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石龙的绿水青山，留下了爱国文化人纷沓而来的遗迹；白石龙的清风明月，又伴随着他们的笑语欢声渡过东江，转移到内地去了。谁会想到这满山荆棘的白石龙，偏僻荒凉的羊台山上，曾经住过这么多中外的名流学者呢。 ——王作尧

【人物简介】

王作尧（1913—1990），广东东莞人。1935年参加革命，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期间，任中共东莞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兼武装部长、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大队大队长、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总队副总队长、东江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沈阳军区、武汉军区防空第一副司令员等职。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临危受命 保障西路畅通

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25日，香港沦陷于日军魔掌之中。几百位知名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滞留在港，情况异常危急。中共中央非常关心这批人士的安全。

当时，正在香港开会的我党干部立即就文化界人士“接和送”的工作进行了研究和部署，决心不惜任何代价，想尽一切办法坚决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任务；要趁日军立足未稳、情况不明之机，以最快的速度进行营救。很快，这次会议的精神从香港传到深圳宝安白石龙根据地。

1942年元旦刚过，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总队政委尹林平等人先后来到位于深圳西部羊台山深处的白石龙村，与已在此地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总队梁鸿均总队长、第五大队王作尧大队长等开会研究紧急营救工作。

会议决定利用我部与香港地区原有的两条主要交通线进行营救，那些在国内外有影响的民主人士、国民党左派元老等，从西贡村坐船到上洞，由彭沃大队接送到坪山，然后从淡水坐船前往惠州。其他文化界人士则走宝安这条交通线，即从荃湾到元朗，与难民一起通过沦陷区日军的封锁线到白石龙根据地，再设法分散送往大后方。

会上做了明确细致的分工，其中王作尧主要负责与香港方面的联系和保障西路交通线的畅通、人员护送和警戒，同时设法筹款，解决吃饭问题。

大家决定，把营救工作的领导机构设在白石龙村。1940年8月，王作尧带领36人在宝安龙华地区创建了著名的羊台山根据地，这为后来大营救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节衣缩食 筹措营救款项

从九龙到白石龙村有100多里路，沿途有日军的封锁线，又经过土匪的山头，必须派出足够的护送人员才能确保营救对象的安全；而那时我部进入九龙的武装队伍还很少，不得不借助一些稍有正义感的“绿林好汉”，这就需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同时，在部队经费不足的情况下，怎样才能使几百名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沿途不挨饿？有人病倒怎么办？有人走不动怎么办？每个细节都得周密地考虑。

荃湾到元朗成为当时营救文化界人士最重要的一条交通路线。为了保证这条交通线的畅通，王作尧决定：派出最精干的交通员给被护送人做向导，分批接送；尽量避开公路，要走山区和农田小路，避免遇到日军和熟人；派出便衣武装人员和警戒人员，一个站段一个站段地护送；由我地下党员掌控的当地“洪门会”出面，对沿线的维持会、土匪做统战工作，争取他们为此次营救做掩护。

当时，筹款是最伤脑筋的。抗战期间，行商减少，部队经费的主要来源——税站的收入自然也少了。因此，王作尧发动同志们向附近的商人、地主借粮借款，并把税站收税的地区和范围扩大；同时，让在香港地区活动的部队也承担起筹集物资、借粮借款的任务，帮助解决九龙、新界地区交通线上的食宿供应。即使这样，经费也只能勉强维持。为了节约粮食支持营救工作，部队的生活更艰苦了，游击队员们每天只能吃粥、番薯和野菜，有时一天才吃一顿饭。

冲破险阻 文化人士“回家”

敌后紧急营救工作开始后，时间紧迫，在香港接受任务的武工队员、交通员们立即化装摸进市区。

在香港担负组织抢救工作的同志们，很快和一批著名的文化界人士联系上，帮助他们化装成客商、海员、医生、工人、小贩等，多次转移住地，避开敌人的耳目，摆脱敌人的追踪。

1942年1月9日夜晚，交通员进入市区后，马上带着第一批化装成难民的文化界人士在铜锣湾上了小船。小船停泊在铜锣湾最外头，静候着偷渡的时机。第二天拂晓前，当铜锣湾出口处守卫的日军哨兵换岗时，小船飞快地划出湾口。船上的船工熟悉当地情况，他们让文化界人士藏在舱板下，沉着应对各种突发状况，终于把小船划过敌人的封锁线。天刚蒙蒙亮，小船就到达九龙红磡。

就这样，几天之内，在香港的上百名文化界人士，陆续安全地转移到九龙交通站。

接着，交通站的同志又担负起掩护文化界人士前往白石龙的任务。1月11日清晨，第一队文化界人士离开九龙向青山道出发。这一队有茅盾、邹韬奋等数十人。他们化装成难民的样子，有的身上背一小袋米，有的带些简单的包袱，把眼镜、钢笔这些知识分子用的东西藏起来。

我部在沿途还设有茶水站和休息、吃饭的地方。其中，过一大段荒无人烟的山路时曾有土匪出现，拦路打劫，但被我警戒人员缴了械。

一路上的重点区段，都有游击队员在隐蔽处蹲守，他们是武装护送的“秘密眼睛”。在赤尾过了河，要通过一道日军的封锁线，这是比较危险的一关。像邹韬奋这样的著名人士，不但是国民党顽固派密令“就地逮捕与惩办”的对象，也是日军“黑名单”上的重点人物。这时，就由我“白皮红心”的维持会会长出面掩护，替他们办理证件，证明他们的难民身份。

到了望天湖村，领路的交通员轻快地哼起大家熟悉的《游击队歌》，文化界的朋友们明白这是到“家”了。他们欣喜若狂，忘记了长途跋涉的疲劳，直奔山冈上大声欢呼起来，就连在路上扭伤了脚的邹韬奋也不例外。

羊台山上 三百名家度危难

在茂密的林荫下有一座两层的白色楼房，这里就是位于白石龙村本次营救行动的指挥部。作为此行的重要驿站，它迎接到第一批脱险的文化界人士。当天晚上，村里的乡亲们请大家吃了一顿可口的饭菜，游击队与文化界人士举行了篝火联欢会。

朋友们接踵而至，僻静的白石龙村变得热闹非凡。山坡下、竹林里，大家盖起了一间间草寮。这小小的山村，接待了300多位闻名中外的作家、艺术家、记者以及民主人士。除了上面提到的人以外，还有张友渔、胡绳、沈志远、胡风等许多人。

在营救过程中，游击队员们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都想尽办法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把生死置之度外，履险蹈危在所不惜。一路上，文化界人士为了减轻负荷，往往把行李一件一件地丢掉，游击队员就一件一件拾起来自己背到目的地。他们的举动让许多人为之感动。有一次，交通员小郑在大鹏半岛一个秘密交通站掩护两位作家，等待前来接应的同志。可是，出现了意外情况，日伪军连续3天“扫荡”，他们三人被困在山洞里，无法出去取粮食，小郑便把身上仅有的5个番薯全给了两位作家，自己推说吃过了。待到第四天，他刚刚把两位作家交给来接应的同志就昏了过去。

这场历时3个多月的秘密大营救，曾被茅盾先生称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大批文化界人士及爱国民主人士被营救、护送到抗日的大后方。在从香港到白石龙这一条秘密交通线上，王作尧和战友们冒着生命危险奔走其间，克服重重困难，出色地完成了武装护送任务。

（作者系王作尧之子）

位于深圳羊台山的秘密接待站（该址现已被拆除）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5年12月4日 总第2845期 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