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国立同济大学学生在四川省南溪县李庄禹王庙内听课。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我国大片领土的同时，也对我国的高等教育进行摧残和破坏。为保存和发展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从1937年秋，全国各地高校无论是国立、私立，还是教会学校均纷纷挥泪告别昔日宁静的校园，开始了艰难困苦的内迁流亡之路。其间，由各地先后迁入四川省的高等院校共计48所，占全部108所高等院校的44％。四川人民为支援抗战，保存全国教育事业的命脉，谋求高等教育的平衡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流离失所 历磨难入川

全国各地高校迁川，主要通过三条路线：第一条是由汉口溯江而上，经宜昌，入夔门，过万县，到重庆；第二条是从湖北经安康，入汉水，走汉中，取道川北入川；第三条是从桂林经贵州入川。

高校迁川，大体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37年至1939年，全部或部分迁川的院校有31所；第二个时期，自1940年下半年至1943年春，又有11所高校迁入四川；第三个时期，自1944年夏季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经过这三个时期的搬迁，共有48所高校先后迁入四川，其中重庆26所、成都7所、璧山3所，万县、江津、乐山各2所，巴县、三台、金堂、泸县、南溪、江安各1所。

内迁四川的高校，除少数是溯长江而上直接入川的以外，大部分高校都因国民政府对高校的迁移工作没有整体计划，缺少指导，更无切实的支持，致使学校往往经过几度搬迁而难以安身；每至一处，喘息未定，便又因战事逼近而不得不继续流亡。搬迁次数最多的是国立同济大学，经历了7次大搬家。该校在“八一三”淞沪会战前，撤离吴淞，迁往上海市区；后因战事日趋紧张，决定内迁。该校先后迁往浙江金华以及江西赣州、吉安，历尽磨难于1938年7月迁入广西八步，随后，又迁到云南昆明，并于1940年冬开始陆续撤离昆明，迁往四川省南溪县李庄。

全部迁川的高校有大学14所、大学研究所2所、独立学院13所及专科学校19所。迁川各高校，除国立中央大学、武汉大学、中央政治学校等少数几所外，一般规模不大。因辗转搬迁，各校教职员和学生的人数不断减少。据国民政府教育部报告：抗战前，全国大学及专门学校学生4万余人，教职员约7000人；到1938年，学生减少了2万人，教职员减少了2000人。

由于遭受国破家亡之痛，迁川各校师生远离故土，在搬迁途中又饱受颠沛，所以他们从事教学、学习及科学研究，一般都十分刻苦认真，同时，参加各种抗日民主进步活动也较为积极。

入川之初，大部分高校只能借用破旧庙宇、祠堂当校舍，大都简陋不堪。如国立武汉大学先后借用乐山嘉定文庙、崇圣祠、三清观、大佛寺等处，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十分不便。

战争旷日持久，物资奇缺，米珠薪桂，政府救济更是杯水车薪。教师的薪金锐减，七折八扣，入不敷出，生活难以为继。学生的生活更是清贫不堪。

慷慨接纳 共促进发展

抗战时期，作为“大后方”的四川，在短短的时间内要接纳安置如此众多的高校，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四川的民众和地方政府机构对历经颠沛，从广大沦陷区迁来的高校师生们给予了援助。如国立同济大学入川时，“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应”，四川省南溪县李庄乡绅慷慨解囊，解决了该校的燃眉之急。四川人民的热情与支持，使迁川各高校师生虽饱受搬迁之苦，也为求得一席安身之地而深感欣慰。

大批高校迁川之后，形成了四川地区文化与教育界人士相对集中的局面，在客观上给四川文教界创造了一个极好的学习借鉴的机会，也为四川教育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四川省教育厅提出：“要因利乘便，利用各大学的设备与专门人才，加强合作，做好各种推广工作，促进四川省教育文化建设事业。”一是利用迁川大学的专门人才指导所在地区中等学校的教学工作，并为他们解决教学中遇到的各种难题。如所制订的职业教育计划以及中等学校分区辅导办法均请金陵大学、齐鲁大学等校教师参与会商，并协助实施。二是与各大学切实合作，如举办学术讲座、讲演，推广农业合作运动，指导医药卫生，指导和推广职业补习教育等。三是借助众多大学迁川，为学生升学提供便利条件，创设清寒优秀学生助学贷款及奖学金。

在迁川高校与文教界人士的积极参与和推动下，四川的文教事业在短期内得到了较快发展。国立中央大学新设师范学院拥有常道直等一批著名教授。一些著名的文化人士，如徐悲鸿、潘天寿、马思聪、戴爱莲等，也举办过画展或音乐会。而教育界人士积极参与教育管理与建设，产生了巨大影响。如在四川省教育厅内，省外的教育界人士纷纷担任要职，较为著名的有主任秘书陈伯钧，主任秘书兼督学室主任章柳泉等，而教师参与教育行政办学成绩显著的也不乏其人。

一些著名的专家、学者对四川教育的帮助指导，大大改善了省内教学的质量。如冯友兰、梁漱溟和国立东北大学姜亮夫、武汉大学的叶圣陶等都先后担任暑期教师讲习会的讲师，分期分批对当地教师进行教学示范。叶圣陶曾担任四川省教育科学馆第二组主任，参与改进中学语文教学的工作，编辑有《精读指导》《略读指导》《小学生诗选》等教学补充读物，并代表教育厅对成都近郊各县的国文教育进行巡视指导。此外，四川省教育厅还与梁漱溟合作兴办南充民众教育馆，与晏阳初合作开办新都平民教育实验县，并请冯玉祥、冯友兰等人到迁川各高校进行各种讲演。

1945年，抗战胜利后，迁川各高校在经历了8年的流亡之后，开始陆续返乡。到1947年春，迁川的大部分高校返回原址；有一些私立院校因各种原因而留川，或另创新校，或由川人接办、变换校名。与此同时，也有一些知名的专家、教授留在了四川，如宋君复、刘承钊等人，继续为四川教育事业的发展不懈努力。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5年11月6日 总第2833期 第二版