂熏蚊子。考虑到中南海的特殊办公环境，捕杀麻雀时，大家没有使用鞭炮，而是拿起旗竿、敲打脸盆，有关方面还特地派去了摄影师和记者，现场拍摄了纪录片。陈毅的女儿陈珊珊回忆，也许是由于生活在中南海，常常要考虑种种规矩，孩子们几乎没有这样毫无拘束、淋漓酣畅地纵情过，所以大家都异常地亢奋。当时，大家拿着竹竿、带着脸盆赶麻雀，麻雀已经在视野里消逝了，可孩子们还是那样兴致勃勃敲着脸盆。男孩们则还赖在房顶树上不愿下来，也可以在大人面前公开使用平时不许玩的弹弓了，偶尔有飞动的鸟掠过，便马上瞄准射击。
中南海如此，以科学研究为职责的中国科学院也有类似情况。在力学所北边的三星铅笔厂附近，有一块方形的麦地。“除四害”时，钱学森也表现得像一个普通人，他和力学研究所的研究实习员谈庆明一起，每人带一根顶端系有红布条的竹竿，到麦地里轰麻雀，一人负责一块地段，不让麻雀飞下来休息。麻雀心脏很小，老是飞个不停，就会掉下来死掉。谈庆明感慨：“除四害”是一项组织布置的政治任务，研究人员唯恐被“靠边站”，都踊跃打麻雀，常规的科学研究也时常不做了。
你追我赶，目标创新高
为了赶上和引领形势，不少地方连续修改“除四害”的时间表，目标时间不断缩短。各级党组织成立了“除四害”运动指挥部(办公室)，统一制订计划、组织运动的实施。1958年，北京将“除四害”的期限定为两年，上海定为三至五年，河南定为三年，江苏定为四年，有的县市甚至定为一年乃至几个月。
原上海市爱卫会办公室副主任潘先生，亲历了这场运动，他回忆了一个普遍现象：20世纪50年代中期，都习惯用过高的标准向下面布置工作, 而且都要求得很急。一开始，“除四害”运动是为了减少人民疾病、提高粮食产量，后来就升级为必须要完成的政治任务了。
1958年1月6日，上海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提出在三年内，上海要基本上成为一个没有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臭虫和钉螺的“六无”城市，后来加入蟑螂，实际目标改为三年内变成一个“七无”城市。旋即，这一目标再次被修改。3月29日，上海市人委和市政协联席扩大会议作出决定，要求全市人民拿出决心，千方百计，苦战一年基本上消灭“七害”，使上海提早变成“七无”“三洁”(室内外洁、厨房洁、厕所洁)城市。短短两个月，三年“除四害”的目标便改为一年“除七害”。
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有其生长繁殖的自然属性，如何在短短的几年内，彻底根除“四害”，达到减少疾病、提高粮食产量的目标呢?在人多力量大的观念下，“除四害”运动推行了党委一把手亲自抓、发动大规模群众运动、大检查大评比的工作模式。据上海市档案馆馆藏资料显示，上海市党政领导改变了过去层层开会动员布置任务的工作方法，由党政机关负责人直接领导布置。经中共上海市委倡导，1958年4月17日(周四，当时每周四定为无会议日，有时间参加劳动)和20日(周日，休息日)在全市范围举行全民性的“除四害”突击运动。伴随四月不断攀升的气温，上海的“除四害”运动不断掀起阵阵高潮。各区、各局紧急作出部署，各里弄、单位、街道，甚至农村合作社的工作人员全体动员起来，采取了大规模、密集型的行动。在17日和20日这两天的突击日行动中，全市郊县各行各业的人们全部投入其中，上到百岁老寿星，下到几岁的小娃娃也行动起来，参与人数达到500万人之巨。仅17日一天，共歼灭苍蝇110余万只，蚊子30余万只，挖蛆10万条，蛹10多万只。按理说，统计这些微小的苍蝇、蚊子的个数是很有难度的，真不知道为了这组数字，花去多少人的时间和精力。
天罗地网，全民打麻雀
在“四害”中，麻雀被称为“害人鸟”，有科学研究得出结论——全国被麻雀吃掉和损坏的粮食数量不比老鼠少。相比于其他三害的老鼠、苍蝇、蚊子，麻雀也是最容易被发现的，自然，这小小的麻雀也就成了人们重点剿灭的对象。著名漫画家张乐平，创作了一幅漫画《天罗地网》，以写实的笔法，记录了那战旗飘扬、全民动员，敲锣打鼓、放炮打枪的真实场景。
