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4月，毛泽东在武汉会见李达（中）。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写于1937年7月和8月的《实践论》《矛盾论》做了重要修改，并分别于1950年12月29日、1952年4月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作为著名哲学家，李达结合自己的专长，对这两篇文献进行了详细解读。《〈实践论〉解说》长达6万多字，先是在1951年《新建设》杂志第三卷第六期和第四卷第一、二、三期连载，后来于是年7月由三联书店出版单行本。与《〈实践论〉解说》一样，《〈矛盾论〉解说》也是先在《新建设》杂志上连载，后来由三联书店出版单行本。写作过程中，为准确起见，李达将部分稿件寄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对稿件做了认真修改，并于1951年3月27日、1952年9月17日给李达回信。1954年，毛泽东发动了对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运动。李达积极响应，并把他撰写的《胡适思想批判》和《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寄给毛泽东审阅。12月28日，在去信8天之后，毛泽东便给李达回了信。

　　1978年12月25日，在毛泽东诞辰85周年前夕，《哲学研究》第12期将前述三封信的内容和影印手迹首次公开发表，题为《毛泽东同志给李达同志的三封信》。《人民日报》在这一年的11月29日还对此进行了预告，并于12月28日予以转载。

以身作则学习哲学

　　早在1941年，毛泽东在为《农村调查》撰写的序言中就谦虚地表示：和全党同志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李达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又是著名的哲学家，毛泽东对他十分尊重，真诚地向他请教，并认真地学习他的著作。

　　“鹤鸣”是李达的号，在这三封信中，毛泽东都称呼李达为“鹤鸣兄”。此种称呼，尤为亲切。第一封信的开篇，毛泽东告诉李达：两次来信以及《〈实践论〉解说》的第二部分均已收到，“谢谢您！”一个“您”字，更是体现了一位大国领袖对一位哲学家的尊重。

　　从信的内容看，毛泽东对李达的理论研究工作总是给予赞扬和鼓励：“极好”，对“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觉得很好”，“对读者帮助更大”，“这是很好的”。此种话语，出现多次，赞赏之情，可见一斑。毛泽东对李达《〈实践论〉解说》第二部分有一处小的修改，他没有要求李达照改，而是“请加斟酌”；毛泽东建议李达对一些哲学基本概念加以说明，同样没有要求李达照做，而是用“未知以为如何？”此种商量的语气，毫不强加于人，这是对李达的尊重，也是对哲学、对知识的尊重。

　　此种尊重，由来已久。1937年5月，李达撰写的《社会学大纲》由上海笔耕堂书店出版。这是他的主要代表作，书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李达辗转寄给远在延安的毛泽东一本。此时的毛泽东正在从理论的高度研究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这本书来得相当及时。在阅读过程中，毛泽东在书上做了很多批注，并画了许多竖线、横线、斜线、浪线、三角、问号和圈、点、叉等各种符号，还改正了书中一些错排的文字和标点。20多年没有写日记的毛泽东，还在《读书日记》中记载了读这本书的进度。1938年2月1日，毛泽东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二十年没有写过日记了，今天起再来开始，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点学问。”“看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一月十七日至昨天看完第一篇，唯物辩证法，从1—385页。今天开始看第二篇，当作科学看的历史唯物论，387—416。”毛泽东的《读书日记》，每天只记录看书的进度。如2月6日记“页458—472，第二篇完。第三篇，社会的经济构造，页473起，484止”；2月9日只记“页507—550”；哪天因为工作忙，未能看书，他也如实记上“没有看书”“没有看”或“未看书”“未看”几个字。在3月16日的日记里，毛泽东写道：“P831—852，本书完。”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毛泽东读了多遍，从《读书日记》来看，这一遍阅读前后用了两个月的时间。除自己认真阅读之外，毛泽东还向延安哲学研究会和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推荐此书，并致信李达希望他再寄10本到延安，以满足干部学习哲学的需要。

尊重知识 严谨治学

　　毛泽东的治学态度是科学的、严谨的，他一贯倡导实事求是和一丝不苟的学风，始终认为他自己的著作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经验的积累以及认识的深化而予以进一步完善。

　　在解说《实践论》的过程中，李达纠正了原著中的个别提法。例如，原著中提到：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李达没有盲从原著，而是实事求是地进行了纠正，只把义和团算做排外主义。这一改动，得到毛泽东的认同。在第一封信中，毛泽东特意提到，《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待出选集时“拟加修改”。不过，1951年10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这句话尚未按毛泽东在这里表示的意见修改。1991年《毛泽东选集》再版时，编者在这句话后面加了一个注释，把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拟加修改”的意见予以说明。

　　在第二封信中，毛泽东提到一处改动。他告诉李达，《矛盾论》中“无论什么矛盾，也无论在什么时候，矛盾着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这里的“也无论在什么时候”应该删掉。这不仅是文字上的修改，而且是观点上的纠正。这是因为，矛盾诸方面暂时的平衡还是存在的，如果矛盾的诸方面，无论在什么时候，其发展都不平衡的话，那就把不平衡绝对化了，事物就会变动不居、不可捉摸。毛泽东发现了这一点，及时进行修改，并提醒李达写解说时加以注意。

　　毛泽东对《〈实践论〉解说》的修改，有两处李达觉得欠妥，便又进行了改动，但毛泽东并没有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不尊重。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之前，毛泽东还将文稿寄给李达征求意见。

鼓励唯物论的通俗宣传

　　毛泽东一贯主张要通俗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倡导“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他致李达的信较好地体现了这一主张。

　　第一封信中，毛泽东认为《〈实践论〉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他建议李达，待第三部分完成后，应当出一个单行本，“以广流传”。在信的最后，毛泽东反思道，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为此，他希望李达多写一些这方面的文章。第三封信里，毛泽东再次赞扬李达：“你的文章通俗易懂，这是很好的。”像第一封信一样，这封信也对李达提出建议，希望李达再写文章时能够对哲学的基本概念，利用适当的场合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能够看懂”。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毛泽东有深远考虑，即“要利用这个机会，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短短两封信，表达了毛泽东要通俗地进行理论宣传，使广大干部多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殷切期望。

　　李达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从比较重视学理研究转向全力为大众哲学服务，以通俗的语言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推动干部群众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掌握科学的方法论，使哲学成为其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武器。《〈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为哲学的通俗宣传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先后多次再版，深受欢迎和好评，成为当年广大干部群众的重要读物，为解决毛泽东忧虑的成百万党内外干部不懂哲学的问题做出要贡献。

1954年12月28日，毛泽东写给李达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