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29日，日军占领天津，此后8年间，他们不断加强对天津的军事统治和经济掠夺，先后进行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疯狂镇压抗日力量，抓捕数十万名劳工，成为其扩大军需生产、修筑工事的最廉价劳动力，致大量劳工死亡、伤残。

汉奸市长 谄媚“新主子”

1937年8月1日，在日军的主持和监视下，天津市治安维持会正式宣告成立。其宗旨是所谓的“维持地方治安，恢复秩序，安定人心”，实则干着卖国投敌的勾当。

随着12月14日伪华北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以及平津地方治安维持会联合会结束，17日，天津市治安维持会改组为伪天津特别市公署。在经历了高凌霨、潘毓桂两任伪市长后，1939年3月24日，深得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欣赏的汉奸温世珍接任伪市长。

温世珍上台后，死心塌地地依附日寇，人事方面尽遣亲日派爪牙，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强制实行粮食统配制度，强迫群众“献铜”“献铁”“献机(飞机)”“献金”，强令青壮年难民为日军当劳工，竭尽全力效忠他的日本主子。所以，他在职达4年之久。温离任时，特到北平北支驻屯军司令部向冈村宁次述职辞行。冈村宁次对温大加赞赏。

天津市治安维持会全体成员合影

有了温世珍空前绝后的“辉煌”，此后，在日本人眼里，伪天津市长这个位子就再也没有合适的人选，以致在后来两年多的时间里竟换了四任市长。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天津的傀儡政权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治安强化” 越治越不安

1940年以后，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各个战场上不断取得胜利，日本侵华的战线越来越长，于是，日军提出“军民分治”的策略：把军事主力投入到对解放区的进攻上，沦陷区则主要依靠汉奸加紧统治。从1941年3月至1942年12月，天津及整个华北地区先后经历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足见其加速沦陷区殖民地化和长期统治华北的野心。

伪天津警察车队在接受检阅

1941年3月30日，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开始。伪天津市政府组织军事演习和“反共”游行等活动，企图震慑天津人民，抑制反日情绪；对市民思想、言行进行检查，监视抗日积极分子的行动，强迫市民悬挂伪政府旗帜；同时派人“慰问”“感谢”日本驻津机构、军队，向侵略者献媚。

7月7日，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开始。在日本宪兵队的领导下，由伪警察局等建立“灭共网”，以我党地下工作人员和进步人士为打击对象，进行疯狂的追捕和迫害，甚至有些无辜市民也被扣上“八路探子”“通匪资敌”或“抗日嫌疑”等罪名，惨遭刑讯、凌辱或杀害。

在11月1日开始的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中，日伪当局在全市设立20余处物资检查所，以阻止物资流入抗日根据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应付战局，稳定后方，日军和伪政府于1942年3月30日又开始为期两个半月的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日伪当局统计市内各粮栈、粮库及粮店的存粮，封存大米、面粉，作为日本军用物资，不许市民食用；实行了粮食配卖制度，按户发票购买；提倡“代用食粮”，实际就是把粮库里积存多年、早已霉烂变质的粮食，掺杂带有泥沙的糠麸、豆饼及喂牲畜的饲料等，磨制成又苦又辣又牙碜的“混合面”。这种“混合面”难以下咽，吃下去还会得病。那时，码头、车站的搬运工人和马路上的人力车夫因饥饿而倒毙街头的现象屡见不鲜。

在同年10月8日开始的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中，全市所有道口、桥梁、渡口、水电站、仓库、工厂等重要地点，均有警察严密把守，并每日派督察员不定时抽查。

野蛮掠夺 人人须“献金”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主要目的就是侵占中国广阔的土地，攫取丰富的资源、广大的市场和充足的劳动力。早在1935年12月，日本就在华北设立兴中公司，担当着统制华北主要国防产业的角色，其在津设立天津电力公司、塘沽运输公司等。天津沦陷后，日军将天津视为“大东亚圣战”的“基地”和“兵站”，不断加强对天津的经济掠夺。

兴中公司独资垄断与统制长芦盐的开发、生产与对日输出，至1939年8月，其军管的永利化学厂生产纯碱34285吨、烧碱1483.05吨，久大精盐厂生产精盐3.5万吨，全部输出日本。