在很多人的记忆中，他们印象最深的不是抓老鼠、拍苍蝇，而是打麻雀。男女老少，一齐上阵，用“轰、打、毒、掏”的综合战术，给麻雀以歼灭性的打击。家住曹家渡、现年70多岁的退休工人张师傅，对当年打麻雀的场景记忆犹新。那时，他只有十八九岁，在机械厂上班不久。清晨5点，工人们必须到厂里，带着红旗、拿着长竹竿、汽枪或鞭炮登上办公楼顶，敲打着锣鼓和脸盆追赶麻雀。天还没发白，整个城市就像炸开了锅一样翻腾起来。为了追赶麻雀，工人们甚至停止了工作，中午轮流吃饭，午饭后也不肯休息，坚守岗位继续战斗。刚开始的时候，一个人收获几十只、上百只麻雀的不在少数，有的自己烧着吃，有的拿到公共大食堂去换回一些饭食。为了展示胜利成果，人们敲锣打鼓，用背篓背上各小组捕获的麻雀，用细麻绳将一根根老鼠尾巴拴上，将一串串麻雀穿起来，套在竹竿上，再送到区(县)上巡回展览。
笔者曾访谈过安徽农村的一些老人，他们也回忆，那个时候，不仅是麻雀，甚至连兔子、狗、鸡等也受到“牵连”，不停地到处乱窜乱叫。还曾发生过大黄狗撞墙而亡、咬死人的事件，更有不少鸡狗失踪、累死在荒郊野外。老人们还说出了打麻雀的隐密甜头：顺便可以捕捉麻雀、猫、老鼠、兔子等动物，偷偷煮着吃。当时，吃麻雀是被允许的，报刊上还有介绍怎样吃麻雀的文章。但是，1958年的农村搞人民公社大食堂了，农户不许私自烧饭，偷煮食物是要扣工分、受惩罚的。为了填饱空瘪的肚腹，享受舌尖上的美味，这偶尔的“逾矩”行为，虽有刺激，但更多的是无奈。
北京是“除四害”运动的先进城市之一，其大规模发动群众的典型做法时常见诸报端。据报载，1958年4月19日清晨4时左右，首都数百万“剿雀大军”拿起锣鼓响器、竹竿彩旗，开始走向指定的岗位。830 多个投药区撒上了毒饵，200 多个射击区埋伏了大批神枪手。5 时整，北京市围剿麻雀总指挥王副市长一声令下，全市8700 多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里，立刻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枪声轰响，彩旗摇动，三天便歼灭麻雀40万多只。以数百万人剿灭40多万只麻雀，若不是报纸留下的真实记载，后人或已视为天方夜谭。即便几十年后的今天来看，这场惨烈的人雀大战，也是孰忍视之的。但在当时，消灭麻雀是被视为“一场对敌斗争，必须打主动战，打歼灭战，大干特干，速战速决”。
穿越当年，情感萦绕不去
“老鼠奸，麻雀坏，苍蝇蚊子像右派。吸人血，招病害，偷人粮食搞破坏。”伴随这句耳熟能详的顺口溜，青少年学生、街道里弄及农村不受组织约束的民众，也被纳入到组织范畴，男女老少各显神通，全力捕灭“四害”。
曹家渡的张师傅向笔者讲述，每到傍晚，里弄干部会挨家挨户发放浸泡过“敌敌畏”或者撒上“六六粉”的纸，然后，邻居们统一时间，紧闭门窗熏蚊蝇。喷药水前，家里都会收藏起所有吃的、用的，人也全部走到弄堂里。随后再用喷雾器喷药。一到晚上，家家户户同时行动,放眼望去,四处烟雾弥漫,场面十分壮观。集体行动后的几天里，大家睡觉都不用点蚊香、挂蚊帐了。“效果呢，还是有的。”他说，“那个时候，也没有环境污染的概念，烟熏后，大家都很兴奋地搜寻苍蝇、蚊子的尸体，上报战果了。”
他的邻居毕师傅也补充说，当时的各级爱卫会的成员们与居民一起，分组分地段地参与，一起除草、一同打扫公用场所。每到礼拜四，只要居委会干部的铁皮喇叭一喊，居民都会自动出来大扫除，用面盆把自家的水端出来，冲水的冲水，扫地的扫地。“除四害”之后呢，几乎听不到鸟叫了，整个城市就像洗过澡一样，干净、清爽。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热情？对于笔者的疑问，他说出部分原因：因为你参加了这样的活动，就等于融入到社会当中去了。你要是积极参加，表现好，还能有奖励；如果表现不积极，你会被大家盯着，家里人也觉得脸上没光，何苦呢?
