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开始向外扩张，甲午战争后侵占中国台湾，将福建划为势力范围，并企图吞并整个中国和亚洲，特别是福建华侨最为集中的东南亚一带。在抗战时期，福建省有300多万人侨居海外,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福建籍海外华侨们遥望故土，密切关注着国内的局势，日本侵略者的每一个侵略举动都触动着他们的心，并激起他们强烈的爱国抗日之情。

1939年，南侨机工车队在滇缅公路上留影。

抗战爆发后，闽籍华侨积极捐款、捐物，支援祖国抗战。

1928年5月3日，日军进攻山东济南，杀害特派员蔡公时，并进行大规模屠杀，制造了济南惨案。该惨案发生后，著名福建籍华侨领袖陈嘉庚联合新加坡各界华侨，组织成立“山东惨祸筹赈会”，他当选为主席并领导开展赈济活动。海外华侨们反日情绪高涨，他们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不买、不用日货，提倡使用国货。

5月12日，从菲律宾怡朗寄回福建的侨批（海外华侨寄回祖国家乡用以赡养亲属的信、款合一的汇款凭证）封上就盖有抗日诗歌的印戳：“奉劝诸君要记得，东洋货色买不得。如果买了东洋货，便是洋奴卖国贼。”

1939年6月29日，闽籍华侨陈嘉庚回复宋子良（宋庆龄的弟弟）函。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广大华侨义愤填膺，强烈抗议日寇的侵略行径，纷纷以停止娱乐活动、商店下半旗、佩戴黑纱等方式声援国内的抗日运动。在从南洋寄回的侨批封上满是“抵制日货、坚持到底、卧薪尝胆、誓雪国耻”等印戳，表达了海外华侨的抗日爱国热忱。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炮声同样震撼了海外侨胞们的心。新加坡华侨成立“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由于福建籍华侨人数众多，因此在该委员会的32名委员中福建籍委员占了14名，陈嘉庚也被推选为主席。

1938年10月10日，来自马来亚、新加坡、菲律宾等国45个城市的华侨代表开会决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陈嘉庚任主席，福建籍华侨庄西言、李清泉任副主席，团结和组织广大南洋华侨支援祖国抗战。南洋华侨实现了大联合，集中一切力量，为支援祖国抗日救亡而共同奋斗。1938年10月，陈嘉庚还通过福建新闻社向重庆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二次大会提交了电报提案。该提案通过后，提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的口号。

华侨背井离乡到海外谋生，他们辛勤劳作有所积蓄后，又经历了艰苦的投资创业过程，才渐渐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旧中国长期陷于战乱，经济基础薄弱，与敌作战又需要大量的军费开支。国难当头之际，广大海外华侨便视捐款、捐物为己任。陈嘉庚告诉闽籍侨胞：“抗战重在出钱、出力，我闽省兵力不及他省，我闽侨应多出钱，以补省内出力之不足。”300多万福建籍华侨积极捐款、捐物，支援祖国抗战。陈嘉庚生活非常简朴，却率先每月认捐2000元，购买救国公债10万元。黄炎培动情地说：“发了财的人，而肯全拿出来，只有陈先生。”胡文虎倡导“国家兴亡，人各有责”，一次就捐献200万元，并先后3次认购救国公债300万元。

1937年到1941年，福建籍华侨共计捐款近1亿元，以及捐献飞机217架、坦克27辆。据南侨总会的统计，从抗战开始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4年时间里，华侨平均每年捐款达1.6亿元，占当时我国军费的三分之一，有力地支援了祖国的抗战。

当战火燃烧到祖国的土地上时，许多华侨青年辗转返回祖国，奔赴各个抗日战场。他们有的组成慰劳团、救护队、服务团等为抗战前线和后方服务；有的直接穿上戎装，征战沙场。

南侨机工是海外华侨抗日救国团体应祖国政府请求而派遣的规模最大的一支队伍。

在抗日战争中，我国沿海各口岸先后被日寇占领，1939年国民政府为打破日寇封锁而抢修的滇缅公路开始通车。当时，滇缅公路是我国唯一的抗日补给国际通道。为保障这条抗战后勤补给线的畅通，急需大量技术娴熟的汽车驾驶员和修理工人。得知消息后，南洋总会于2月7日发表《南侨总会第6号通告》，号召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共有3200多名南洋华侨积极响应，回国担任汽车司机及修理人员，以保障滇缅公路的畅通。在这些舍小家为国家，慨然选择冒着生命危险回国服务的南侨机工里，福建籍华侨达800多名。由于日寇对滇缅公路不停地轰炸袭击，1000多名南洋华侨机工为抗战献出了宝贵生命。

据统计，从1939年7月至1942年7月，滇缅公路运送的军需品等物资共计45.2万吨。南侨机工平均每天承担的军事物资输入量保持在300吨以上，被誉为抗战运输线上的“神行太保”。

抗日战争中，海外华侨团结一致，倾尽人力、物力、财力支援祖国，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抗战期间，闽籍华侨胡文虎为捐助两辆救护车致福建省主席陈仪的信。

福建省档案馆提供档案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5年11月13日 总第2836期 第三版

来源：《中国档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