塘沽运输公司统制和垄断了天津港进出口装卸和船舶运输业，为日本军队及物资顺利运入和华北的煤、铁、盐、棉等资源输出日本提供了必要的保障。至1938年底，该公司已拥有300吨级船舶3艘，一般船舶20艘。

“献金”“献铜(铁)”是每一个天津卫老人都经历过的事。当时伪政府明令，上自军政要员，下至平民百姓，甚至是幼稚园的孩子们都要参加此项活动。具体规定为：所有公署及所属各机关公务员，凡薪给在519元以上者，一律按原薪额三成为一次“献金”；各公私学校，所有校长及教职员献纳薪俸的1%，专科以上学生每人献纳1元，中等学生每人献纳5角，小学生及幼稚园学童每人献纳1角；凡本市居民均应献纳，以每人1元为最低额。

汉奸们狗仗人势，把老百姓家里的铜锁、铜盆、铜锅都搜刮一空，献给日军做子弹、炮弹。相声演员常宝堃在演出传统相声《耍猴儿》时，现挂了一段“包袱儿”：

甲：咱俩耍猴儿，我得把你的头当锣敲。

乙：你的锣呢？

甲：都献了铜了。

这个包袱在老百姓中引起强烈共鸣，人们不禁拍手称快。但第二天常宝堃就被抓进了伪警察局。

“献铜”“献铁”堆积场

此外，日军还在天津郊区大肆掠夺土地，建立长期供应军粮的“基地”，并通过其农业垄断组织控制粮食生产和购销，绝不准中国百姓自由种植、运销和食用，如有违抗，一经发现，立即严惩。这实质上是以剥夺天津广大民众的生活资源，来保证和维持侵华战争与日本侨民的生存。据统计，日军在天津郊区共设立了120余处农场，掠夺土地达92万亩，约占当时天津可耕地面积的一半。他们强迫当地农民或一些“游民”当佃户，从事奴隶般的劳动。佃户除负担沉重的租额外，余粮全部由日军贱价或无偿收购充作军粮。

虐杀劳工 造人间炼狱

天津是日本实施“以战养战”政策和扩充军备生产的主要战略资源供给地，当地民众成为其“强制劳动”暴行的最大受害者之一。据史料记载，从1940年至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从天津抓走的劳工为73374人。

1943年，日军在塘沽设立了劳工华北转运站——劳工营。营中有4座关押劳工的铁顶仓库，环境恶劣，加之日军非人的折磨，劳工死亡者不计其数。死亡的劳工被抛进塘沽四号码头的“万人坑”，一息尚存的劳工也被生生活埋！1944年初冬的一个夜晚，忍无可忍的劳工们集体暴动，结果在日军机枪的疯狂扫射下，二号房200余名劳工无一生还。次日凌晨，窗台、院中、铁丝网上到处都是血肉模糊的尸体！

在日军操纵下，天津设立的会记公司成为集中华工的总机关，他们将依劳工人数领取的大批粮食囤积贩卖，而以少量粗、杂粮掺杂土质配给工人；每日所领宿膳费，则是得十付一，按月发给工人；为防止劳工逃跑，会记公司周围安设了电网，日军、汉奸持枪警戒，形同监狱。

劳工被送往东北时，日伪军警将他们装入闷子车（有铁棚的火车，无窗，不通风）里。一次，适逢酷夏，劳工多因饥渴燥热而中暑，一路上就死了十几个人，尸体在高温下迅速腐烂，被弃之荒野。劳工被送到东北后，分发各工厂从事挖煤窑、挖战壕等最低等、艰苦的工作。遭受迫害的劳工达10余万人。在日寇的铁蹄下，矿山深处，无数饥寒交迫的劳工悲惨地死去，而他们的家人还在天津城苦苦地等着，盼着。

利用中国的资金、市场、劳动力来实现其“以战养战”罪恶目的，这既是日本侵略者在华经济侵略和掠夺的本质，也是华北沦陷区殖民地经济的本质，这一笔笔血债是无法用金钱来计算和赔偿的。

天津市档案馆提供照片档案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5年11月20日 总第2839期 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