1958年的小张师傅或许没有料想到，在这场“除四害”的热潮中，他的左胳膊也被“光荣”了。在单位，他不仅要完成工作指标、卫生指标，回到家，帮助里弄干部发放灭蚊蝇的纸，还要打扫自家卫生、灭蚊捕蝇，常常忙到深更半夜还未入睡。而早上4点多钟又要起来，5点钟及时赶到厂里上班。有一次，他和单位同事站在房顶上驱赶麻雀，因为头晕不慎摔到地上，左胳膊咯吱一声—骨折了。可是生产任务、卫生指标还没完成呢，于是，“在医院治疗两天后，我打着石膏、绑着纱布，就回来上班了，‘除四害’的任务我也没落下”。那一年，他还超额完成了工作任务指标，得到单位的表扬。“那时候，你只要能干活，说话也底气足。我评了先进，厂里厢还发了火柴、肥皂等奖品，我也成了厂里厢的大红人了。你说，这么好的事，谁不争先恐后去做呢?”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小张变成了老张，在向笔者回忆“除四害”运动中一波三折的际遇时，他的神情宛若穿越到了当年。
像小张师傅这样受伤的人不在少数。据上海地方志记载，1958年，在上海消灭麻雀活动中，共有72人受伤，5人因误食了毒麻雀的米而中毒死亡。据上海房管部门统计，1960年，因人们爬屋顶捉麻雀或摇旗呐喊，损坏瓦片达100万块以上。
对于很多中小学生来说，打苍蝇，灭蚊子，定期上交“除四害”的战利品，是学生时代经常要完成的作业之一。1958年，高建国还是普陀区某小学二年级的学生，有一天学校领导说要放十天假，不用上课，专门“除四害”。十天之内, 每人要消灭苍蝇、蚊子各一百只, 老鼠十只, 麻雀十只。苍蝇、蚊子要验全尸, 老鼠交尾巴, 麻雀交脚爪，没有完成任务的，不准进课堂。为了完成任务，同学们会不约而同地来到公厕聚首，把打死的苍蝇、蚊子装在小瓶子里，老鼠尾巴和麻雀腿用废报纸包好，到时候上交给老师。可是，在人人动手灭“四害”的年代，要完成任务也是不容易的，他们七八个同学经常哄在一起，跟在大人后面追赶麻雀，围捕老鼠，常常吃不上晚饭。到上交的那天，老师在讲台上点数，同学们挨个将“战利品”上交。当一位女生打开报纸时，全体同学“啊”的一声叫了起来，原来，里面有一大包清一色的绿头苍蝇!他回忆说，“疯闹一阵后，也就不太感兴趣了。我亲眼看见很多麻雀、黄雀、乌鸦等鸟类，被追赶得口吐鲜血，羽毛脱落，浑身发乌，最后坠落下来摔死。那场景怪吓人的。”
可是，环境的改善却没有带来相应的粮食增产。1959年春,一些大城市的树木发生了严重的虫灾,农村也出现遍地虫害、粮食减产的现象。一个事与愿违的现象出现了：“四害”几乎绝迹了，粮食咋没增产呢？1959年底，时任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为首的一批科学家就麻雀问题写了一份报告，提出：“生物学家倾向于提消灭雀害，而不是消灭麻雀。”这个建议也为中央所采纳，麻雀被“平反”，代之以臭虫，1960年以后，“四害”也相应变为老鼠、臭虫、苍蝇、蚊子。当年人人喊打的麻雀，现已列入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名录。
半个多世纪倏忽而逝，那些挥汗如雨“除四害”的大姑娘小伙子们，如今都已是垂垂老者，在这场时代的运动中，他们的内心深处又有怎样的记忆和情感?访谈结束时，曹家渡的老张师傅感慨道：“那时候人们的卫生意识和自觉性很强，(除四害)只要上边一号召，家家户户闻风而动，而且常年搞。工厂里、街道上进行评比，做得好的还奖给红旗。不像现在只管自扫门前雪了。”言语之间，那依稀的怀旧心态，隐含了怎样的时代密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